中國官方媒體一項最新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有45%以上的黨政幹部，55%以上的知識份子，以及將近58%的公司白領認為自己屬於「弱勢群體」。中國大陸各階層普遍存在的弱勢群體心態究竟反映出了何種社會現實呢？就此，自由亞洲電臺記者何平邀請北京理工大學的胡星斗教授和旅美政治學者王軍濤博士進行討論
記者：「最近中國官方媒體做了一項有關社會問題的調查。顯示中國近五成的黨政幹部、主要高校的知識份子、以及從事商業活動的一些公司白領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的比例也都超過了50%。我想問一下胡星斗教授，您是怎麼樣看待這樣大比例的社會公眾認為自身處於弱勢群體，體現了什麼樣社會狀態？」
王軍濤博士：「我認為在中國的確人人都是弱勢群體。弱勢群體它首先就可以劃分為絕對弱勢群體與相對弱勢群體。可以說我們的工人、農民他們很多都是屬於絕對弱勢群體；而官員他們是屬於相對弱勢群體。當然現在官員在他的官位上恐怕也缺少他的自主性，也受到上級官員以及官場的各個方面的制約，使得他很難發揮作用，甚至他們只能夠像奴才那樣的去生活。可以說他們的公民權利也是完全沒有保障的。在民主國家官員他本來就應該是弱勢群體。只是為民眾服務的這麼一群人。但是在中國似乎人們感覺到官員他應該是強勢群體；應當是特權擁有者。在這種一人之上，萬人之下的體制中，實際上誰都是處於缺乏權力，沒有安全感這樣一種狀態。所以，我就想起像朱元璋時期，可以說官員們在老百姓的眼中看來他們都是所謂的人上人。但是那些官員們在那種專制體制之下，他們的生命安全也是得到不了保障的。所以，那些官員們上朝去見朱元璋，開朝會的時候，往往與自己的妻子、兒女都要灑淚而別。目前中國的官員其實也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在這樣一個缺乏法治的社會，對於這些官員們，他們也都是不安全的。」
記者：「剛才胡教授特別提到了有關官員們與目前政治制度的一些關係。王軍濤先生您是怎麼看待目前中國的黨政幹部近50% 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這樣一個社會現象呢？」
王軍濤博士：「我比較同意剛才胡星斗教授的分析。實際上我認為這些官員還是強勢群體，因為我們在講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時候，實際上是這個群體相對其他社會群體來說，在一種競爭性的資源和成果機會的分配過程中，那麼它到底佔什麼位置？毫無疑問中國的官員佔位置是最好的。那麼，前十年還有人說，大家講下海，官員都想下海經商，現在大家都還是把做官當作是最重要的一個謀取目標。但是為什麼官員現在又是弱勢群體呢？我覺得他們實際上混淆了一些東西，這個位置就是剛才胡星斗教授說的不安全、不穩定、不可靠。但是當官有點兒是高危職業。他頭上有三把刀。第一刀就是官場上的派系鬥爭；第二把刀就是查腐敗。現在紀委掌握所有的舉報材料，當然有真有假。但是紀委查誰？不查誰？官員認為不確定性太大；第三把刀就手千夫所指。就是中國老百姓對官員非常不滿意。現在你看中國老百姓仇官仇富的心態非常重。只要官場和老百姓發生衝突，一定是官員的錯誤，這是老百姓的心態。在這種情況下，主要的問題還是在制度上。剛才胡星斗教授也講了中國沒有法治。沒有法治的情況下，不僅老百姓是弱勢群體，而且當官的也是一個高危職業，他舉了朱元璋作為例子。實際上我們還可以舉文化大革命的例子，周恩來當時的處境比現在多數當官的還要糟糕。如果他們是弱勢群體，那周恩來都算是弱勢群體，那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在中國是強勢群體。而今天在中國，從胡錦濤也沒有像毛澤東位置那麼穩固，因為他還有江澤民，下面還有薄熙來、習近平等等都在寄於這個位置，甚至將來也會有什麼政治抱負都說不定。所以，我覺得在中國這個情況下，所謂的弱勢群體調查確實折射出了中國現在存在的制度性的問題。如果不改變這個制度的話，人人都是受害者。」
記者：「胡星斗教授我注意到最近您就中國目前的社會狀況，提出了中國後改革時期的概念，那麼這樣大比例的弱勢群體的心態，您認為反映了中國目前社會的一種什麼樣的現實呢？」
胡星斗教授：「我認為整個社會大家都沒有安全感。最主要的根源還是中國社會缺少實現社會公正的機制。我們國家是以穩定壓倒一切。整個社會的目標似乎就是穩定。就像過去那些漢學家說在中國古代太平就是政府要到達的一個目標。目前中國也是一樣，跟幾千年的社會是一樣的。為了暫時的穩定，它可以犧牲社會公平與正義。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就會變成一個相互不信任，相互仇視這樣的一個社會。人們對官員是仇官，對商人是仇富。這種心態的確在中國是非常的強烈。我想最主要還是缺少一個公正的社會機制以及中國的政治體制沒有得到改革。幾千年的官本位的體制，這種特權社會體制，不僅完全延續下來了，在49年之後而且還得到了強化。我們的政治和經濟實際上是反向運動的。政治官僚體系越來越龐大，特權反而是通過讓他們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得以強化。整個社會就顯得更加的不平等。所以，我認為這一根源還是特權的體制以及公平、正義無法在中國實現。所以，就造成了大家都自認為是弱勢群體這種狀況。」
記者：「剛才胡教授特別提到一種公平、正義的社會體制，我想另外一部分這樣大比例的公眾包括官方的行政幹部認為自身處在弱勢群體的狀態無非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另外一方面和社會制度的一些保障措施有關。那麼，王軍濤先生您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
王軍濤博士：「確實，如果假如對其他的集團來說可能官員都知道可能自己還是個強勢群體，當然比他的上級可能不行了。因為中國也有一個研究說大概400個家庭掌握了中國70%的財富直接和間接的。而這些都說明在分配資源的這個過程中，無論是競爭還是惡鬥的過程中，誰能夠有最後的決定權和發言權? 這些多數官員要在這個標準上也是弱勢群體。但是，我覺得這些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實導致官員和我們看到的這些強勢群體包括高級知識份子，包括一些大的企業家，他們覺得這個弱勢群體主要還是安全性。在一個正常社會的安全性，就是剛才主持人問到的問題。這個社會的社會保障機制怎麼樣？社會能不能給你一個有人性尊嚴的還能夠保持身心健康的這樣一些條件和機會？那麼，在這方面中國是非常弱的。對這些官員來說，如果他們都覺得是弱勢群體，我覺得更多的是這個國家沒有民主、沒有憲政、沒有法治，那麼就導致沒有這樣一個正義的制度。這就是一個社會保障機制問題。可以有貧富差距問題；可以有權大、權小；但規則要平等，機會要公開。我個人覺得如果沒有一個民主的制度、沒有一個自由的制度、沒有一個人權的制度、沒有一個法制和憲政的制度，中國即不能夠提供我們說的實質性的正義，也不能夠提供程序性的正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