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社會的多樣化，中國當代文學也不再像以往那樣具有統一的特徵，而是漸漸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個性化發展；對於政府設定的禁區，國內文學界依然不敢涉足，使之成為流亡作家的領地。
《法蘭克福匯報》（12月3日）發表題為「從吃人者到賣血者」的長篇文章，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作了系統地梳理。
在論述當代中國文學狀況時，作者感到，今年秋天問世的諸多新作，「難以形成一個特徵，可以讓人立即與這個國家的舊文化或者一個新的民族性格相聯繫。」
作者寫道：「1989年的北京大學生運動被血腥鎮壓之後，90年代大力推進市場經濟，社會也失去其統一主體。共產黨堅持其廣泛的掌控要求，思想和文化環境明顯地四分五裂。在當前的中國文學中，也就出現時代小說的完全不同的層面，對大都市生活的常常毫不掩飾的描繪，在90年代主要是王朔的‘流氓小說’，現在更接近的是朱文（《我愛美元》）或許則臣（《跑步穿過中關村》）等作家，到上海的寶貝文學的不同種類，一些出版社近年來通過翻譯出版試圖展示：中國在生活方式上已經彌補。」
作者接著寫道：「在中國，人們喜歡將作者按照出生的年代來劃分，以此來同時強調變化的速度，每一個10年都開始一個新的一代。目前佔統治地位的‘80後’一代，像賽車手韓寒那樣尖刻地與以往所有年代的人相脫節，否則就像青少年作家郭敬明那樣輕鬆地適應包圍他們的消費文化。」
作者指出，「這一切都是並行的，關於質量標準，幾乎沒有一個可靠的、獨立的文學批評形態的懇切而公開的交流。如同在其它文化領域一樣，司空見慣的是，書評是由出版社委託人去寫並支付報酬，其權威相應很小。唯一的決定性當局是由‘新聞出版署’的審查員們構成，儘管出版業的多樣化和私有化大有進展，他們在一定的題目上，比如政黨、宗教和‘分裂主義’，還是毫不放鬆控制。這就導致了新的文學雖然描繪社會的迅速多樣化，但是實際上卻從不涉及其後面的政治機構，即各種表象的共產黨。這依然是流亡作家的保留題目，比如在倫敦生活的馬建，他剛剛出版的德文版小說《北京昏迷》就是描寫鎮壓大學生運動的。」
作者認為，「在中國不同地方生活的廖亦武是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例外，他多年來與社會邊緣人進行的談話錄（德文版剛剛出版，書名為《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中國底層訪談錄》）毫不關心任何政府設定的禁區，以這種方式用個人的許多故事設計了一個與官方歷史敘述截然相反的圖畫。但是卻不許廖亦武參加圖書博覽會。」
作者最後寫道：「要想接近其作者的話，很可能只能共同來讀懂這個具有過分和差異、同時又喜歡未來和絕望地尋找自我的國度。這種缺乏‘儀軌’的文學，同時也是其質量之所在。否則，偉大的錢鐘書早在1945年對這個從其遺留下來的緩慢狀態解脫出來的、與世界接軌的文學的預言就會生效：那最好的當然會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