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美國金融危機初現之時，《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戴維·布魯克斯寫了篇文章，《負債文化》（The Culture of Debt， 見該報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２日），批評美國人不顧償還能力亂借錢，導致房貸危機。作者感嘆同胞們正在失去艱苦樸素的新教文化傳家寶，資本主義金燦燦的江山就 要變色了。
很多人都知道，西方社會學的鼻祖馬克斯·韋伯寫過一本有名的書，《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比較少為人知的是，韋伯還寫過一篇題為《新教教派和資本主義精神》的論文，專門討論新教文化對美國商業的影響。
韋伯出名後，於１９０４年受邀赴美國講學。韋伯發現美國社會有一個對歐洲人來說很奇怪的現象。在美國，宗教和國家的分離相當徹底，這又是一個移民國 家，人們失去了與故土教堂的聯繫，為什麼當時的美國卻只有６％的人不參加教會活動，遠低於歐洲的相應比例？更奇怪的是，美國人還非常虔誠，吃飯、做生意都 要問你是哪個教派的（新教分聖公會、浸禮會等很多教派）。
韋伯的論文裡有些很具啟發的例子。某次，韋伯在火車上碰到一個推銷員，這位老兄說：我不管你信什麼，但是，如果一個人不隸屬於任何教派，我連五毛錢都不會賒給他。推銷員問：如果他什麼都不信，我憑什麼相信他？
當時美國有大量德裔移民。韋伯曾去北卡羅裡納州看望親戚，並不信教的親戚帶他參觀當地浸禮會的洗禮。十月初的天氣，已是相當冷。受洗者毫不猶豫地跳入 池塘，完全浸沒自己。親戚指著一位年青人說：哈哈，我就知道這傢伙會受洗，他打算在這裡開銀行呢。韋伯問：是否浸禮會信徒只信任本會教友的銀行，而且人數 多到足夠支撐他的生意？親戚說：這倒不見得，不過，浸洗之後，他的生意就有保證了。
原來，當時浸禮會對受洗者有嚴格要求。只有那些從小品行端正的人，才有資格加入。不要說賴帳的進不去，就是愛跳舞、愛打牌、經常上館子的都進不去。進 了教派，就相當於拿到了道德合格證，在商場就有了信用。不但本地人信得過，就是出遠門，只要亮出教會的受洗證明，人們也會放心借錢給他，賒購更沒問題。就 算一時銀根緊，債主知道，教派為了自身的聲譽也會擔保他，展延幾天沒關係。反之，如果某人因為道德問題被教派除名，生意倒閉的日子，通常也不會隔得很遠。
黃仁宇先生曾說：資本主義「從技術的角度看來，其精義在負債經營」。美國經濟起飛時節，既沒有計算機又沒有網路，很難驗證某人的財務記錄，交易者如何 知道對方的信用？他們詢問彼此的教派，他們相信的是教派的聲譽，相信你既在教派之中，應為誠實之人。正是這樣的教派，使得負債經營最終成了美國生活方式的 一個顯著特點。
注意，老農並沒有說資本主義是「道德」的。正如西方社會學所尊崇的另一位鼻祖卡爾·馬克思所說，「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 髒的東西」（當然，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馬克思也會指出：比起之前的社會狀態，資本主義是一種偉大的歷史進步）。對於工人和奴隸，原始積累很不仁慈。但 是，不可否認，商業交易需要一種簡單的誠實：不賣假貨，不付偽幣。而在美國內戰結束後的經濟起飛時期，這一誠實主要是由新教教派保證的——或者說，並不是 像國人通常以為的那樣，商業誠實僅靠法律強制。
只是這一商業誠實，在韋伯之後一百年，演變成為無節制的借貸，或許也算是生活的辯證法。布魯克斯的文章見報之後不久，《紐約時報》發表社論（The College Credit Card Trap，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８日），要求國會盡快通過大學生信用卡管理條例之類的法規。社論說，銀行在校園裡亂髮信用卡，害得很多大學生背上永久性經濟 包袱。整篇社論裡，沒有一句提到這些學生的個人責任。社論標題裡就用了「陷阱」（trap），似乎大學生都是天真的小綿羊，懵懵懂懂掉入信用卡「陷阱」。
這就是美國偏民主黨左翼媒體的典型思路：如果你有個人經濟問題，第一個原因是銀行裡那些有錢的傢伙騙了你，他們有罪；第二個原因是政府裡有權的官員沒 有把你保護好，他們有過。哪怕每次刷卡你本人必須簽字，哪怕你已經二十來歲而且受著高等教育，你仍然不必對自己的行為嚴肅地負起責任來。
難怪偏共和黨的保守派布魯克斯要感嘆新教文化的衰亡了。不過，在文章結尾，他還是樂觀的，他認為經濟危機會迫使美國人重新揀起那些古老的美德。
布魯克斯的文章寫於歐巴馬上臺之前。歐巴馬進入白宮後的一年來，他和民主黨掌握的國會一次又一次通過法案，政府出錢，寬待那些因短視或貪婪而背上過重 房貸的人。於是，份量更重的人說話了。哈佛大牌教授尼爾·弗格森在最新一期《外交》雙月刊（今年３／４月號）裡發了篇文章，《複雜性和崩 塌》（Complexity and Collapse）， 討論帝國垮臺的問題。弗格森借用了不少物理和複雜性理論的說法。他說帝國相當於著火前的森林，處於自組織臨界性之中。著火的後果是不可測的，可能小火被扑 滅；也可能星火燎原，發生相變，森林被燒燬。而「火種」往往來自財政問題。作者最後說：華盛頓，你被警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