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經有過的電大天堂裡，我是老師。八二年回到長江儀錶廠，帶著前三年在電大的勞累與艱辛，我繼續以發瘋的熱情投進工作，八三年，我被評為重慶市職工教育幹部先進個人，它出乎意料地幫忙證明我不僅是「幹部」，而且還是先進幹部，它結出一粒果——八四年，我再次走進電視大學，作為一名學生。我倍感安慰，種下去龍種，收穫的是龍種。
黨政幹部班是大學專科，帶薪讀書兩年，我又回到了天堂。此時，我四十三歲，女兒四歲。班上所有的同學都比我小，最年輕的小我二十，最大的比我年輕十歲，大家叫我齊大姐，也有人叫我「老革命」，我心想，叫「老反革命」才符合事實。
重慶市電視大學本身並無教學基地，只是租用其他學校多餘的教室。我們班設在學田灣小學裡。我一腳踏進去，以為自己在做夢，難以置信！這裡竟是三十二年前我當「唱歌大王」、「跳舞大王」、「小犯人」的依仁小學！
一九五二年八月，父親被鐵路局開除，全家人從鐵路局宿舍掃地出門，從此走上泥濘之路，做夢也沒想過這輩子我還會回到這裡。命運捉弄人，我與長儀廠爭鬥得死去活來，什麼地方不能讓我去，回到這個當「小犯人」的依仁小學來讀電視大學？
兒時的歡樂，兒時的屈辱，所有的往事一下子湧到我的眼前。這裡那裡，到處都可以回憶起我、興國和同學們遊玩嬉戲的情景、我們爽朗的笑聲，回憶起十歲的我在隊旗下受審，逼令交代父親的「貪污罪行」，我哭個不停……三十二年過去，「轉一個圓圈，又轉回來了」，這個大圓圈轉得可艱難呵，小學初中高中監獄，街道工業電大老師，職工教育幹部電大學生，又轉回原處，我內心震顫，感慨萬千。
幸好，命運開始給我補償，在這裡，我又尋到了歡樂。不少同學，原來是單位當官當頭頭的，到了此地，誰都不想做領導，無官一身輕。選班主席時有人叫：「瀋為民，這個名字就是取來當官的。」最後選了郵電系統的胡建國，他人好，名字也好，好好學習，建設祖國。小組長全部由坐第一排的同學榮任，那是坐在
後面的同學們團結一致的結果。全部科代表，由班主席莊嚴任命。與這些沒有去監獄裡滾過的青年人做同學，他們的腦袋沒挨監獄里特殊的銼刀銼過，說話做事無拘無束，找個小機會說句大俏皮話：蘇聯冰箱的質量世界第一，它除塵（劇烈的震動把房間裡天花板上的灰全抖下地）；班上某人的標準照，眼睛定了，夠資格當國家主席；買了一打折價蛋，打開才知蛋裡睡著小雞娃……人際關係很輕鬆，連選班委之類一本正經的事，也用開玩笑的方式解決得皆大歡喜。
十年監獄已經扼殺了我開玩笑說俏皮話的天才，可是笑功能經過幾年的激發，業已逐步恢復，所以，我像個只收入不支出的財迷，講不出什麼笑話逗人，經常借別人講笑話之機笑口大開，笑的腮幫發酸，笑的肚皮發痛。我覺得和他們一起笑，不存在年齡差異。至於昨日曆史的優劣、原職務的高低都過時作廢，大家一樣，我第一次感覺活了個平等人。
聽現代文學錄音課，第一盤磁帶放出來的聲音有波峰無波谷，像個女人在歇斯底里尖叫，找老師換了第二盤，第二盤講話聲音軟弱無力，每個字拉得長長的，像垂死的病人在交代後事，直到第三盤才算正常，磁帶的壞質量免費提供大家笑呀笑。「寫作」課老師講如何審題，並舉「雨後」為例，他說：「雨後怎樣啦，雨後做什麼啊？」有人小醜似地冒一句：「出太陽！」 大學生們又大笑。我經常被同學們滑稽的言行逗笑得恨不能在地上打滾。
齊家貞現在胸口上挂鑰匙——開心了。
我認識到，正常人的開心，正常人的歡笑，才是的真正的快樂，這同脫衣褲示眾的瘋子，或者跟在他的屁股後面當看客的快樂，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發自內心，後者是生病。事實上，瘋子的嬉笑怒罵肆無忌憚，並不比哀聲欲裂大哭號啕的悲痛少，只不過表現方式不同罷了。
對許多人而言，電視大學與清華北大及全國其他大學相比，它不屑一顧，二十五年前的我，肯定也是一樣。可四川俚語說，「不上高山，不曉得平地，不吃稗子粑粑，不曉得粗細」，上過高山吃過稗子粑粑，有了比較，才知道高山平地，才知道粗細。有得有失，得而復失，失而復得，這就是生活。生活再塑了我，今天的我，非常知好歹，非常懂感謝，能夠坐在教室裡聽錄音，看電視，聆聽校內外老師給我們上輔導課，像慈母哺乳，像春風送暖，像細雨潤物，學習寶貴的知識，還有什麼比這更幸福。
苦難是偉大的母親，她的產兒是珍惜。我懂得了珍惜，珍惜生命中那怕是微不足道的給予，珍惜生命中那怕是一星半點的恩賜，都來之不易，我知足長樂。何況，還有這麼多真心人把我當人看，這是我的一筆新財富。「人與人是朋友」，「沒有朋友，生活裡就沒有陽光」，幾十年來，這種認識與我同生共長，我渴望友情，視朋友比自己重要。別人也真當我是朋友，我受到尊重，從勞改隊的冰水裡走進教室的溫水池，我就特別被那友好的氣氛感動，立即想流淚。
一次，朋友約我去她友人的家，她倆講的事我沒興趣。忽然注意到這個家裡有個痴呆兒子，十歲左右，木木的臉，眼睛大得有點走形，無精打彩地坐在角落裡。我朝他笑了一笑，他立即向我走過來，嘴半張著，腳有點跛，我心裏升起一股憐憫，「你好！」他不回答，雙手一下捧起我的一隻手，把手放在他的臉上，頭在我的手上轉過來轉過去，像是拿一張軟毛巾在洗臉。我不明白他是要做什麼，只讓手順從地由他支配，被動地在他的臉上撫摸。後來我才恍然大悟，這孩子長期被人忽視冷漠，他渴望愛撫，渴望溫情。
一個十來歲的精神殘障孩子，尚且如此，想到我自己。我突然明白了，為什麼我被柳其暢幾句話感動得馬上願意嫁給他，為什麼我又被他有你不多無你不少的冷漠嚇得逃之唯恐不及。和這個孩子一樣，我也渴望愛撫，渴望溫情。
我和那男孩得了一樣的病——飢渴愛撫溫情病。
現在，情況不同了。我去熊正璋蔣開焱的家，他們的丈夫就退居二線，哼哼哈哈笑著聽老婆吩咐為客人買這買那。熊正璋把我當貴賓，介紹去她熱情的妹妹家搓麻將吃火鍋，唯恐招待得不週到；蔣開焱農村送來的臘肉香腸絕不會讓我錯過嘗新的機會，見我天天頓頓吃挂面吃得想吃大挂面（上吊），趕緊送我一罐豬油做調料。吳曉嵐提著五斤新鮮桂圓爬坡上坎送到健康路，聽說我嗜桂圓如命，專門託人從瀘州縣買來帶到重慶。
劉金剛是個女同學，名字硬，人卻非常溫軟，每次看到我的作文都要哭。她丈夫問：「齊家貞的臉長得圓還是尖？」「地角方圓。」「告訴她不要悲觀，她有後運！」
事情很小，話語不多，我，一個小人物，一個「殘障」人，一無錢二無權，他們憑啥要對我好，只為人間的無價之寶，溫情。在這裡，我找到了撫摸臉的軟毛巾，病，有望好轉。
憶起自己當老師時認為，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只要求及格的學生不是好學生，結果我說人前落人後，現在自己當了學生，也開始這樣想。不管複習了多少遍，不管自認為有了多少把握，首先想的就是不至於不及格吧，首先要求的就是及格，五十九分等於零，六十分就是一百分，六十分萬歲。然後，才談得上進一步的要求。對於一些我不感興趣的科目，如國民經濟管理，中國經濟地理之類，本打算只要求及格，可我班平均成績一開始就是全市第一，出於集體榮譽感，不能拉大家後腿，每門功課我都不敢掉以輕心。
加上計算機基礎語言，我們前後共學了十六門功課。過五關斬六將，大大小小考試無數，當學生真的是很苦。班上其他同學比我幸運，他們專心一意複習功課，隨時都有一個人甚至一幫人在身後打氣，當好忠實的後勤。他們在家裡成了公主王子，受到家人特別的恩寵照顧，好吃的和高級營養品都現現成成送到書房。不僅物質，更有精神上的支持鼓勵。居二線的丈夫妻子或父母兄妹說，看你都累成這樣了，跟我（我們）出去玩兩天，太緊張了會把你逼瘋。難道為了考試，你要拿命交，不行，你要放鬆，最多不過考不及格，大不了淘汰回去上班，從半天空掉回實地，這有什麼了不起！劉金剛的丈夫更精彩。他說：「你複習考試像在蹲監獄，弄得我在外面也像蹲監獄，一樣的受罪。為了救你出獄，我倆同時挖地道，你在監獄裡面挖，我在監獄外面挖，你挖得有多辛苦，我也挖得有多辛苦。終於有一天，你考試通過了，我倆的地道也挖到盡頭接通了。你出獄，我才出得了獄。」
齊家貞命苦，只有份羨慕別人，沒福氣真正享有。在柳其暢家裡，我書看到半夜一兩點，他翻個身再睡，沒說過一聲「太晚了，快睡覺吧」，夫妻竟像兩粒沙子，互不沾拌 。我早上二兩燒餅，中午二兩小面，伙食費告罄誰會在乎，我在他心目中等於無。錢上他扣得緊，溫情話也扣得緊，深怕投了資——即使是一句話——拿不回本金。我實在難以理解這種人。
我五次搬進柳其暢的家，為的是愛，我五次搬出柳其暢的家，為的是沒有愛。讀電大半年後，我最後一次搬走，一勞永逸。連我自己都驚訝，佩服自己像野草一樣頑強。晚上與失眠奮勇搏鬥，白天與疲勞短兵相接，吃的是不能更簡單的食物(偶爾去弟弟家吃一餐人飯) ，住的是不能更簡陋的黑小屋，白天也得開燈。
野草住進黑小屋，開始她人生的又一征程。
複習期間，整日伏在桌上看書，十五支光小燈，十小時十數小時。偶爾出門轉一圈活活血，如果是大白天，看到的人，全都長有無數個頭，如果是夜晚，則可見好幾個月亮交相重疊，看不清哪一個是真，哪幾個是假，因為我在黑暗裡呆得太久，出來後眼花繚亂。失眠使我經常頭昏得厲害，如果同時又浮腫，那麼失眠與浮腫就把我的腦袋變成一個實心鐵桶，又重又密實，既裝不進東西，也倒不出南北，情形就很慘了。
無論如何，當學生辛苦，但是苦中有樂，先苦後樂，其樂無窮。特別是我這個大學童，我對讀書有一種特別的體會，我認為複習與考試是一場爭當「百萬富翁」的過程。複習功課好比是掙錢，掙錢的過程是艱辛的。你看，書放在桌上，提綱在一旁，什麼中國通史，現代文學史……哪一科不是數百個名詞，排著長隊要你死記硬背，哪一科沒有數不清的人名地名時間事件要你熟記，像架背書的機器，多苦多累多難呀。熬更守夜，歷盡艱辛，像中國外國那些自己發家成為大富翁的人，像全國聞名的冠生園老闆，早期挑著擔子一分錢一分錢做買賣，一分錢一分錢積攢，哪分錢不是血汗浸泡出來的，哪分錢不躲著藏著辛酸的故事。日積月累，堅持不懈，錢賺多了裝滿口袋，口袋撐得要爆了，成了百萬富翁。這下可闊氣了，有膽量了，可以神氣活現地走進最豪華的旅館，走進最高級的餐廳，不怕他們喊出令人五雷轟頂慌忙找地洞鑽的要價了——這就是考試。
平時刻苦攻讀，積累了真才實學，考試時無論出題的考官多狡猾，無論門類多廣，考題多難，你都能得心應手從容對答。考試就是花錢，掙錢固然艱難，花錢可真痛快呀！花呀花，大把地拿出去，花錢就是享受——就是大考大好耍了。其他科目的考試多是死記硬背，四十五歲的我，記憶力還相當可以。有的太枯燥太無興趣的科目，比如國民經濟管理，起初我怎麼也記不住。我不得不對自己說，齊家貞，你非背不可！我辦到了。推而廣之，在任何事情上，有了畏縮，你不能遷就自己，下命令：你行！
考試最倒胃口的「黨史」 ，有一個出乎意料的小插曲。最後一道大題，要求評價五八年八屆六中全會與七九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意義，這兩個全會的決議大同小異，我拋開書本講了幾句走調的看法。交捲出來，我心情極為沈重，還在為中國歷史的大倒退，為從五八年到七九年轉一個圓圈又轉回原地，浪費多災多難的中國人二十年光陰而痛心疾首。滿以為這種激烈的評論，會遭致老師重扣，結果，「黨史」 竟得了九十分。
其實在讀電大之前，我就一直沒閑過。除了去市工會給各企事業中文教師補課辦的培訓班學習外，我還去夜校讀高二語文班，補習一些古詩詞知識。班上的同學小我近三十歲，連任課的老師也年輕我一大截。坐在教室裡，小同學瘋來打去根本不明白他們來此幹啥，最遵守紀律的是我這個老學生，翻書記筆記提問題忙得不可開交，這個愛撫溫情飢渴病患者，現在又患上了文學、古詩詞知識飢渴病。
在長江儀錶廠裡，其它時間我分秒必爭忙得團團轉，但每週一三五的下午三點半至五點，我一個人偷偷跑上四樓廣播室(李鳳華給我的鑰匙) ，在裡面收聽電視大學「中文系」 廣播的現代漢語和寫作基礎課 。那個袖珍半導體收音機是父親找別人借錢買給我的。這位過去一心為國為民不顧個人家庭利益的忠臣，在經歷了二十三年監獄准監獄之災，在被剝奪了為國為民奉獻的權利之後，他的心就完完全全放在他的女兒和四個兒子身上了。
我把聲音開得很弱很弱，旁人聽不到。這一個半小時裡，我既是個賊又是個神仙，既擔驚受怕上班時間做私事，又痛飲知識的泉水享受不盡。要不是被樓下一個工人來敲門找李鳳華，「久走夜路必逢鬼」，害怕別人栽誣「收聽敵臺」 ，我不會半途而廢。我想，這些電大前期的鋪路工作，為我電大學業的順利完成立下了汗馬功勞。
時光如白駒過隙，兩年一晃就要到了。畢業考試中最值一提的是我的畢業論文。
起初，我打算採訪五十個右派，想通過他們過去不幸的遭遇，當今的處境和每個人對「反右鬥爭」的思考，評價這場全國性的反右鬥爭。這麼一樁涉及六七十萬知識份子加上被牽連的家屬親友超過百萬人的大事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認識不少右派，他們被社會拋出常軌，在政治經濟生活的各方面被歧視被踐踏被扼殺，產生出不計其數的家庭個人悲劇，家庭個人悲劇的疊加就是社會的悲劇。每個人就是一本書，書的疊加就是歷史。我願意一頭栽進去，用我的靈與肉同他們一起，再經歷一遍他們的災難，與他們一起思考，共同再現這段歷史。歷史是國家的指紋，不可更改。
後來，我又想過寫一篇當時社會上開始時興的宗教熱的研究報告。受無神論灌輸幾十年的中國人，一下子掀起了宗教狂熱，重慶市區郊區到處傳說出許許多多神奇的故事，什麼多少人求到了仙水仙藥，什麼過去的冤家鄰居現在手牽手一同去教堂聽經，七老八十的男女冬天泡進長江冰水裡受洗禮，無一人生病……都是解放後不曾聽說不允許傳播的事情。告訴我這些故事的都是我過去就認識的人，有的是他們親生經歷的。這個現象非常耐人尋味，宗教的力量竟然如此非同尋常，它從人的心裏改變人，實在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反動，不可小視。
這些都是相當敏感的話題，我當時已有出國打算，怕觀點尖銳，太冒犯上面，都放棄了。最後，我選擇寫一篇文學評論，題目是《浩瀚的黃河，還是涓滴的蒸餾水——試談叢維熙<雪落黃河靜無聲>》。
我不知悔改的傻勁，膽敢向當時大名鼎鼎的叢維熙挑戰。叢維熙筆下的男女主人翁範漢儒和陶瑩瑩在「大牆」內真誠相愛了十多年，八十年代初當範漢儒得知陶瑩瑩早年被打成右派，泅水出走，游至江心被抓獲，犯的是「叛國」罪後，便毅然與她分道揚鑣，徹底決裂。作者至此完成了他的寫作使命，塑造了一個愛黃河如命的 「華夏之魂」，一個「愛國主義」的典範，範漢儒。陶瑩瑩自卑自賤，「我是黃河的不肖子孫」，自覺無臉再做黃河母親的女兒。
對於叢維熙的這篇小說，本人最有發言權，我不僅在監獄正式當犯人勞改十年，不僅對裡面的情景閉目能詳，更因為我就是真實生活裡的陶瑩瑩，我父親就是真實生活裡的男性陶瑩瑩，我的同犯朱艷霞楊金鳳等等也是真實生活裡的陶瑩瑩。我最清楚被五七年的政治風暴嚇得靈魂出竅的年輕醫生陶瑩瑩，打成右派後為什麼出走，判她「叛國罪」是何等的冤枉；我最清楚祖國母親在陶瑩瑩們心中的地位，以及「出走」與「愛國」究竟是怎樣的關係。我用我全部的熱情與努力為陶瑩瑩們呼喊，為陶瑩瑩們冤屈的一生請命。
首先，我要求叢維熙為他筆下的冤魂陶瑩瑩平反。範漢儒與陶瑩瑩都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不同的是陶選擇了出走，因此她受到作者的誅殺。對此我說：「作者實在太厚愛範漢儒，把他描寫得十全十美；作者實在太鄙薄陶瑩瑩，對她倍加指責。既然範漢儒是旋風中的一片樹葉，難道陶瑩瑩會是旋風中的萬噸鐵砧？既然範漢儒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難道陶瑩瑩會得到命運的特別恩寵？都是被捲到半空的樹葉，我們又怎麼能過分計較這片樹葉掉落在什麼地方！」「陶瑩瑩，一位涉世不深的青年知識份子，被五七年的極‘左’旋風刮得靈魂出竅，不知所措，為了尋找一條活路，她出逃了。這有什麼過錯！在強大的主宰一切的歷史面前，一個弱女子，一顆小沙礫，她有多大的能耐可以扭轉乾坤？她有多闊的肩頭能夠力舉千鈞？這麼偉大的時代，尚且要發生差錯；這麼莊嚴的歷史，尚且要出現癲狂。我們有什麼理由去苛求一個弱女子，要求她攤派時代歷史的責任？」
我進一步指出，作者「把祖國當成超時空的抽象概念，把愛國主義變成與生俱來的自然屬性，變成凝固僵死的宗教信條，」 叢維熙主張「無論陶瑩瑩有罪但已悔改，還是根本無罪冤案一樁，總之，都要被宗教裁判所定為死罪，成為宗教祭壇上永遠的犧牲」。我的結論是，「毫無疑問，我們熱愛親愛的祖國母親。但對那些人為強加在母親健康肌體上的極‘左’瘟疫，我們是不能去愛的。祖國母親與極‘左’的瘟疫是兩碼事，不能混為一談。難道我們能夠欣賞銷蝕母親生命的潰瘍？難道我們會親吻使母親疼痛難忍的濃瘡？當然不能！」
範漢儒堅認：「無論是男人，女人都有貞操，一個炎黃兒女最大的貞操莫過於對民族對國家的忠誠」，「別的錯誤都能犯了再改，惟獨對於祖國，她對我們至高無上，我們對她不能有一次不忠」。美麗忠誠的陶瑩瑩「更感到無地自容，祖國寬恕了我，我不能寬恕自己」，對範的感情「我沒有資格來獲得」，從而為範漢儒拋棄陶瑩瑩奠定了理論基礎，使陶瑩瑩成為「黃河」母親的「棄兒」。對此，我寫道：「濁浪排空，一瀉千里的黃河，她匯聚了源頭的一切細流，從千溝萬壑的黃土高原腹地上流過，攜走了黃土高原上的水分，也挾帶了黃土高原上的泥沙。她的精靈在哪裡？她的精靈就是晝夜不停的黃水，她的精靈就是裹夾其中的泥沙。除去了黃水泥沙，她就會枯竭，就停止了生命。黃河，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您不是蒸餾水！您的愛不是常量，您廣闊的胸懷既包容了沒有犯過錯誤的子孫，也慷慨地容納犯了過錯願意改悔的兒女。」「歷史將宣布陶瑩瑩無罪，就像已經宣布乘坐‘零零二’號小艇出逃的馬思聰一家無罪一樣。」
論文答辯進行得很順利。主答辯老師曾是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獲得者，「四川外語學院」英國文學系教授林亞光，他當過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間坐過近五年牢，此外還有市電大教師蘇瑗，市政法學院助教呂岱。他們提了幾個為叢維熙觀點辯護的問題，我面紅耳赤毫無懼色地據理駁斥。林教授同意我「出逃不是叛國，要具體分析」的觀點，念了幾段我寫得較好的章節予以肯定，他還用提問的方式表達與我看法相左的地方。他問：「你認為像範漢儒那樣的人是不可能有的嗎？」我答：「問題是他被作者美化成完人，不是歷史的人時代的人物質的人了，不可信。」辯論快結束時，林教授談心似地說：「事實上有這樣的人，始終相信自己不是右派，是被冤枉的。他們開初打成右派，後來成了極右，又上升成反革命，由勞教變成勞改，還是不承認自己是右派。」我相信，這是指的林教授自己，一個鐵骨錚錚的男子漢。
在答辯過程中，我曾一時激動起來，忍不住大聲疾呼：「我有雙倍的責任為陶瑩瑩伸張正義。我既是該文的讀者，又是真實生活裡的陶瑩瑩，為所謂叛國投敵罪坐了十年牢，如果沒有給我平反，我仍然是一名冤屈的靈魂，一名勞改釋放犯，哪有資格作為電大學生，參加今天的論文答辯，為陶瑩瑩揚眉吐氣。現實中的陶瑩瑩落實了政策，她要求叢維熙也為他筆下的女主人翁，那位‘死’於曲解了的‘愛國主義’，和粉飾了的極‘左’路線刀下的陶瑩瑩平反落實政策。她理應毫無愧色地成為黃河的好女兒，與範漢儒平起平坐享受愛情的恩寵。」
宣布我本人坐過十年牢，像一滴水掉進了油鍋裡，著實使在坐的老師和等候答辯的同學們大吃一驚，太出乎人們意料了。坐在電視大學畢業論文答辯席裡的陶瑩瑩為小說裡的陶瑩瑩舍命抗爭，那是很富有戲劇性的。林教授當即讓記錄暫停，他要同我講幾句題外話。他問：「你也給打成右派了？」我答：「沒有，當時歲數小了一點，中學裡沒有展開反右。」便簡略地介紹了自己的情況。林教授問我看了高爾泰最近對王蒙、張賢亮、叢維熙幾篇小說的批判沒有，我不無慚愧地告訴他沒有。他又問我對紅極一時的青年導師曲嘯有何看法，我說沒讀過他的文章，只聽說廠裡工人通過電視聽他的演講，講到曲嘯的父親被蘇聯軍車壓死，為了中蘇友好，他不追究責任不要求賠償，一樁命案也友好過去了，工人們一面聽一面在下面罵。林教授問我看過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嗎？我說看了，我還寫了一封信給劉賓雁，讚揚他是「好樣的」。看了叢維熙的《雪落黃河靜無聲》，我也給他寫了封信，罵他是「賣假藥的」。
我告訴林教授：「不過，我只是寫著玩而已，兩封信都沒有寄出去，都放在抽屜裡。」
對於我某些激烈的甚至是偏激的觀點，相信老師們是有些不同見解的，但他們表現得很寬容很講理，是在進行學術探討爭辯，這個寬鬆的環境，令我很超脫，發揮得很自如。臨末，林老師問我打不打算髮表，我說自己「是個無名小卒，不知天高地厚，發表出去太傷害叢維熙了」。蘇瑗老師說：「怕什麼，就是要尖銳。」我說我有太重的個人情緒摻雜其中。林教授說：「是要有個人的感情。」見他們如此鼓勵我，我答應考慮一下再說。其實，我根本不想發表，怕惹禍，怕影響我申請出國留學，這是我一生的夢，我不願意我一生的夢被一篇文章搗毀。
最後，老師們說我對自己的論點能「自圓其說」，對我論文指導老師駱雋文給予我「筆鋒犀利，思路清晰，形象生動，頗富文采」的評價，認為「是不過分的，是符合她寫的文章的」。結論是「文章有新意，答辯也很好」，得了「優」。
一個月來為寫這篇論文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都有了回報，這當然是可喜的。但真正令我痛快淋漓的原因是我為正義發出了呼聲，哪怕這個呼聲很微弱，哪怕聽眾很稀少，它畢竟是我出獄後的第一次。
我在為陶瑩瑩一生辯誣的同時，難道不也是在為自己、為父親和張瑩瑩李瑩瑩的一生辯誣；在為陶瑩瑩一生雪恥的同時，難道不也是在為自己、為父親和張瑩瑩李瑩瑩的一生雪恥；在為陶瑩瑩討回公道的同時，難道不也是在為自己為父親和張瑩瑩李瑩瑩討回公道？為那些被玷污的美麗的心靈，為那些被糟蹋掉的青春歲月，為那些被扼殺的或大或小的抱負，為一切被剝奪斷送的人生歡樂，個人幸福，公開招魂，魂兮歸來喲！
一九八六年六月我的畢業論文，和一九八二年九月法院發給父親和我的「宣布無罪」的冷冰冰的平反紙以及發給張瑩瑩李瑩瑩們同類的平反紙相比，前者是冤海沉船的重見天日，後者是隔靴搔痒的官樣文章。這不能不認為是我人生中意味深長的變化。
兩年電大，我像個孩子，每一天都獲得新的知識，每一天都有人間溫暖送往心裏，有生氣有波瀾，生活有了色彩，心，慢慢活過來。
三年電大輔導老師，兩年職工教育幹部，兩年電大學生，像一級一級階梯把我提升至新的平臺，生命中的冰雪開始融化，我幾十年來一點一點「微分」出去的，人生不可或缺的珍寶——尊嚴，自信，勇氣，幽默感，笑聲……又一點一點開始「積分」回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