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8日18時20分左右，新疆「兩基」教育評估驗收文藝演出在克拉瑪依市舉行，突然燃起大火，一個聲音高喊：「大家都坐下，不要動！讓領導先走！」20餘名領導成功逃生，325人殞命，132人受傷，死難者中288人是學生，37人是老師、家長和工作人員。
一
與自然界一樣，人類社會為了延續生命，自古以來就有許多保護幼弱、扶植子嗣的方法。例如，江浙一帶為了驅邪避鬼把孩子放到某寺院「寄名」，即人不到寺院裡去，只是名字挂靠在某寺院的和尚名下；北方一些地區因為孩子多病，瞧不起醫生，就把孩子名義上寄養在一個會法術，懂醫道的長者膝下，名曰「保鎖」。進入文明社會以後，人們當然不再用這些迷信的方法來延年益壽，而是通過立法來保護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例如，美國法律規定，12歲以下的小孩必須時時有人照看，以免發生不應有的意外。如果家長沒有時間，就得把孩子放到各種托兒所代為照管。孩子一旦離開學校，監護人的「監護」職責就自動生效。如果有人發現，一個12歲以下的小孩脖子上挂一串鑰匙，一個人打開房門，再也不出來，就會有人報警。不經過繁複的司法程序，孩子很難從政府的福利機構裡領回來。電影《刮痧》就講的是一對中國夫婦因為給孩子刮痧，而被美國法院指認為「虐待」的故事。
撫今追昔，我想起了我上中學時學過的名篇《夜走靈官峽》。這篇歌唱工人階級不畏嚴寒、忘我犧牲的偉大小說至今還像紅寶石一樣鑲嵌在初中一年級的課本裡。小說寫的是一個夜走靈官峽的「材料隊長」，因為到一個絕壁下的石洞裡躲避風雪而碰到了這裡的兩個小「洞主」，七八歲的成渝和他的妹妹寶成。經過一番詢問，得知他的父親就在對面的萬丈懸崖上打炮眼，母親則在石洞下邊的運輸便道上指揮交通，因為責任在身，不能回家，致使一雙兒女被整日遺落在懸崖上的石洞裡倚門忘歸。當然，略大一點的成渝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就是照看比他更小的妹妹。
這個故事現在看來多少有些殘忍，一家四口被分布在一條峽谷的三個點上，每一點到每一點都是一段抬眼可見的距離，而對每兩點上的任意兩個人來說，卻又無異於萬水千山，頗似民歌裡唱的「見面面容易啦話話難」，但在作者筆下卻充滿了道德犧牲的壯美。他沒有寫一個懸掛在萬丈絕壁上的父親抬眼可見自己的兒女卻不得相聚的悲傷，也沒有寫一個立在風雪中擔任「交通協警」的母親，對一雙丟在石洞中的兒女那種十指連心的牽掛，更沒有寫兩個幼小的孩子在一個不見天日的石洞中是如何捱過他們的分分秒秒的，作者在一廂情願地謳歌工人階級的奉獻熱情時，似乎忘記了一個七八歲的孩子究竟有沒有能力在一個石壁上照顧比他更小的妹妹？更沒有想過，一個未成年人究竟有沒有責任為大人的這種莫名其妙的「犧牲」買單？如果說有，那麼，誰來為一個孩子的童年買單？換句話說，究竟什麼樣的理由可以高過孩子的生命安全、遊戲和受教育權？
在這兒，我們不能指責家長把孩子丟在石洞是玩忽職守，就像我們沒有理由指責一對陝北農民把孩子拴在「炕頭石」上下地勞動是「慘無人道」一樣，由於歷史環境的差異，我們很難理解一對1958年的工人所處的政治環境。要知道，那正是「三面紅旗」迎風招展，「反右」運動如火如荼的年月，但對一個自詡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作家來說，能不能站到人道的立場上，感同身受地分享他筆下人物的苦難和怨憎、愛慾和情仇卻是一個絕對的標尺。我們當然無法要求杜鵬程在探訪完石洞後，立即報告當地公安機關將「虐待兒童」的工人夫婦抓起來，但我們至少可以要求他將工人的子女無人照看，受教育的權利得不到保證的情況寫進小說或上報有關部門，建議在工地上成立「幼兒園」或「流動學校」總不為過吧？但沒有，我們甚至在文中沒有看到他等到這對可憐孩子的父母回家就一拍屁股上路了，臨走還煽情道：「風，更猛了。雪更大了……」--似乎這對苦命孩子的不幸處境不僅沒有觸發他從更深廣的意義上關心底層民眾的命運，反而「壞事變好事」，更加鼓舞了他戰天鬥地的革命熱情。
我們當然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像薩特一樣為「保衛自由而戰」，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小說都像加繆說的「首先是一種為懷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務的智力實踐」，但我們至少得要求一個時代的作家不要成為謊言的製造者，或流行官腔的「同謀」。如果說一對夫婦將孩子放在石洞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話，那麼，作家的有意識渲染就是一種明火執仗的「幫忙」，尤其是當這種「幫忙文學」和半個世紀以來的教育行政勢力混合，成為壟斷人們頭腦和心靈的工具時，這類作品的意義就絕不僅僅如教材所說是誘導學生「理解工人階級的崇高品質」，坦白地說，這不是「誘導」，而是「誘姦」。
二
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小題大做，像我的一位摯友批評我的那樣是「迂闊而不切實際」。因為在一個政治至上，所有的尊嚴和價值都匍匐在某種主義或領袖腳下的極權主義時代裡，不用說孩子的生命安全、遊戲和受教育權得不到保證，就是孩子的生命本身都要無可選擇地成為某種國家道德的附屬品。當這種道德召喚任何一個人，自然也包括兒童，做出犧牲時，個人應當無條件地收拾行裝引頸就義。
予生也遲，聞道也晚，不能躬逢一個國家英雄輩出、巨人蜂擁的中興盛世，但僅記事以來聽過、看過、學過的少年英雄就有：劉胡蘭，王二小，草原小姐妹，劉文學，戴碧榮，韓余娟，賴寧……其中劉胡蘭14歲，王二小13歲，草原小姐妹中的龍梅11歲、玉榮9歲，劉文學14歲，韓余娟12歲，賴寧14歲……據《中國少年報》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1949年以後，全國僅獲中央和省一級表彰的「少年英雄」就有36人，其中與壞人英勇鬥爭的９人，舍己救人的14人，保護牲畜的５人，救火及救火車的５人。
在那個癲狂年月裡，一方面，個人人格遭到集團信念大面積地擠壓，從而集體性地萎縮、凋零；另一方面，集體人格又在一種虛假共同體的感召下無限膨脹，以至遙不可及。大量的「集體主義英雄」就是在這樣的話語背景下誕生的。
當幾十年的光陰過去，甚至從這些政治小祭品被擺上供桌的那一刻起，人們就再也不關心這些「祭品」本身的生死榮辱，沒有人關心他們被推入鍘刀下，趕進埋伏圈，驅入茫茫雪夜之中的恐懼、疼痛、無助和絕望，更沒有人關心這些未成年的孩子和幾倍幾十倍於他們力量的歹徒、牲畜、火車、驚馬以及滿天大火較量時是否有可能取勝，是否合於公眾利益，人們只記得他們奔赴的那個遠大目標和高入雲端的教義本身。
這是西方的人權思想嗎？顯然不是；這是傳統的儒學思想嗎？肯定也不是。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恕道」講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這是一種冷酷文化培養出的冷酷道德。本來道德的精義是要改善人與人的倫理關係，協調各階層、各團體以及具體個人之間的利益關係的，但在這兒卻被一些人用來號令天下，成為打擊異己，坐收漁利的利器。具體方法就是，把一種集團性的道德無限制地拔高、放大，上升為一種圖騰和誡命，然後號召所有的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並按我手指的方向挺進，靈魂才可以進入流著奶與蜜的「太陽城」。
道德是有高度的嗎？截至目前，我仍然認為，人類創造的合理道德可以改善人與人的私慾互相糾纏的矛盾，並有助於提升人的精神品質，但就像必須給不守道德的人設置一條底線一樣，給鼓吹道德的人也必須設定一條上限，這上限就是，當道德家和政治家、或合二為一的通天教主們，向人們兜售高調道德時，必須計算他們提倡的「見義勇為」、「舍己救人」、「割膚施鷹」、「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中的具體含量。方法是，當一條道德方程中「舍己」和「利人」兩種含量完全不成比例，也就是前者遠遠大於後者，甚至後者為零，前者為一百時，我們就有理由相信，這是一種壞道德，不僅不值得提倡，而且應該壽終正寢。當劉文學舍去的是一條生命，換回的卻是一把辣椒時，任何有理性的動物都會判斷出其中的是非得失。因為說到底，道德是以「利社會」為目的，以「善」為最高旨歸的。當一個時代或一個社會的道德英雄超限度地貢獻了自己的勞動甚至生命，但他們的貢獻和犧牲不僅與社會毫無價值，反而無端地供養了一批或一個箕踞於社會之上的道德收割者或獨裁者時，這種道德就背離了當初產生的本意，也就是說它已不為「善」，而為「惡」了。
三
幾年後，我到了城裡。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一個學過《夜走靈官峽》以及各種英雄故事的鄉村少年，沒有在辣椒地裡碰見地主，也沒有受命雪夜保護生產隊的羊羔，驚馬沒有見，驚驢見過一回，但離得老遠就躲進了柴火堆。於是，這個膽怯的小孩撿到了一條小命，而且通過科考到了城裡。當他看到城裡的小孩吃著泡泡糖，拿著電動玩具，看著三維動畫，膽大的還可以兼顧色情網站時，以為一個飢餓、無聊、充滿恐懼的兒童時代完全過去，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幸福、安全、充滿自由和愛的「兒童樂園」--直到有一天，我受命採訪一家省級電臺的紀念晚會。
那一天，大約是1994年1月5日，陝西人民廣播電臺為紀念建臺45週年舉行盛大慶祝晚會，我以一個到會記者的身份坐在後排。第一個節目是由某小學兒童表演的集體舞。奇怪的是當這些身著單裝、仰面朝天、四肢著地的小孩在台上擺好造型的時候，原定蒞臨本會的臺長、局長及其他袞袞諸公遲遲沒有進場，我們知道，除了受賄或嫖娼領導一般是不會先來的。就這樣，幾十個孩子被導演「定格」在了舞台上，一動不動地等著領導的出場。一分鐘過去了，領導沒有來；五分鐘過去了，領導還是沒有來；一刻鐘過去了，領導仍然沒有來；將近半小時的時候，一個孩子首先暈倒在舞台上，導演趕忙叫人抬了出去，可其他的孩子仍然命令不許動，等又有幾個搖搖晃晃、將要倒下的時候，台下終於噓聲一片。導演趕忙叫人拉上了幕布。
從那一刻起，我對所有讓小孩參加的慶典，包括獻花、掃墓、念台詞、宣誓之類充滿厭惡，尤其是每當看到輿論交口稱讚中國社會由幾千年的「父母本位」向「孩子本位」轉變時，我都會條件反射似地想起這一幕。想起一個孩子慢慢倒地的弧線，以及幾個彎腰曲背的孩子觳觫的腿。我知道，不管是「父母本位」還是「孩子本位」，其實都不是真正的「本位」，尤其是和「官本位」相遇時，所有的「本位」都微不足道。
拜上帝所賜，我生於窮鄉，長於僻壤，不僅沒有參與各種政治慶典的機會，而且基本上不具備作為一種政治表演的道具的資格。王朔在《我的幾個國慶節》一文裡描述了他當年參加國慶遊行排練的場面：
1971年，我參加了國慶遊行的兒童組字排練。按照計畫，我和其他數萬名兒童要共同組成那次遊行的背景，當軍隊和彩車走過天安門觀禮臺時我們就一齊打開手中的彩色大紙本子頂在頭上，向著天空拼出巨大的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此，我們從夏天開始停課，每天在學校集合，走十幾公里路到天安門廣場排練。很多小孩中暑，尿褲子。廣場旁邊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鐵蓋子，掀開圍上帳篷就是臨時廁所。有時我在裡面尿半截兒，尿急的女孩子們就提著褲子衝進來佔領了身後所有的茅坑，我只好從另一出口倉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來，四周蹲滿女孩，又羞又無奈，起得掉下眼淚。
等我們排練好了，這年的國慶遊行取消了，黨的副主席林彪乘飛機出逃蘇聯，在蒙古墜機身亡。毛主席很受打擊，從那以後身體一天不如一天。
我對形形色色的「政治作秀」，無論中外，都不感興趣，但當大大小小的政客們如果將自己的「秀」只限定在成人的範圍內--像娛樂圈、時裝界所作的那樣--我仍然願意說服自己表現我的足夠忍耐，也就是說，當這種無聊的政治「硬球」如果只是在成人之間傳來傳去的話，只要不看也罷。可當一場「政治秀」要綁上幾十名，甚至上萬名孩子，不惜以暈倒和尿褲子為代價，來證明自己的「偉光正」，我就無法掩飾我內心的鄙夷。除非有人告訴我，這些活動都是小孩自願參加的，但小孩自願參加的活動，在我看來與「和小孩自願發生性關係」沒有區別。因為小孩沒有責任能力，對自己的言行不具備獨立負責的主體資格。因而，必須由父母、師長乃至全社會代行監督和保護之責，但當有監督和保護之責的父母、師長乃至社會不僅沒有按照小孩的自然天性「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魯迅語），反而利用自己的身體和智力優勢任意欺騙，妄加傷害時，這些孩子怎麼可能擁有一個心智正常的未來？
「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這是魯迅先生在《隨感錄二十五》裡的預言。「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當然是一種很可怕的後果，但他沒有想到，這仍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些小孩根本就「大不了」。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瑪依市友誼館座無虛席。七所中學八所小學15個規範班（先進班）的少年兒童在這裡向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教委的領導作匯報演出。領導是來克市驗收「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教育」和「基本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簡稱「兩基」教育）的。大約表演到第二個文藝節目的時候，舞台上方掉下幾塊著火的碎布片。原來，舞臺的光柱燈烤燃了幕布。同學們一陣騷動，交頭議論。
「保持安靜，坐著別動」。有人高聲喊道。於是，這些「分別代表一所學校」的孩子們因為都想為母校爭得「紀律好」的好名聲，全都安靜下來。但大火很快燒著了電線、吊繩、天花板上的五合板、石膏板，以及觀眾席上的木椅、布套等。
友誼館霎時變成了一座焚屍爐。煙熏炙烤中，除坐在後部緊鄰出口的部分學生逃出外，其他大部分孩子被燒死、踩死、砸死和熏死。主要原因是該館前後左右7個門只有一道門是開著的，正面兩門、左右兩側的4個「太平門」均用防盜鐵網或鋁合金、木板鎖著。蜂擁而出的孩子無計可施，只好在鐵柵欄後面，揮舞著血肉模糊的小手向外求救。事後調查，在右側門內，孩子的屍首竟疊了1.5米高。
這場大火共造成326人死亡，134人受傷。死難者中，參加此次匯報表演的孩子達289人，自治區教委驗收團成員17人，學校領導、教師職工19人以及家屬1人。
對於這場震驚中外的特大事故，除了官僚體制下人們習見的玩忽職守、責任心淡漠為時論同聲譴責外，前來參加「政治作秀」的權豪政要們的表演也令中外觀察家大跌眼鏡：
據一名被老師舉上窗臺逃生的五年級男生回憶，當他上完洗手間，回到劇場一看，無數的火花往下掉，一位領導模樣的大人，拿著話筒喊：「不要亂，不要動，讓爺爺叔叔們先走！」另一位在火災中救出12名學生，自己的兒子卻葬身火海的舞蹈教師說：當時市教委的一位領導，舉著話筒喊，「孩子們，都別動，讓領導們先走！」
在場的最高行政長官，新疆石油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長，從塞滿孩子的唯一通道逃離後，一頭鑽進小轎車直奔高幹病房，中間經過消防隊也不下車報警。市教委的一名黨委副書記，憑藉著對地形的熟悉鑽進了廁所，又仗著成年人的力氣，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廁所反鎖頂上，任憑外面的孩子哭喊也不開門。事後還恬不知恥地向記者炫耀他的逃生知識有多豐富。
另外還有十多名市局領導，無一人出面維持秩序，無一人向被大火圍困的孩子伸出援手，反而爭先恐後地出逃。事後發現，在許多孩子羸弱的屍體上，有許多成年男人的大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的高跟鞋踩穿的血洞。更不可思議的是，在如此巨大的災難中，和孩子們同場遇險的克拉瑪依市20幾位副處級以上的官員，竟奇蹟般地無一人傷亡，而按當時他們所處的位置，都是坐在最前排，離火源最近，而離唯一的逃生門最遠。
送葬的母親和親屬悲痛欲絕。
這使我想起了奧威爾在《動物莊園》裡的一句話：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當這些年齡數倍於孩子的「爺爺叔叔」，用一句慣常的行政命令及時地制止了孩子們的出逃，然後從他們屍體鋪成的路上出逃時，正是他們在出逃之前還向孩子們宣揚「見義勇為」、「爭做好人好事」的高尚道德。但從這些像畜牲一樣活下來的官員身上，我們何嘗看到半點道德的影子？就像提倡「存天理，滅人欲」的「假道學」一樣，我們在他們身上看到的不過是「存自己的天理，滅別人的人欲」。
在這些自稱「為人民服務」的官員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一種赤裸裸的叢林法則。叢林法則的一個根本特徵就是，暴力通吃一切；當暴力和暴力相遇時，暴力最強者說了算。而人類的道德原則恰好是在戰勝叢林法則的基礎上產生的。儘管道德產生以後，也產生了許多「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的「衛道士」；只想自己青史留名，不管懷中子嗣餓死的「道德狂」；但有道德和沒有道德是不一樣的：有了道德以後人類就再也不能像鱷魚一樣只關心自己的孩子，像老虎一樣只憑膂力霸佔財物和妻子，像杜鵑一樣將蛋下在別人的巢穴裡，然後又將主人的雛卵拱出--至少是當有人公然越過人類為自己設置的這些底線時，再也不像沒有道德以前一樣心安理得，他得接受公眾輿論的普遍質詢和問難。因為進入文明社會的人們相信，人類得憑一些更堅固、更長久、更符合整體利益的原則來佔有自然和社會資源。比如，對婦幼的扶助就是人類戰勝野蠻，告別叢林法則的重要標誌。在強者通吃一切的叢林世界裡，動物們對婦幼的扶助只限於自己的家庭或家族，而對別的家庭或家族是要「食肉寢皮」的，就像克市教委的官員們所做的那樣。
問題是，為什麼這些實踐叢林法則的人卻要高唱「犧牲」和「奉獻」美德？按理說，就像物理學中「能量守恆」定律一樣，當一些人超強度地貢獻了自己的勞動甚至生命時，必有另一些人低成本地收購了這些額外的道德果實，我稱之為「道德三五斗」。那麼，根據「物質不滅」的法則，誰是這些道德利益的最後收藏者？從喊叫「保持安靜，坐著別動」的組織者身上，從手拿話筒命令「讓領導先走」的市教委官員身上，從反鎖廁所不准孩子進入的黨委副書記身上，從一切從容跨過孩子身體的大小政客身上，我們看到了這些道德支出的最後下落。
四
無獨有偶，距離新疆克拉瑪依大火82年，也就是，1912年4月10日晚，一艘滿載乘客的豪華郵輪由英國的南安普敦港啟航前往美國紐約。這艘名為「泰坦尼克號」的超級巨輪是當時人類建造的最大可移動物，被譽為「不沉的方舟」。不料啟航後的第四天，就在大西洋的紐芬蘭海岸誤撞冰山。船上2208人，僅有705人獲救，1503人沉入海底，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海難。但洶湧的海水、詭譎的冰山吞沒的只是這些人的肉體，他們的靈魂以及在這艘巨輪沉沒之際所表現出的無畏勇氣和偉岸道德卻永遠不朽。它在後人心中築起了一座永恆的紀念碑。
美國作家丹尼·阿蘭巴特勒在《永不沉沒》一書裡向我們詳細描述了這艘巨輪沉沒的全過程。當時建造該船的安德魯斯也在船上，經他檢查後，失望地告訴船長，船艙已大面積進水，不久這艘巨輪將無可挽回地沉入海底，而救生艇不夠一半乘客逃生。船長史密斯不假思索地說：「讓婦女和兒童先行」！接著他又低沉而堅定地補充道：「我跟船走」。雖然這個過分自信的老人，在多次接到冰山警告後，仍命全速航行，但在死亡來臨的一瞬，他沒有利用職權逃生，而是以自己的鎮定和剛毅表達了他的懺悔和尊嚴。後來有人看見，直到洶湧的海水湧進駕駛艙，他都一直站在船舵旁，像石頭一樣沉默，直至海水沒過他的頭頂。造船師安德魯斯，是最早知道船要沉沒的人，但從得到噩耗的那一刻起，他就沒有打算逃生。在最後的時分到來時，有人看見他一直站在房艙的大廳，注視著一幅題為「通向新世界的門檻」的壁畫，毫不關心腳下的海水正拾級而上。他給這個世界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對一個女服務生說的，他說：「孩子，很遺憾，我沒有給你造一條永不沉沒的船。」對於船上另一個「管理級人物」，一副默多克，卻有很多說法。有人說他自殺了，有人說他開槍打死了一個企圖衝進給婦女兒童用的救生艇的乘客，然後舉槍打死了自己。電影《泰坦尼克號》用的就是這個細節。
對於泰坦尼克號上集體性地堅守崗位，不離不棄，丹尼·阿蘭巴特勒分析說，很大的原因是船上的領導者臨危不懼。在死神到來的時刻，他們的沉著堅毅無形中鼓舞了那些願意跟從「正確、高貴、美好事物」的男子漢們。當然，他們在這樣做的同時，自己也成了「正確、高貴、美好」的一部分。但即便是這樣，當我們重新觸摸那些令人發燙的史料時，仍然有一種內在的感動令人心馳神搖。因為不是一個船員、兩個船員把機會留給了別人，把無望留給了自己，而是幾乎所有的船員、水手、鍋爐工以至廚師都是這麼大義凜然，慷慨赴難：信號員羅恩一直在甲板上發射信號彈，儘管這看起來是多麼的無用；鍋爐工亨明本來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槳員，但他把這個機會讓給了別人，到最後一刻他還在甲板上放卸帆布小艇；報務員菲利普斯和布賴德在報務室堅守到最後一分鐘，船長告訴他們可以棄船了，他們仍然不走，繼續敲擊著鍵盤，敲擊著生命終結的秒數；最讓人感動的是船上的樂隊，不僅沒有隨著人群逃跑，而是在災難的現場，樂隊領班亨利·哈特利和其他隊員身穿燕尾服，一直演奏著「上帝和你同在」的樂曲。他們知道這樣做不能阻止死神的臨近，但那深沉悠遠的宗教聖歌極大地安撫了未亡人不安的靈魂，那悲涼激越的提琴聲，展現了人在死亡面前所擁有的全部哀傷和尊嚴。
事後統計，900名船員中有687人像船長一樣永遠地留在了泰坦尼克號上，也就是說有76％的船員葬身海底，佔整個死亡人數的45.7%。但誰都知道，船員在船上，無論就經驗、還是條件，比乘客更有機會逃生。對此，《永不沉沒》的作者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們生下來就被這樣的理想教育著：責任比其他的考慮更重要。責任和紀律性是同義詞，在泰坦尼克號沉沒前的幾小時中，這種責任和紀律的理想，被證明是難以被侵蝕的最有力量的氣質。」但這樣一種群雕般的英雄壯舉單靠「責任意識」是無法說清的。因為在泰坦尼克號上不僅是船員，那些本沒有「責任」的乘客，包括那些百萬富翁和普通乘客們也同樣顯出了自己高貴的人性：
據文獻記載，由於1912年4月10日的航行，對泰坦尼克號來說是建成以來的第一次，是「處女航」，所以當時的達官貴人、名媛巨賈紛紛以先「乘」為快。因而乘客中有總統的侍從武官、知名戲劇製作家、費城電車大亨、鋼鐵業鉅子、傳記作家、神學家、電影明星、工程師，以及美國億萬富翁約翰·雅各布·阿斯德，全球最大的梅西百貨公司創辦人伊西多·斯特勞斯等。一等艙的337名乘客中，僅百萬富翁就有57位。
其中，約翰·雅各布·阿斯德是當時全球最富的人之一，他的資產據說可以建造11艘「泰坦尼克號」。他的妻子馬德琳才18歲，當時正懷著五個月的身孕，所以阿斯德夫婦帶了十多名佣人。在「泰坦尼克號」即將沉沒之際，阿斯德攙扶著馬德琳來到四號救生艇旁，對照管救生艇的船員說，妻子身體很弱，能不能讓我上艇照顧她？船員回答：「不行，先生，除非所有的婦孺都先上了艇，否則不許一個男子上。」阿斯德沒有多說一句話，脫下手套拋給了妻子，然後就退到甲板上，靜靜地坐在那裡，等著天使接應的時分。幾天以後，人們在海面上發現了他，渾身都是煤煙，而且已被砸扁了，打撈者猜測他可能是被船上倒下的大煙囪砸死的。
「泰坦尼克號」上的另一個「大款」是美國「梅西百貨公司」的創始人伊西多·斯特勞斯。海難發生近百年後的今天，「梅西百貨公司」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百貨公司，座落在美國曼哈頓第六大道上。「泰坦尼克號」撞上冰山以後，有人向67歲的斯特勞斯建議，「我保證不會有人反對象您這樣的老先生上艇……」這位老人堅定地回答，「我絕不會在別的男人離開之前走上救生艇。」斯特勞斯夫人本已上了八號救生艇，但剛要坐下的時候，改變了主意，她走下來，對斯特勞斯說：「這麼多年來，我們都生活在一起，你去的地方，我也去！」就這樣，一對老夫婦蹣跚著走到甲板的籐椅上坐下，像一對鴛鴦棲息在水上，直至冰冷的海水把他們全部捲進海底為止。
當知道沒有獲救的可能時，世界著名管道大亨本杰明·古根海姆沒有絕望，他穿上了最華麗的晚禮服，對隨從說：「我即使是死也要死得體面，像一個紳士。」他給太太留下的遺言是：「這條船不會有任何一個女性因為我搶佔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會死得像一個畜牲，會像一個真正的男子漢。」
……
中國有一句格言「有錢能使鬼推磨」，但在「泰坦尼克號」船毀人亡的關鍵時刻，這些世界巨富，「外國大款」，似乎想都沒有想過要賄賂救生艇的官員，有的甚至寧願將現金帶進天堂都沒有掏出來試一試。像大亨阿斯德，當人們從煤灰堆里拉出他時，還從他的兜裡搜出2500美元現金兌換支票，而當時船上水手一個月的工資還不到20美元。尤其令人驚異的是，他們都是船長史密斯的好友，可沒有一個人要求船長「法外開恩」。這是一群真正的「另類」，這是一個我們不可能完全理解的世界，這個世界裡的人們用他們的良知和美德向我們證實：大自然的驚濤駭浪、狂風暴雨，可以摧毀人的肉體以及任何人手製造的「巨無霸」，但它摧毀不了的是人們用意志和品格鎔鑄而成的文明價值和信念世界。
「泰坦尼克號」上有一個基督見證的故事令人動容。
當時船上有一位牧師叫約翰·侯伯，應邀到美國芝加哥慕迪教會佈道。他眼見災難就要降臨，就呼籲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上集合。當時有幾十位基督徒陸續前來，大家手拉手圍成一圈，侯伯牧師莊嚴地宣告說：「弟兄姊妹們，我們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但我們已相信了耶穌，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害怕。不過，船上還有不少未信的人，他們還未得救，若此刻失去生命，必將永遠沉淪滅亡。倘若我們現在不跟他們爭用逃生設備，讓未信者有更多人獲救，以後他們仍有機會聞聽福音，相信耶穌得永生。」基督徒們聽後，大受感動，他們手牽著手，一同唱聖詩「更加與主接近，更加接近」。莊嚴的詩歌震動了蒼穹，震動了船上其他的乘客，大家秩序井然地接受船員的安排，讓婦女兒童先登上救生艇。直到海水把這些基督徒和他們的歌聲一起帶進大西洋底。
侯伯牧師掉到海裡時，抓住了一塊浮木，在海面上漂流，碰到另一個什麼也沒抓到的年輕人。牧師問年輕人：「年輕人，您得救沒有？」年輕人回答：「沒有。」一個海浪把他們分開了。數分鐘後，他們又接近了，牧師再問他：「您與神和好沒有？」他還是回答：「沒有！」一個海浪又把他們分開。最後一次他們靠近時，在海中飄浮已久，年輕人已經疲憊不堪，想放棄掙扎時，牧師卻告訴年輕人：「年輕人，耶穌要救你！」說著就把手中的木板，送給了他，自己沉入海底。天亮之前，趕來救援的船隻撈起了許多屍體，只有六位不在救生艇上的乘客生還，這年輕人就是其中之一。
讀完這樣的故事，回頭再看克拉瑪依大火中的官員，真讓人有一種淪肌浹髓的悲哀。我為生我養我的苦難母邦深深地恥辱著。如果說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不光是要與祖國分享榮耀，而且得分擔恥辱的話--像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說的「為波蘭的罪過感到羞恥的人，就是波蘭人」，那麼，在閱讀這樣故事的時刻通常就是我的民族主義情緒最為高漲的時刻。它表現在，我不再相信那些製造「說不」爛貨的傢伙們所硬造的「自摸」並假裝「高潮」來臨的幻想；即使有一萬個像季羨林這樣的「大師」站出來證明「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我也不相信。我們和別人的差別，不是膚色的，而是血液的；不是物質的，而是心靈的；甚至不是典章制度、風俗習慣、思維方式的，而是人種、信仰、精神基因的。浩如煙海的經史子集給我們製造了多如牛毛的明君、忠臣、義士、俠客，唯獨沒有一個紳士；數不勝數的先賢、鴻儒、高僧、聖人、領袖、導師，讓我們保護國家，保護民族，保護綱常名教，尤其是有資格代表國家、民族的領袖和導師本人，唯獨沒有說，我們應該保護婦女和兒童；皇帝、暴君、獨裁者以及一切「正人君子」孜孜不倦地教我們「忠」，教我們「孝」，教我們一切修齊治平、貞節烈義以及「階級鬥爭」的大道理，唯獨沒有教我們「愛」，愛一切人，愛智慧，愛人類創造的一切自由和文明的價值。我們的罪孽早在出生以前就已經注定。我們是吃人者的子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