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聯合國秘書長的顧問到中國寧夏去考察時發現當地的農村人口結構跟戰爭年代一模一樣，只有老人、婦女和小孩後，曾非常驚訝地發問：「你們的年輕人呢？」得到的回答是：「他們都打工去了。」
據有關機構調查統計，河南農村人口6700多萬，佔總人口近70%；河南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約 1500多萬，其中男性900多萬，約佔2/3，女性600多萬，約佔1/3；河南農村戶均人口3.48人，總農戶數約1800萬個。也就是說，每兩個家庭就有一個男性外出打工，每三個家庭就有一個女性外出打工，其中相當一部分家庭既有男性外出打工，也有女性外出打工。
中國農業大學一項針對農村留守人員狀況的調查顯示，目前全國有8700萬農村留守人口，其中包括2000萬留守兒童、2000萬留守老人和4700萬留守婦女。
由於中共政府長期實行輕農業重工業、輕農村重城市的政策導致的中國農民僅靠當地的農牧業已經很難養活自己和家人，導致在全國範圍內已有數以億計的農村青壯年進城打工。同時大量的農民工進城又給中國特色的低附加值的初級加工型外貿出口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保障。
由於受戶籍、住房、教育等歧視性政策的約束，進城農民工要攜家帶口在城市立足並非易事，由此導致大量農民工不得不把家人留在農村，長期以往，農村便形成了一個以婦女、兒童和老人為主體的龐大留守群體，也就是俗稱的「386199」群體。
身心負擔沈重的農村留守婦女
目前農村的留守婦女，年齡多介於30∼45歲之間，對這些留守的家庭主婦來說，她們既要照料家中的老人、小孩和家務，還要打理田地的農活，長年累月地既主內又主外，身兼多重角色，勞動強度大、安全感低。
黑龍江省雙城市杏山鎮樹慶村村民李貴傑，今年33歲。結婚12年，她的丈夫每年都有一多半的時間在外打工。李貴傑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在雙城市市區的一所小學上學。由於離家較遠，大女兒只能每週末回次家。即便這樣，李貴傑也沒時間去接孩子，她還有一個剛滿10個月的小女兒需要貼身照顧，所以她每次都委託姐夫接送孩子。由於小女兒太小，李貴傑只能在小女兒睡覺時做飯、干家務活。有時小女兒趕上吃飯時間哭鬧，李貴傑就吃不了飯了。
由於夫婦長期分居，很多留守婦女長期「守活寡」，導致精神空虛、孤獨寂寞，有的還擔心被身在花花世界的丈夫拋棄，身心都長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渴望父母關愛的留守兒童
目前官方公布的留守兒童的數量大約是2000萬，但有學者推算和保守估計，目前14歲以下的留守兒童至少在4390萬以上。
曾為中共建政作出貢獻的「革命老區」安徽金寨縣湯家匯鎮，青壯年勞動力大都在沿海城市打工。湯家匯鎮就有這樣一群學生，由於父母長年在外地打工，他們大多被寄宿在親戚家中；上課用的是殘破的桌椅和課本；住在簡陋的宿舍裡，兩個人擠睡在一張床上；校內沒有任何體育娛樂設施，每天就著咸菜吃米飯。
未成年兒童原本是最需要父母呵護與疼愛的。與其他正常家庭的兒童相比，幾千萬被父母留在老家的未成年兒童就不得不承受他（她）們這樣的年齡本不應該承受的各種壓力。據統計，80%以上的留守兒童是由年事已高、文化素質較低的祖輩或其他親友監護。西部某縣的調查顯示：留守兒童中70% 的父母年均回家不足3次，有的甚至幾年才回家1次；近30%的留守兒童與父母通話、通信頻率月均不足1次。由於父母長期外出，留守兒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滿足，遇到心理問題得不到正常疏導，對留守兒童的身心健康造成極為嚴重的負面影響。南方某省一項調查顯示，19.6%的留守兒童覺得自己不如人，11.4% 覺得自己受歧視，9.5%有過被遺棄的感覺。
老無所依的留守老人
「養兒防老」是中國農村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可是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長期外出打工，造成目前有幾千萬的老年夫婦甚至喪偶獨居的老人固守鄉村。在年老體衰的情況下他們不僅要自己承擔維持自己生計的各類勞作，有的還要替進城的晚輩打理農田，照料孫輩。再加上對養老、醫療問題的普遍擔憂，「孤獨感」、「寂寞感」、「遺棄感」是留守老人比較普遍的心理感受。
貴州省劍河縣街上村83歲的潘引娣老人就是一個典型的留守老人。8年前，老人守寡30多年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兒子不幸去世。5年後，兒媳婦外出打工杳無音訊。孫子兩年前初中畢業滿18歲後也外出打工，留下孤苦伶仃的老人苦苦地支撐著自己的風燭殘年。如今老人每月靠村裡給她爭取到的低保勉強度日，身後事是她想也不敢想的傷心事。
「386199」現象能解決嗎？
中國農村的「386199」問題存在已久，中共當局長期對內宣傳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結果，以此為藉口掩蓋自己決策失誤造成的後果。其實靠農民起家的中共自建政以後，就一直實行輕農業重工業、輕農村重城市的政策，中共長期通過「剪刀差」剝削農民，刻意長期壓低農產品價格促進工業發展。只是因為擁有一個「農村戶籍」，「改革開放」前幾十年幾億農民不能進城務工、不能進城居住、農民的子女不僅不能進城上學而且長大後只能接著當農民。在「改革開放」初期，農民確實得到了些許實惠。但好景不長，隨後而來的所謂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導致糧食和其它農產品價格持續走低，而農機具及農藥、化肥等工業品價格卻持續穩步上漲，農民在初期得到的實惠也很快煙消雲散。也正是長期實行的輕農村重城市的政策導致農村勞動力過剩才有可能為城市及沿海發達地區的製造工廠提供薪水低廉的農民工，支撐起維繫多年的巨額外貿順差。「改革開放」後，還是因為擁有一個「農村戶籍」，除極少數地區外，農民不能享受城裡人擁有的醫療、失業、養老保險，即便是進城務工的農民，他們的看病與子女的上學都要比城裡人付出高的多的費用。雖然幾十年來GDP一直持續走高，但是由於增長速度更快的軍費、維穩費（已與軍費持平）、權貴集團對財富的掠奪以及天價的公款吃喝、公款旅遊、公車消費，政府幾乎不可能再去建立覆蓋農村戶籍的全民社保體系。 2006年中共取消農業稅之前，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仍在徵收農業稅的國家。可以說相對城裡人而言，中國的農民一直就是二等公民。
雖然中共幾乎每年都在高喊要重視農村、農業、農民的工作，甚至很多年以來每年下發各地的所謂一號文件都談「三農」問題，事實證明這只是表面象徵性的作秀而已。從根本上講，與其它「三農」問題一樣，「386199」現象的長期存在正是由於中共自己的政策導致的。在目前的體制下期待中共自己來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也就說只要目前的中共體制不變，「386199」群體的困苦仍將繼續下去。 「386199」現象確實反映出廣大農村籍的進城務工人員和各類留守人群的無奈與困苦，但同時「386199」現象引申的「三農」問題目前也已然成為壓在中共政權頭頂上的一個沈重包袱，在中國社會面臨深刻巨變的前夜，這個包袱最後究竟能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也許只有時間能給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