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弟開始在江北石門運輸社做抬工，早已搬走，興國住通用廠集體宿舍，我嫁出了門，和平路家裡只剩父親安邦治平三個大男人。父親曾經打算搬去他朋友家，後來沒成，找地方住不比登天容易。安邦說他可以去住人家堆放物品的臨時貨棚，也不是辦法。之所以想從和平路驅逐兩個人，為的是治平結婚安家。
治平與女友李承蘭相愛已經四年，我們全家都很喜歡這位友善活潑，勤勞大方的漂亮女孩。可是，小李的家庭極力反對，他們認為好好一個大姑娘，應該體體面面地嫁個好人家，同反革命的兒子結婚當反革命家屬，生下來的孩子也是反屬，永遠出不了頭。她的父親勸小李放棄治平，另攀高枝，他將從西康甘孜送給她足夠的木料打整套新傢俱，還送錢買收音機等高級禮品。這些饋贈在當時是相當豐厚的，可是小李不為所動，後來她父親把戶口扣留起來，承蘭還是沒有依從。
八零年初，興國做了一件在通用廠很轟動的事情。這個不善言談交際的老實人，把通用廠在市中區白象街的宿舍強佔了一間。儘管興國不大與人接觸，十九年來，他從十七歲的學徒到現在三十六歲的技術員，廠裡人有目共睹，認定他是個不可多得的好男兒，只要有機會大家總想為他幫忙。一位同事結了婚在廠裡玉帶山分了新房，近期要從城裡白象街的一間宿舍內搬走，他悄悄向興國透露風聲，告訴了搬家的確切時間，要興國同時搬進去，不能有一點間歇，因為周圍的幾家都在躍躍欲試，打算強佔，到時候只有手長為大哥了。
搬家那天真精彩，兩部大卡車同時停在外面，裡面搬出一件，外面搬進一件，裡面騰空一寸，外面佔據一寸，不到兩小時，搬走完，搬進完，配合得天衣無縫。那幾家鄰居只有乾瞪眼，完全沒有動手的機會。
幾天後，有人急匆匆來給興國報信，他說大事不好了，廠辦公室寫好了一張通知，還沒有貼出去，說齊興國強佔公房，必須馬上搬走，否則攀照旅館租金按日從工資裡扣除。那還了得，除了房錢，還吃不吃飯？固執的興國，既然事情開了頭，他就要一幹到底，坐下來寫了一份報告交給車間主任。他說，他在通用廠干了十九年，十九年一直住在四人一間的集體宿舍裡，與他同時進廠的和晚許多年才來的絕大多數人，都分配了宿舍新房，因為他們結了婚安了家。興國說，我雖然沒有老婆，但是，我有老父親，老父親沒地方住，我當兒子的照樣有責任，白象街的房子就是盡我做兒子的孝道，使七十歲的父親老有所歸。你們不該管我結婚不結婚，我有這麼長的工齡，有這麼大一把年紀，就該分給我單獨的住房。如果你們要用強扣工資的辦法逼我，那麼我現在就正式提出退職，應得的兩千多元退職費，夠我在城裡買一個房間，父親便不至於流落街頭了。
想不到這個沉默的人講起話來錚錚有聲，理通情順，為了父親有個安身之地，願意拋棄鐵飯碗。對於車間主任，重要的是他需要他，興國是大修組的脊樑，人家修不好的機器要找他，修好了要由他驗收才敢交走，他技術全面處事穩重，從不需要主任操心。
主任拿著這張紙到廠部辦公室，假如不解決好這個小房間，齊興國走，我只好也走。廠裡第一次睜開眼睛刮目相待這個男子漢，第一次讓了步把房子正式分配給了興國。
治平和承蘭結婚了，和平路那間破房子比起宣傳得家喻戶曉的白毛女「半間草屋做新房」當然好多了。
父親和安邦兩個大光棍搬進了白象街搶佔的房間，又是一個滿地黑泥沒有陽光的地方。
興國自己快四十歲了還是個光棍。他為什麼不交女朋友，為什麼不結婚，廠裡人有點大驚小怪想不通。幾個老師傅很喜歡他，主動為他介紹女孩子，都被他婉言謝絕。有個師傅說：「幹不幹沒關係，見見面總可以吧。」他以為興國是不好意思，心受口推，準備好了飯菜，叫那女孩子等在家裡，興國硬是沒有去，弄得師傅下不了臺，傷了這位好心人。
廠裡有人說：「這個男人真稀奇，見了女人不動心，不是神經有問題，就是一個中性人。」
這種議論，興國感到恥辱，但他我行我素，笑罵由人。
興國，最清楚母親的創巨痛深，最清楚母親為這個家所付出的犧牲，母親是興國心中永遠的傷痛，母親的地位無人可逾越取代。
父親回來了，這個被冤屈的靈魂是時代的犧牲品，我們歡迎他歸來，空蕩蕩的家，又有了最親的親人。
興國有了件好衣服，哪怕是別人送給他的，剛準備穿上身，想起自己有，父親沒有，馬上把衣服重新包好給他送去。父親腳上的布鞋大腳趾穿了洞，其他幾個兒女好像都沒有長眼睛，只有興國看見，帶去百貨公司買雙新的。只有父親過得比他好，他才安心。
除了生活上的操心，興國對這兩個從勞改隊出來的新人非常耽心，他們對文革後社會環境的險惡及道德人心的敗壞毫無認識，兩人的輕信不相上下，足夠把這個家庭再毀滅一次。我的輕信帶來個人婚姻的不幸，全家被困擾；父親的輕信，也給這個家招惹新禍。
人活得有點意義，是需要精神支柱的。父親的精神支柱曾經是為中國的鐵道運輸事業奉獻終生，這在他第一本日記的第一頁上早已記載。他把事業放在首位，身體，讀書，家庭都從屬服務於事業。為此，他一絲不苟，身體力行二十年。
四九年中共建政後，為莫須有的「歷史反革命罪」、「現行反革命罪」坐監獄和准監獄（單位軟禁、就業、集改等）二十三年，弄得他沒有任何事業了。壯志未酬，家庭破毀，他什麼也沒有了。
七五年底，政府「寬大處理國民黨縣團級人員」，把父親釋放出來，從此他與勞改隊公安局脫離關係。七六年三月，他被分到重慶長江儀錶廠噴漆組打磨毛胚噴漆，拿「米發梭」工資，或許我們又可以說他有了噴漆事業。但這不是他要的事業，是上面「恩賜」的一張飯票，是豬食是狗餐你都得拿下。
那間六平方米不能住人只能積灰，我稱為「積灰罐」的「房間」，是落實政策分給父親的「住房」，他每月得付九角六分錢的房租以保住名份。許海榮的「合適得很」，張向東的「不去管他」，使父親八年沒有自己的住處。
父親在和平路睡了近五年樓板，他每天清晨堅持跑步鍛練身體，回家週身是汗無處洗澡，提桶冷水到樓梯下面，赤著膊穿條褲衩當眾淋浴。冬天，刺骨的寒風從長江一無阻擋地吹到上半城，吹到父親身上，雪上加霜。父親大半輩子尊崇的「沒有健康的體格便沒有健全的思想」，現在只剩前半截「健康的體格」，儘管他仍然鍛練身體，目的沒有了，只是一種慣性，一點餘音，要「健全的思想」何用，擦屁股算啦。
我結婚後，父親到紅星亭坡睡過幾個月涼板。那是夏天，我以為睡涼板很涼快很愜意，直到有一天父親不在，樓上太熱，我決定也享受一下，才知道父親不吭聲不出氣地吃了多少苦。那個破涼板竹條鬆了，不要說翻身，動一動手腳，馬上就嘰嘰嘎嘎亂叫，像架爛風琴，一個琴鍵響了所有琴鍵跟著亂響，雜訊灌耳。而且竹條間的細縫夾肉，哪裡的肉都夾，只夾一絲，馬上痛醒。那一夜，我不斷給涼板弄醒，真受罪。
父親一生，特別是近三十年所經歷的坎坷，他始終隱忍於心不予提及，那需要多大的功夫呵。
父親也看報讀書，有空時撅著屁股看公共報欄，那一長排報紙不要付一分錢，他斷不會想到每月花一元二角訂一份，有這個錢，不如存起來買一顆假牙鑲上，免得嚼東西那麼艱難。冬天冷，乾熬，夏天熱，搖著或許寫有民間詩人傑作「你熱我也熱，扇子借不得」的大蒲扇，一面扇涼快，一面扇累了發熱。他也讀英文看書，並非有任何目的，並非為狗屁事業，只是打發無聊的時光。
這個他過去一直放在最末位的、長期被父親忽視和「不公平」對待的家庭，與他共渡了一個接一個的災難，現在，又接納了他的歸來，成為他生命最後的支點。可是，家已破人已亡，他與母親連「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的機會也沒有了。哪怕他一次再次去歌樂山墳上流著淚同愛妻聊天，「媽咪呀，你等不住，先我而去了。結婚不久，我們就說好了的，你性格比我堅強，讓我走在你的前面。為什麼你不守約，丟下了我一個人。」「媽咪，這是你愛吃的糖果，還有紅燒雞翅膀。媽咪呀，我今生最對不起的就是你，你能聽到我的懺悔嗎？」他已得不到回音 。
在白象街這個暗無天日的房間裡，父親經常一個人呆在裡面，清心寡慾為活著而活著的他，開始思考反省自己，反省的題目只有一個：我究竟做錯了什麼事，一家人落得如此下場。
最初，他想，我一定是前世作惡太多，今生今世受苦受難報還。前世作了哪些惡，上天有記載，分毫無誤。果真如此，那我是罪有應得，那怕死在苦海裡也死而無怨。
進一步， 他又反省到，自己四七年在南京皈依佛教，一直極為虔誠。解放後，在無神論思想的衝擊下，他神不知鬼不覺地遠離直至放棄信仰，再也沒有想起過佛祖，他認為這種叛逆行為罪大惡極，理應受大懲巨罰。原來，都是咎由自取。活該！
父親以為找到了答案，頓覺釋然。那幾天，我們的父親氣色紅潤，態度祥和。他想通了，他輕鬆了。
過了幾天，他再往下想，又不對了。
媽咪，五個孩子，他們難道一個個都同我一樣前世作了大孽，這麼巧，六個人投胎到一個家裡和我一起受罪？這種解釋太牽強， 說不過去。況且，他們六個，沒有一個信佛教，五個孩子不提，媽咪在我的勸說下仍然半信半疑，我曾經對她很失望，他們中沒有一個談得上背叛佛祖，何以受的苦難比我還深重？佛祖是慈悲為懷普渡眾生的，哪裡會把對我個人的懲罰延伸到六個無辜者的身上。
不會，佛祖絕對不會這樣做。為什麼，究竟為的什麼？父親把手指頭伸進所剩不多的頭髮裡，恨不能把頭髮一根一根拔掉，找出答案。
父親找不到，他又想不通了。
哪，是不是我今生作了大惡呢？
今生，凡是追憶得起的事他都提回來複查審視了一遍，這次，是他第三次對自己大審查。
第一次是重慶鐵路局軟禁他，要他交代歷史，以便「信用」他，他從早寫到晚，頭髮都交代白了，還說他避重就輕不老實，是清水裡看見了細菌，是大白天與鬼神交遊，他都不明白他們所謂的老實是什麼意思了。
第二次，是判刑十五年後父親想從四川省二監越獄，給關進兩平方米的小監房裡反省。在這個不見天日的四十天裡，他對自己的過去作了嚴格的拷問，拷問出的是他過於執著的公而無私，是太一絲不苟的品德操守，是年少氣盛的求全責備，是不懂人情世故的疾惡如仇……把拉住他手臂的妓女推開，為什麼我還要踢她一腳？把未買車票的窮男孩趕下車，他或許就凍死在冰天雪地裡；開除了偷煤炭的火車司機，致使他全家挨餓……是呀，這些都是罪過！父親在小監房裡寫出的檢查弄得獄吏們啼笑皆非，簡直是在吹毛求疵，這算什麼反黨反革命的滔天罪行？
第三次，就是現在，在白象街，他再次企圖查出自己的大惡，以使自己心安。
結果，他不得不認為這是在脫了褲子放屁——多餘的過場。
他清楚，一個把國家民族他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鞠躬盡瘁剛直不阿，誠實善良兩袖清風，今生今世活得完全無愧的人，佛祖絕不會加罪於他。
無法想像，四八年五月，他代表交通部參加南京首都蔣介石總統的就職典禮，兩百人向蔣總統三鞠躬，這竟是他一生事業的頂峰。
曇花一現的平步青雲，只留下一道光明的記憶，而災難是萬劫不復的。
在萬劫不復的災難裡，他視個人不足為道，家破人亡才是父親最難接受最最想不通的。
七九年起，右派平反，五類份子摘帽，父親認識的不少難友也陸陸續續宣布無罪，大都翻了身，可父親寫的數公斤重的給法院的申述信，給中國各大報紙的呼籲書，全都石沉大海，死盡死絕。
別人翻身了，他還翻不了身，他不翻身，他的兒女就翻不了身，憑什麼？
窮盡思索，父親沒有找到答案。憤怒，不能發泄；失望，不見盡頭。思想的重軛緊緊卡在脖子上，每分每秒都是錐心的苦難。一個可憐的不得解救的靈魂，他經常咬緊嘴唇坐在那裡，一言不發，使勁眨著發紅眼睛，拚命把眼淚眨回去。他不大同我們講他心裏想什麼，我們知道，揣著的還是那個百思不解的問題：這一切到底為的是什麼？
那天，我去白象街黑房間看望父親，他一臉沈重，沈重裡飽含著痛楚。我以為他在生病，他卻衝動地對我說：「家貞，我要做壞人！」
我要做壞人？
我張口結舌，不相信此話出自父親之口。
父親的話，語重千鈞，石破天驚。對於我和所有瞭解他的人，簡直是晴天霹靂山崩地裂，是世界末日來臨。假如上帝對他的子民們宣稱：我要做撒旦，令人驚嚇的程度也不過如此。不同的是，前者千真萬確，人想要變成鬼——怎樣的一出悲劇；後者，上帝想要做撒旦——吃飽了飯扯蛋，是不可能發生的假設。
假如上帝聽到齊尊周這句話，他也一定會為他灑淚。上帝啊，你說是不是？
父親現在沒有立足的基石，沒有前行的目標，沒有為之生存的明日。他，一個無足輕重的失敗者，他，山窮水盡走投無路，從靈魂的廝殺中痛苦不堪地走出來大叫，我要做壞人——他不得不找出路。
狂烈的內心風暴足以摧毀父親自身的一切，出路在哪裡？他，無法否定對抗那些製造不公的人們，那些人太強大，父親只能把舉起的刀對準自己，向自己下手，只有自己最好欺；他只能否定做好人，做了好人才沒有好下場！
那麽，做壞人呢？壞人管好人，壞人坐天下，做壞人最容易！
否定自己，就是變賣自己，徹底否定，就是徹底變賣。只有這樣，他才能有藉口活下去。
這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的君子，今天，竟然宣布要做壞人！除了他個人經受的萬箭穿心鈍刀子割肉的疼痛，和難言的委屈哀傷憤怒之外，我們只能說，這個世界瘋了，這個社會顛倒了，這個人間靡爛了，所有的人都變成烏龜王八旦了。
聽了我要做壞人這句話，我這個脾氣急躁不善思考的女兒竟然沒有生氣，沒有生氣是因為我太瞭解父親的過去，太清楚他的為人，太明白他今生今世所受的奇恥大辱 ——父親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我能看到他說這句話時，內心在撕裂，五臟六腑在出血，鮮血從眼耳鼻喉噴湧而出！
我要做壞人，多麼偉大的結論！
且不說什麼叫壞人，且不說父親有沒有天份做壞人，且不說他懂不懂怎樣做壞人，即使他創造奇蹟真的做成了公認的壞人，全世界的壞人，我這個女兒也決不認為他是壞人，就像鏡子摔碎了，你不得不承認它仍然是鏡子。齊尊周永遠是我親愛的父親，就是做鬼，他絕對做的是個好鬼。
我這才理解了，為什麼眼見為實的父親與我深為瞭解的父親開始錯位，有時錯位甚至很大。
想一想，一個人把內心的屈辱悲憤用強力壓迫了三十幾年，三十幾年後才爆炸出一句「我要做壞人」的呼號。它匪夷所思？它不近情理？否！我們還能要求這個人什麼？
他報國無門，他有淚如傾。
剩下的就只能為家，為五個媽咪放心不下，他深感負罪的兒女。
父親自己其實已經死去，活著，只是為了他的五個孩子，為他們尋求補償，這是他活下去的起點和歸宿。
女兒結婚，他只借到六元錢送禮，他當然想送六百六千甚至六萬元，只要有人肯借，來世變豬牛清還他都心甘情願。現在，小兒子也要結婚了，父親正發愁沒錢送禮。
機會來了，這個過去不認錢只認理的男人，這個視錢財如糞土並為此與兒女們爭得面紅耳赤的父親，現在見錢眼開，他相信，今生終於可以為窮困的兒女們掙一筆大錢了。
一個年輕女人李莉萍出現在父親面前，她比父親小三十五歲，比我還小五六歲。這個女人說她愛他，不嫌六十九歲的他老，不嫌他窮得不名一文，不嫌他東搬西遷沒有自己的住處，不嫌他老反革命尚未平反——她都愛他，愛他不講價錢。豈止如此，她還要在經濟上幫助他，使他富起來，使他的兒女們也富起來。而且，法院裡她也有關係，一個姓相的朋友保證幫忙，父親的平反申訴包在她身上。
父親一定是覺得自己想做壞人，就可以是個壞人了。他嘗夠了做好人的苦難，做壞人應當是很容易很快樂的。壞人享受充分的自由，不必思前想後顧慮重重，他不受任何道德倫理的約束，想幹啥就可以幹啥。何況，李莉萍這樣的好女人，她帶來的好運哪裡去找，簡直是老天開眼送厚禮來了。
值得提醒的是，坐過牢的人，生命中一切寶貴的東西都剝奪殆盡，只剩下感情，經過千波萬折的感情，都已變得十分虛弱，像「自然災害」的水腫病人，個個是只餓老虎，只要以為是肉（其實是泥是屎），不加辨別，趕緊一口吞下肚裡。
李莉萍對父親說，她有個朋友做大生意，如果投資，一週後還百分之五十的利息，也就是說投一千元進去，七天後變成一千五。她本人已投資數次，那人都遵守諾言，很講義氣。父親大喜，手上無錢，他找阿弟借。阿弟與王瑛正籌備婚事，存有數百元，父親第一次開口向兒子借錢，阿弟哪有拒絕的道理。況且，錢一星期就回來，除了媽還有兒，結婚費用就能寬裕一些了，何樂而不為。
這筆錢，一個星期後沒有回來，一個月後沒有回來，一年後還是沒有回來，不但沒回來，更多的錢給塞了進去。每次李莉萍都有合情合理的原因無法還錢，每次都有合情合理的原因讓父親再設法弄給她錢。那人被抓了，要用錢贖出來；帶回來的錢數量過大不安全，要花路費派人去廣州一起拿錢。李交給父親一把鑰匙，「那人回來，馬上用它開保險櫃還錢，連本帶利」。要錢贖人要錢買票……要錢要錢，為了討回本錢，又塞進更多的錢。希望不絕如縷，我們全家都幫父親跑，都捲了進去。僅阿弟一人，除了為結婚酬備的五百元外，還向友人和王瑛的父母借，取了七個存款折，共一千七百塊。
到後來，為了幫助極其沮喪的父親，我借出一百元，興國二百二十，還有一部安邦花二百五十元買給父親聽英文的日產收錄機，父親自己八一年一月份的伙食費四十元以及一些現在已經記不起的金戈戈——錢，全被李莉萍「借」了去。
看來，做壞人並不容易。為了做壞人，父親拖得身心俱疲，內心悔恨不已，阿弟被拖得形容枯槁，為躲債不敢見人。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已感到李莉萍有問題，但她拍胸脯起誓「像齊尊周這樣的好人，如果連他都騙，欠了債不還，我非遭雷打火燒、死無葬身之地不可」，善良的蠢人們又半信半疑了。
一年後，忍無可忍的阿弟揚言要收拾她。帶了一幫兄弟到江北李莉萍上班的銀行附近，在不還錢就下零件（耳朵鼻子等器官）的威脅下，一千七百元債收回了家，沒有兒只有媽，已是上上大吉。
李莉萍沒有遭雷打火燒，沒有死無葬身之地，而是騙了許多人的錢，加上卷走的幾萬元銀行巨款，帶著女兒逃之夭夭，改名換姓在福建嫁人，安家樂業三年，被公安局逮捕歸案。
上門人不是抱著錢來我家還本金加巨息的李莉萍，而是公安人員要父親交代問題。
認識李莉萍不久，父親讓我同李打交道。他說：「免得她叫我裝這裝那的。」 接力棒交到我手上，我介入的時間最早最長，也寫了一份「關於父親和李莉萍」的材料。
我對父親弄得全家跟在他屁股後面當「壞人」深表不滿，但我永遠是他最最忠實的辯護士。與其說這是一份交待材料，不如說它是一份控訴信，人怎樣變成鬼。
父親為李莉萍扮演過一個銀行行長的角色，只需要他對一個陌生人說「同意貸款」就行了。李莉萍說，如果幫成這個忙，她就可以得到一個承包工程，就有錢連本帶利還父親的債了。至於她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已經心急如焚的父親，根本不想過問，只要有錢還，別說扮銀行行長，就是扮鄧小平他都干──如果鄧小平長得像父親那麽帥那麽高的話。六十九歲還儀錶堂堂，一米八高身材修長，滿頭銀髮和誠實的笑臉，坐在那裡點點頭講了「同意貸款」四個字，父親便成功地串演了一次騙人的勾當。可錢，還是沒有討回來，差一點被公安局作為李莉萍的同案犯處理。
這位解放前在一片貪污腐化污泥濁水中廉潔奉公保持一身乾淨的齊尊周，這位在西南鐵路局大會上公開反駁劉軍代表，「你說的不是事實，我就一分錢沒有貪污過」 的齊尊周，竟與被通緝的大詐騙犯李莉萍掛上了鉤，滿身糞臭，波及全家。我不解地問父親這是為什麼，他說：「平反無期，前途悲觀，十分孤獨。」
我知道，為了為他受害的五個子女，父親立下做壞人的雄心大志，這只是他做壞人計畫的一部分。
結果，壞人沒做成，反而帶了個壞人到家裡，全家都成了壞人的受害人，錢沒找到一分，不是「偷雞不著蝕把米」，而是偷雞不著賒了一千隻雞。
這樣的人夠資格當壞人嗎？
父親啊，你要想當壞人，這哪能由你？就像有的人當好人不容易，當好人當好人說了千萬遍，還是個壞人胚子；當壞人也不容易，你沒本事當壞人，當壞人當壞人說了萬千遍，還是個好人胚子。壞人好，好不到哪裡去，好人壞，壞不到哪裡去，本性天定。
我要做壞人。
你想得美！做壞人就像做生意，沒有本錢就別做，知難而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