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報導說，中國作協副主席李冰日前表示，他不敢相信「中國孩子想像力排名倒數第一」的調查結果。他質疑教育進展國際評估組織2009年調查報告的結論：在全球21個受調查國家中，中國孩子的計算能力排名第一，想像力排名倒數第一，創造力排名倒數第五。」。本臺記者唐琪薇邀請北京理工大學的胡星斗教授和加拿大拉瓦爾大學管理學院的蘇展教授討論中國現行教育體制下，孩子們的想像力等問題
記者：「非常感謝二位參加我們今天的討論。首先我想請教一下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我不知道你聽到這個評估結果中國孩子的計算能力排名第一，想像力排名卻是倒數第一，您是怎樣一個反應呢？因為中國作協的黨組書記、副主席李冰表示他不敢相信中國孩子的想像力居然是排名倒數第一。」
胡星斗教授：「這個所謂的作協主席他可能對中國文化和中國體制缺少最基本的瞭解。中國文化它就是一個農業文化。農業文化的特點就是講實際不好想像。所以中國古代像神話之類的都不是很發達。從體制上看，中國長期以來是奴化的教育、專制的教育，這種教育當然是不可能培養出發達的想像力的。只能說他們可能具有比較強的計算的技能，死記硬背的功夫。其實在我們的教育中也不注重培養學生的想像力。而且把它看作是異端。因為如果是想像很有可能就偏離了正統。所以，在這樣的體制下培養出來的學生他必然是創造力缺乏。」
記者：「這位作協副主席還表示他不瞭解教育進展國際評估組織，也不知道他們評測的標準，他對他們採取的樣本表示質疑？表示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非常難做比較。我不知道在加拿大的蘇展教授您對這位作協副主席的說法您是怎麼看的呢？」
蘇展教授：「任何一個排名都會有爭議，這個是很正常尤其是衡量一個社會現象，不可能完美。所以有爭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有一個事實，你要看看中國的教育界、中國的科學界這些年想辦法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實際上間接的就回答了。中國這些年來有一定的進步。但是總體來講，中國孩子或者是年輕人處在一個狀態相對而言實際創新能力是絕對不夠的。確實在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兩類人才，一類就是標新立異的創業性的人才；還有一類是比較追求效益的守業性人才。兩種都很重要。但是在中國的話，顯然標新立異的創業性人才非常少。中國現在是老師出題，老師給答案。我要多做題，我能夠知道揣摩老師需要什麼樣的答案。這個中國的孩子比較好。也就是說基礎知識比較紮實。但是創新需要什麼呢？創新需要自己給出答案。自己提出問題。中國的教育整個不管是北京大學也好、清華大學也好在這方面絕對的還是屬於一種滿堂灌的形式。讓學生記錄一個模式。這樣很難培養出標新立異、創業性的人才。」
記者：「蘇教授剛才講到北大等一些高等學府都是滿堂灌式的教育，中國的中小學我想都是一種填鴨式的硬式教育。我想請教一下北京的胡星斗教授，這種情況是不是還是和我們以前探討過的和中國的高考制度有關？」
胡星斗教授：「是啊。就像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實際上它是讓天下英雄進入彀中。你如果有其他的思想科舉你就不可能成功。實際上目前的中國也是這樣。它就是要通過這種硬式教育不讓你有其他的想法。這樣的一種思維的情況下，那當然就是要學分就是要死記硬背，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不能夠去探討真相。」
記者：「下面我想請教一下蘇展教授，中國的師資力量本身是不是也很難培養出有想像力的孩子呢？因為這些人，這些老師本身都是傳統教育體制下的產物，他們根本就沒有受過創新教育的訓練。」
蘇展教授：「我想教育部現在面臨的問題不光是教師這幾年創新的思維形式問題，還有一個怎麼在這個體制裡面解決這個問題？這有一定的難度。其中一個要做的就是一定的文化再造。現在我覺得大多有一種趨勢，原來是盲目照搬西方文化。最近又好像覺得只要是孔夫子、儒學解決所有的問題。好像只有把中國最傳統的東西全部拿來，中國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我覺得這兩個都是極端。在現在的環境下，怎麼能夠讓這些人不光是人員，還是人才。更多的中國現在需要的是人物。人物確實就是能標新立異、能創業。那麼，現在這些人你不是說想培養就培養出來的。一個人的成長靠什麼？社會環境、家庭、尤其是學校。學校一方面是老師，還有一方面是這個體制，對不對？比如現在高考的問題，大家都拼這個高考。都知道不好，但是人人都知道我要不這麼做，我就不行了。大夥都有一個短期的利益。所以這個問題比較難。你看中國的大學生就業面臨一個大問題。說明什麼？教學有問題、課程設置有問題。還有一個是什麼呢？就是中國的市場化不夠。所以說現在是市場不需要的東西，我盲目去做。最後只能帶來什麼？產品的剩餘。那麼產品的剩餘，物質的產品還好，人投入這麼多，最後找不著工作，為了就業還要去打關係，給回扣，搞紅包。我覺得這是一個悲劇。」
記者：「聽了二位的分析，我覺得想像力的問題並不是光和教育有關，關係到的層面真的是非常複雜。我想請教一下胡教授您覺得在現在這個社會大環境之下，很多狀況不能改變的情況下，如何才能培養出孩子的想像力？讓他們成為蘇教授剛才提到的人物呢？」
胡星斗教授：「在49年之前，中國是出現了一大批這樣知識界的人物。從胡適、陳獨秀、魯迅到後來的像陳寅恪、顧准啊。當時就是有一種比較寬鬆的氛圍。基本上能夠保證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但是這樣的一種氛圍49年以後逐漸地就消失了。所以現在中國大陸可以說是一個最缺乏大思想家的年代。要培養出這樣的一些人物，我想首先是要確保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第二個方面要改革現在的高考體制和其他的人才選拔體制。如何讓那些敢說、敢想像這樣的一些小孩能夠脫穎而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