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從前臺學生•小人愛國到後臺君子•大人憂國，結合的結果就是全民亢奮。這不僅是歷史的邏輯，更是真實地發生於1919年的5月至6月的現實。
1919年5月4日到6月28日的55天裡，從北京到上海，中國人當年對巴黎和會上英法美列強對日本在華侵略利益的支持與北洋政府外交的相對軟弱的憤懣心情，由青年學生的示威遊行、請願、罷課、暴力打人和燒房等形式，延展到廣大市民——學者、官員、商店和工廠老闆及員工等社會中下階層人員罷市和罷工等形式的廣泛參與。這就是五四運動全民多形式愛國的亢進表現：超越中國 「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家人自私傳統，強烈抗議北京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山東的主權和利益的外交弱勢，「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表達的就是這種情緒。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歷史從三皇五帝時期聖賢主導的「族天下」，到夏商週三代（包括春秋戰國時期）貴族主導的「族天下」共計三千年，再到秦漢、隋唐、宋元、明清之皇權官僚主導的「家天下」兩千年，富人統治窮人的「家人•庶民」與「君子•小人」社會裏，熟讀儒家經典的儒士以推舉制和科舉制的為官之道，以「三綱五常」之仁義道德的禮教方式統治中國兩千年，僵死形成「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現實的功利理性，偽君子和小人儒在歷朝晚期末代操控朝政的腐敗局面不可扭轉，週期性地以農民暴亂和外族入侵方式換代換官以重建皇權朝代。
清朝晚期末代，儒教兩千年來游刃有餘的外夷邊患突如其來的轉換成為「洋夷邊患」80年——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巴黎和會。80年裡中國人分階層、分時期、分地區地，以政府抵抗英法武裝侵略、太平天國（中國化基督教）暴亂、戊戌變法政改運動、義和團（反洋教）暴亂（招致八國聯軍武裝侵略）、辛亥共和政體革命運動，經過清朝晚期的口岸通商、洋務運動、預備立憲與共和八年，中國已從重農抑商、重儒輕法的文官政治，逐漸變成重視工商兼重儒輕法的武將政治，形成了北方軍閥政府三系分裂與兩廣、雲南軍閥割據的民國軟弱外交：民眾自由追逐多妻多子多田等私利，官僚威權壓制多黨競選、新聞議政等民權，晚清理學欺壓女人兒子農民等弱勢群體。北洋政府保衛國家利益乏力。
五四運動正是中華民國初期八年里民權覺醒、中央弱勢的非理性的對抗表現：中國人從文人梁啟超、林長民、蔡元培、陳獨秀等憂國怨政心情，到學生羅家倫、段錫朋、傅斯年、張國燾、瞿秋白、張太雷、周恩來等正邪愛國義憤，再到上海、揚州、蘇州江南城市的工商業老闆愛國情緒的激發，城市民眾在先生和學生的憂國文章、愛國講演的煽情下，思想超越宋朝以來逐漸形成的「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小家庭自私自利的文化散沙傳統，首次聯合起來。
從民國四年的第一個月的1915年1月開始，由日本迫使袁世凱簽定《中日民四條約》引發「五九」國恥，掀起民國第一次反日活動。這次因民國外交恥辱而反日的活動主要是中國先生知識界震怒和北京市民公園集會捐款救國，學生界和工商界並無群體動作。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簡稱巴黎和會），重建戰後世界新秩序之際，英、美、法、日、意等國依然將作為參戰國勝利方的中國當作弱國對待，在《凡爾賽和約》中將德國在協約國中國山東的租借地、鐵路修筑、礦山開採等權益轉讓給日本，北京政府抗議無力預備簽約同意。由憂國之文人梁啟超、林長民、蔡元培與恨政府之教授陳獨秀撰文和策動北京學生於5月4日遊行、請願抗議，學生暴力打人和燒房事件發生後30多人被捕，群情激憤之下成年文人、青年學生、工商業者及其掌控下的店員、工人等城市各階層民眾聯合罷課、罷市、罷工，向北京政府施壓。
5月9日，蔡元培秘密出走；11日，北京各大專學校教職聯合會成立；13日，北京各大專校長遞交辭呈。各大學校長聯合辭職，促使大學生持續罷課。
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宣告罷課。之後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各地學生先後響應，支持北京學生的罷課，持續到6月。3日、4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上街開展大規模的演講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近900人。學生的持久抗議通過媒體影響到全國城市社會。
5 月下旬上海學生總罷課之後，各大中學校學生連續數日到商會請願罷市，6月4 日，上海總商會召開會董會，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及罷免曹陸章；下午，上海各校學生手持傳單到城內及南市各商號，直接要求店家簽名贊成5 日開始罷市。據《申報》報導「各商號聞之類皆贊成，樂為簽名，允許停止營業」。天津、江浙之蘇、揚、杭各州的罷市風潮，也都基本屬於學生懇求和商家同意舉行。
6月5日到9日，在全國聲援北京學生罷課的大背景下，上海從紗廠擴大到其它行業，相繼有近10萬工人罷工。京漢、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也捲入。須要指出的是：中華民國1912年開始的八年工商業發展儘管很短暫，但「一戰」發生使歐洲各國產業無力東進，本土工商業獲得快速發展，尤其是輕工業得以巨大發展，城市工商老闆（資本家）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日趨重要，成為五四運動中聲援愛國學生的主要力量，工人罷工只是資本家階層罷市的附屬結果。
全民聲援學生愛國罷課，逼使北洋政府6月10日撤除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的職務。11日，陳獨秀在北京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稱將要「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而被捕。12日以後，商人、工人、學生相繼停止「三罷」。13日總理錢能訓（清末進士）辭職。17日，北京徐世昌政府致電專使在和約上簽字。28日，巴黎學生包圍中國代表團所在地，全權代表陸征祥被迫聲明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被前所未有的全民亢奮推進獲勝。日本因此在一戰中從對德戰爭中接收的中國青島駐軍和經管膠濟鐵路的權利沒有得到中國政府承認，故而兩年零八個月後的1922年2月4日中國通過在華盛頓簽訂的《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收回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總的說來，1919年5月4日到6月28日曆時55天的五四運動，從來就不是中共宣傳的所謂中國工人階級顯示獨立力量的歷史事件。中共革命史書所說五四運動使工人成為階級力量獨立登上歷史舞臺，純屬妖言惑眾。產業工人在中國直到今日約150年，從沒成為一個階級。1919年純粹就是資本家階層的政治附庸，後來在中華民國廣州軍政府策動的北伐戰爭大革命時期成為國民黨和共產黨權力鬥爭中的政治附庸，並在國民黨1949年退守臺灣之後完全成為共產黨的政治附庸直到今天。中國工人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沒出息、最無獨立性的社會階層。它最主要的歷史作用就是在1950年之後幫助中共殘害知識界，為此在1990年代的共工部落的掠奪性改革開放中受到大失業的輪迴報應直到今年今日此時此刻。
「五四運動」是中國君子憂國意識和小人愛國行為合成的全民亢奮，並非中共所謂學生自發性的愛國運動。沒有國民外交協會梁啟超、林長民和蔡元培的發起，根本就不可能有北大學生五四上街遊行請願這件事。這件事縱越兩個月持續55天，主要是北京國會內部研究系與組閣的安福系的權力鬥爭的結果。「研究系」梁啟超等人以政府外交失敗做打擊徐世昌、錢能訓、段祺瑞的「安福系」工具，最終逼使北京徐世昌•錢能訓政府錢能訓、曹汝霖等有關領導人下臺負責。中國共產黨讚美五四運動近90年，從來就沒有講清楚五四的因果，只是肆意歪曲。
更深層次地反思中國五四運動，實乃歷史安排的知識界先生大人和學生小人的首次偏離中國傳統文化正道的救亡運動。此後學貫中西的中國舉人、進士梁啟超、蔡元培等君子，失去了對在五四運動中由於激憤施暴而步入愛國邪道的青年學生的引導權威。學生小人們在陳獨秀倡導的自主、進步、進取、世界、實利、科學的六個口號下，趕「民主」與「科學」的政治時髦，在探索強國之路名義下反中華「天地人和」正統文化，天性中反權威、反政府的無政府主義魔性跟馬列主義鬥爭邪說鼓吹的共產主義革命歪理結合一時或永遠。首先是民國新先生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以白話文運動宣傳推廣西方進化論、實用論、實證論等哲學思想和民主論的政治理念，而新青年羅家倫、段錫朋、傅斯年、毛澤東、張國燾、瞿秋白、張太雷、周恩來等以自由名義衝擊中華禮教傳統權威，將兩千年皇權官制衙門變異男女、父子、師生自然、互動的尊卑等級關係形成的長辮子、女小腳、童養媳、包身工等在清朝僵死的中華文化傳統，等同為中華傳統全盤地予以拋棄。
中國皇權社會兩千多年，從秦朝末年陳勝、吳廣起義開始，到清朝末年舉人公車上書，中國人反抗欺壓人民的暴政或對外示弱的軟政府勇氣與活動「該出手時能出手」，從無「怕母親，欺老婆」的軟弱文人魯迅所說的國民劣根奴性，但確有地方、階層和民族性的家人自私自利，例如太平天國廣東、廣西造反農民殘酷殺戮湖南、湖北尊孔農民，袁世凱1898年出賣新派和1915年對朝令夕改似地共和體制翻雲覆雨，清朝滿族為了維繫對漢人的專權不惜採取利用義和團燒教堂逐洋人的愚蠢行為、北洋軍閥政府1915年簽訂《二十一條》和1917年借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不得不受日本欺壓，導致弱國無外交、憲政也軟弱的政治局面。
如此這般，由秦漢皇朝奠定基業的「士大夫和農民」社會，在中華民國初期8年中，軍人干預政府、南北地方分裂和中央政府軟弱，呈現歷史安排的基督教文明衝擊下儒家禮教文人深度自卑和洋槍軍人極度自私。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對此並無理智清晰的認識，集體神智不清地遷怒中國禮教文化，以至於學生帶頭衝擊中國家庭、學校和社會的秩序。李大釗、陳獨秀、章士釗、胡適、魯迅、錢玄同等先生，從各個不同方面鼓吹全盤西化，誤導青年以追求獨立自主名義反華夏家庭、學校和社會正統，不斷造政府的反，最終招來共產主義革命紅禍，害人害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