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龍應臺要說什麼?
龍應臺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在臺、港和海外的華人社會引起強烈反響。作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讀過許多探討1949年前後中國歷史變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問題寫過文章，但是龍應臺的書還是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應該說，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體，以新的思維，對1949年前往臺灣的一群中國人進行全新論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複雜，場面宏大：從1949年200萬大陸人渡海遷臺，再到二戰時期的德、俄戰場和南太平洋戰場;從「白色恐怖」對「外省人」的殘酷迫害，到「本省人」對「祖國軍」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亞細亞孤兒」的悲情。全書有家有國，以個人和家族的變遷，來折射時代和國家的大勢走向對個人命運的影響。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觀，穿透被宏大話語總結、歸納的歷史，從中還原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尋求其中的意義和價值，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的基本特點。在我多年的閱讀中很少見到兩岸的歷史學家有如龍應臺這樣，將自己的研究與人性關切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在書中，龍應臺滿懷溫情地寫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萬苦，萬里漂泊到臺灣的故事;也寫了一系列當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離鄉、生離死別、逃難、跨海、落地生根於臺灣的故事。過去人們只知道國民黨政權1949年被中共打敗，被迫退往臺島;今天龍應臺第一次向世人展現1949年庶民渡海遷臺的畫卷，裡面由無數的個人和家庭組成，結合起來，就成了一部罕見的中國近代「南渡」史。
該書是寫給臺灣人看的，也是寫給大陸人和所有中國人看的，全書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價值觀，來反思1949年由國民黨政府的大失敗而引發的國內一部分人群的大遷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龍應臺在書中著力描述了被意識形態宏大話語長期遮蔽的一個個歷史場景，討論了一系列與 1949年相聯繫的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問題，但是她不直接評判那場內戰的是非功過，而是重點敘述那些內戰的犧牲者及1949年來到臺灣的人群，對他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們曾經意氣風發，風華正茂，有的人被國家感動，被理想激勵，有的人被貧窮所迫，被境遇所壓，他們被帶往戰場，凍餒於荒野，暴屍於溝渠。時代的鐵輪，碾過他們的身驅。那烽火倖存的，一生動盪，萬里飄零。
她寫道，當夜裡她一人獨對史料：
我感覺一種莫名的湧動，千軍萬馬繼續奔騰，受傷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溫柔無助的心靈仍舊懸空在尋尋覓覓……(頁16)
龍應臺告訴人們，正是這批被視為是「失敗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頭播種」，「以失敗教導了我們，什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價值」。她並表示，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個很長的時間裏，在臺灣談論「外省人」和「失敗者」的關係，是十分敏感的話題，龍應臺直截了當地提出以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這是極為罕見的，需要直面歷史的非凡的勇氣!許多年來，「外省人」是和貶義性的「失敗者」一詞相聯繫的，設想若非1940年代末國民黨的大失敗，當年的200 萬人怎麼可能背井離鄉，如潮水般湧向臺灣?2003年秋，在臺北的一次有關抗戰史的學術討論會的茶敘上，我親耳聽到當年參加抗戰的前國軍將領說：敗軍之將，何以言勇?方知時間雖已過去幾十年，這個「敗」字，還是這樣使人刻骨銘心。
國民黨之「敗」於中共，也讓它在臺灣的一些反對者對打敗國民黨的中共傾羨不已，也學著運用馬列毛理論來挑戰國民黨，只是以後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獨」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於「佔領者」的「臺灣自主性/主體性」話語，又成為新的壓迫性話語。在「失敗者」和「佔領者」這兩種強勢話語的壓力下，雖然許多外省老一輩的心中有諸多苦楚，但還是「隱忍不言」，直到這次龍應臺的新書問世。
龍應臺是飲譽華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對書寫的侷限性有充分的認識，她寫道：
我沒辦法給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沒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麼大的國土，那麼複雜的歷史，那麼分化的詮釋，那麼撲朔迷離的真相和快速流失無法復原的記憶，我很懷疑什麼叫「全貌」。何況，即使知道「全貌」，語言和文字又怎麼可能表達呢?所以我只能給你一個「以偏蓋全」的歷史印象。我所知的，記得的，發現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個人的承受，也是絕對個人的傳輸。(頁146)
龍應臺開宗名義表明自己的敘述的有限性，顯示了她的自信、真誠和科學態度。確實，她做的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要在一本15萬字的書裡把所有與 1949年有關的問題都闡述清楚，那是極為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對書中的某些內容與論斷，不同的讀者因關切不同而存有異議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書都不會是完美無缺的，同樣，《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沒有可議之處。例如有一些內容，無論是作為1949年大變局的近因還是遠因，都間隔得較遠，不一定和主題十分貼切等。只是這些瑕疵與該書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作為一名作家，龍應臺已在做歷史學家的工作–她不僅對眾多的歷史見證者作了口述採訪和搶救採訪，還查閱了臺灣和大陸的大量文獻資料。例如：龍應臺查閱了著名的臺灣《傳記文學》的創辦人劉紹唐於1951年出版的《紅色中國的叛徒》一書，該書通過劉紹唐在林彪率領的解放軍「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經歷，反映了易代之際的社會和人心變化，具有頗高的史料價值。據我所知，該書早已絕版，許多專家都未必看過，龍應臺卻找到了。她所做的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敘述更貼近歷史真實。
二、他們為什麼去了臺灣?
對於研究近現代歷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線，是把歷史和人的命運分開的坐標線。這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崩潰，蔣介石率領一批國民黨軍政人員逃往臺灣。在我成長的那些年代，大陸每天都在搞政治運動，「深挖國民黨殘渣餘孽」是每一次運動必有的內容，所以我對1949年去臺人員，總是有很深的興趣：他們為什麼去臺灣?他們是怎麼去的?
1987年兩岸恢復聯繫後，我曾當面聽過一些臺灣學者談論他們當年去臺的經歷：
張玉法教授是山東流亡學生，他是先經澎湖，再去臺的(在龍應臺的書中，專門有一節敘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驄教授是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子弟學校」的學生，1949年跟隨學校經廣州輾轉遷臺;
蔣永敬教授是從東北戰場南下南京，再從上海坐軍船，經舟山去了臺灣。
2004年，我在臺北，見到錢永祥先生和錢伯母，他說當年他母親和他當國軍團長的父親是分別來臺的，他的母親一手攙著他的姐姐，另一隻手懷抱著剛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島上了前往臺灣的軍艦。而錢伯母的去臺路線，恰與龍應臺的母親美君一樣，都是在海南島登艦，目的地是臺灣。
顯然，他們和龍應臺的書中所寫的那些被抓的壯丁完全不同，他們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內戰的烽火中，自願去臺灣的。於是又回到那個最關鍵的問題，他們為什麼去臺灣?
1949年的國民黨政權，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蔣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總統」，以為蔣下臺，在美國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國民黨原有架構下與中共「謀和」，實現劃江而治;結果希望落空，美國對國府沉淪袖手旁觀;知識份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權。
「山那邊」的共產黨則如日東升，氣象萬千，正緊鑼密鼓準備開國。暫居在香港的民主黨派和「左派」知識份子紛紛北上，「青春做伴好還鄉」。我從民國老報人雷嘯岑的書中還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親國府人士為紀念「雙十」而舉辦的招待會上，出席者僅十餘人，為首的還是民社黨的伍憲子和徐復觀等人，場面之蕭條，可稱之為「慘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國民黨當局很不容易湊了一點錢，在香港辦了一份《香港時報》，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贈給在港避難的國民黨前官員和香港的社會名流，那些人卻視國民黨政權為「過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軍渡江後，迅速佔領首都南京和東方大都會上海，國府南遷，先廣州、後重慶、再成都，最後於1949年12月10日遷往臺北。國府南渡，與歷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樣。解放軍以席捲之勢揮師南下，勢如破竹，在許多地區就是一路收編國軍，國民黨沒有任何喘息的空隙來站住腳跟，更別說在長江以南維持一個偏安的局面。解放軍只用了大半年的時間，就把在大陸的國軍全部殲滅，時間之短，亦是罕見。
可就在這歷史的轉折點，有人卻追隨國民黨前往風雨飄搖的臺灣;也有人留下來觀察新政權，但為時不久，也選擇離開，其中有滬上名作家張愛玲，以及當時還沒有名氣的國軍少校柏楊、小知識份子聶華苓、劉紹唐、傅建中等。
龍應臺對「他們為什麼去臺」是虛化處理的，她當然知道其「因」，她說，在其後面，「早有埋得極深的因」(頁195)，但她就是點到為止。龍應臺在書中選用了柏楊在迎接解放軍入城的北京街頭，流著淚，怒罵左翼青年那一段話：「政府對你們有什麼不好?你們整天遊行，反飢餓、反暴政，你們飢餓嗎?八路軍進城那一天起，你們立刻改吃陳年小米，連一塊肉都沒有，你們卻不反飢餓?」(頁192-193)
國民黨很多事做得太爛，抗戰勝利後，將「接收」變為「劫收」，特別是惡性通貨膨脹，搞得天怒人怨，這都是事實。台大教授齊邦媛當年親歷「六一慘案」：國民黨軍警在武漢大學校園槍殺了三名「左」派學生，這是國民黨的瘋狂行動，有可能是地方當局的個別行為，未必是受最高當局指使。但從總體上講，國府對教育是盡了心的，特別是在抗戰時期，為了給國家培育人才，對學生的助學貸款等於免費全給，當局辦西南聯大，辦各省聯中，也都盡心盡力，只是人性特點之一就是多關心眼下，國民黨在戰後的執政實在是乏善可陳，左翼青年把幾年前國府的照顧忘得一乾二淨，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際，社會快速變化，各種人因地位、處境不同而對新社會的看法、態度有異。知名人士因社會影響大，人民政府出於穩定大局的需要，對他們多有安排，吸收了他們中的不少人參加了各級新政權;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識份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擁戴新社會;而相比之下，小知識份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統戰價值，不少人甚至還失業，這批人反而對新社會有批評或保留，這才有柏楊在北京街頭指斥左翼學生的那一幕，最後他們選擇離開。
由是觀之，當年去臺灣的200萬軍民(內有63萬軍人，其他為公教人員及其家屬)，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壯丁或被無奈裹挾去的，然而，不可迴避的是，還有很多人去臺灣是自願選擇的。他們不願生活在即將開始的共產黨的統治下，自願追隨國民黨，投奔風雨飄搖、前途未卜的臺灣。
三、死的都是農家子弟
大陸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戰爭為「正義」和「非正義」兩種;我們被告知，革命戰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火車頭，「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革命戰士應「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還有就是林彪在東北戰場上的名言：「在需要犧牲的時候，就要敢於犧牲…… 槍聲一響，老子上了戰場，今天就準備死在戰場。」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蘇聯的赫魯曉夫，罪狀之一就是「渲染戰爭恐怖」，中國還連帶批判反映赫魯曉夫 「和平主義」錯誤的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說《一個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壽和美國在巴黎談判，中國正值文革高峰，當時就影影綽綽傳聞北越受了蘇聯修正主義影響，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義」要有具體的人物做典範。犧牲自己，為部隊前進開闢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戰爭時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稱為「中國的馬特洛索夫」(衛國戰爭期間蘇聯的戰鬥英雄)。當然各部隊還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擊英雄」等。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在全國各地廣建烈士陵園，供社會各界，特別是年輕人憑弔瞻仰。
國民黨和共產黨打了幾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麼思想政治動員，蔣介石對其部下說得最多的是鼓勵他們殺身成仁(頁178)，1950年後才有消極性的 「克難英雄」的評選活動，這也是當時因美援中斷，國府軍費極為緊張，為了克服軍中的供應困難才發起的運動。臺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卻未聽說每年清明節組織大批青少年為國軍陣亡將士陵園掃墓。
中共宣傳、鼓動革命英雄主義，但不會在力量對比不利於自己時也主張打仗：1945年抗戰結束不久，國共就開打，當時共軍力量較弱，在一兩年內，中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實現國內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遼瀋戰役後，解放軍已完全佔領東北全境，還解放了濟南、鄭州等華北、中原大城市，對國軍已佔明顯壓倒優勢，此時還有一些知識份子呼籲和平，就被視為是國民黨的「反動走狗」了。張申府是中共創黨元老之一，也是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以後退出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參加政治活動，是民盟的主要成員之一。此君卻「書生氣」或「憐憫心」太重，於1948年10月23日在儲安平主辦的《觀察》上發表了《呼籲和平》一文，結果《人民日報》斥責張申府是「人民的敵人」，其妻劉清揚已到瞭解放區，宣布與他離婚，民盟宣布開除他的盟籍，建國後他本人則被打入另冊，長期不准發表文章，也沒有安排他任何職務，1957年還被打為「右派」。
所以，「反戰」、「要和平」不是任何時候都正確的口號。龐樸回憶說，1949年設在濟南的華東大學干訓班的學員們個個歡呼共產黨，可是同學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結束動亂的情緒，經過上思想大課和反覆討論，大家才認識到：「這樣的和平的願望，又很容易傾向於在事實上同情敵人」，「雖說痛恨蔣，未必不會冒出有利於蔣的思想和情緒來」(龐樸：《火紅的歲月–1949年華東大學社一部學習生活點滴》，《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4輯，第16頁)。這些未來的新幹部們終於發現自己立場還有問題，於是紛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才把思想端正了過來。
易代之際，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龍應臺對長春圍城造成大量民眾餓死哀痛不已，也強烈譴責國軍在山東戰場下達造成「絕地」，「無論男女老幼，一律格殺」 的命令(頁188)。她寫了新一軍將領孫立人、陳明仁對共軍死傷的不忍，「看了敵人的屍體也不禁流下了眼淚」(頁132-133)。她的筆下對國軍多有同情，因為率領國軍的都是前不久與日軍浴血奮戰的抗日名將。
她再現了內戰的真實場景：國共為爭奪蘇北重鎮鹽城，造成大量的傷亡。1946年冬，國軍攻下鹽城，發現周邊的戰壕裡掩埋了700多具被凍僵的共軍士兵的屍體，每個人的口袋裡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書和親人的照片(頁259);而在同一城的護城河裡，國軍又發現有王鐵漢的國軍第49軍3000多具屍體 (頁 261)。
龍應臺在書中描繪的濟南戰役後的一個場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盧雪芳女子的話，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軍攻下濟南後，街上走著一位渾身發抖的國民黨傷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戰火削掉了，盧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這位傷兵，她的眼淚一下湧了上來，卻聽見後面兩位八路軍士兵說：這就是給國民黨賣命的下場。盧雪芳轉身對那兩位士兵說：「你們怎麼可以這樣說他?他算什麼國民黨?還不是跟你們一樣只是一個兵而已。」(頁150)的確，如果不是被拉上戰場，這位可憐的傷兵不就是一位在田裡耕作的農民嗎?龍應臺引用一位國軍給家人的信說，「脫下了軍衣，是一個良善的國民」，這句話飽含情感，令人感動：那些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脫去軍裝的國共士兵，他們或在海峽此岸的家鄉務農，或在臺島被派去修筑橫貫公路，他們哪一個不是農家子弟?
龍應臺在書中說：「歷史往往沒有聲音。」在之前，也有人說，「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過去」。在幾十年裡，大陸的歷史撰寫中，國軍抗戰的史跡被抹去了，直到1980年代後才重見天日。在臺灣，「2·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難者直到1990年代實現民主化後才得以平反昭雪。
儘管「朝代可以起滅，家國可以興亡」，歷史記述往往也是勝利者的專利，但是時代變了，價值觀也會隨之變化了，臺灣自不待言，在大陸，也有一些改變。我認識的一位女學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軍事史，幾年前她對我說，不想再研究這一段歷史了，「實在沒意思，因為都是中國人打中國人」，這句話使我印象深刻。但是，從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對這段歷史作出反思，在大陸和臺灣，龍應臺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會的關鍵年代
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年年有飢荒，有災難，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的一年，卻完全不同於中國歷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換代：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與經濟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的快速、徹底的改變。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潛就在《人民日報》發表《自我檢討》的文章，這是知識份子為適應新社會而進行思想改造的開端。一年後，江蘇揚州中學的教師進行思想改造運動，這是一所建於清末的著名中學，曾培養了許多知名的專家、學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檔案材料寫道，該校「178名教師有變天思想，怕蔣匪捲土重來的達59人，懷疑敵對蘇聯共產黨、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較顯著的懷疑、反對鎮反、認為殺人太多者達 60人，崇美、恐美、親美的達105人之多」(揚州中學各種錯誤思想的檢查，江蘇檔案館館藏蘇北行署檔案，3001-短期-0079)。以現在的眼光看，這份檔案多少反映了建國初「寧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識份子有「變天思想」，並在建國後沒幾年就被劃入另冊，這也是令人吃驚的，更是那些知識份子沒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隨國民黨去臺灣的是少數人，大批原國民黨軍政人員都留在了大陸，包括被共產黨視為最具危險性的「階級敵人」：地主和國民黨「軍、警、憲、特」。這些人在易代之際選擇留下，等待新社會的到來，一方面是對國民黨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產黨的《約法八章》。當然還有許多南方鄉村裡的地主，不知世事有變化，以為自己勤儉持家，老實本分，沒有招惹誰，還可以像往常一樣過日子。在一年後「鎮反運動」中，有現行破壞活動的國民黨殘餘分子及反共 「血債」的前國民黨「軍、警、憲、特」和「惡霸地主」等，約71萬人被鎮壓，和跑到臺灣的那些人相比，他們成為引頸待戮的一群。
去臺灣的人，雖然還生活在熟悉的歷史文化的氛圍中，但是臺灣社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那就是四處瀰漫的白色恐怖。跑到臺灣的200萬軍、公、教人員，居然有4千餘人被當作「匪諜」，命喪馬場町等刑場。幾十年後，人們才知道，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不是共產黨員，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學愛好者。這些所謂「匪諜」大多是「外省人」，他們千辛萬苦到臺灣，「自投羅網」，把命丟在了臺灣!
國民黨在大陸時代，國共有兩次合作，以後雖然翻臉，但是畢竟不久前還是朋友和戰友，不少國民黨高官一時還拉不下臉面，許多人都保護過共產黨員，例如：蔣作賓為被捕的廖承志做過擔保;陳誠曾幫助過田漢在皖南事變後避難，杜聿明也曾保護過田漢在昆明不被騷擾等。共產黨幹部基本上則是「親不親，階級分」，但這不能歸之於黨員和幹部個人品德，而是黨的嚴格紀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區土改中，一大批共產黨員和區、縣幹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開除黨籍等嚴厲的處分。因此在建國後，除個別外，很少與聞共產黨高中級幹部對那些即將要被槍斃的、曾幫助過自己的前國民黨軍政人員伸出援手。
1949年後，臺灣的國民黨當局成了驚弓之鳥，龍應臺說：「很多殘酷，來自不安。」(頁90)這是千真萬確的。那些國民黨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臺灣，往往就因為讀了一本左翼作家的書，就隨意把人長期關在火燒島。更令人髮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衛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隨國府，千辛萬苦帶領八千山東流亡中學生到澎湖的山東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前煙臺中學校長)及老師等七人全當作「匪諜」槍斃，造成千古冤案!這件事，過去未見史書記載。杭立武是當時的教育部長，為山東聯中(由八所中學組成)撤退澎湖，親自和澎湖駐軍辦有過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後期，臺灣中研院近史所對他進行的口述採訪中，他只是提到該校培養了多少人才，卻對當年的慘劇無一字說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臺北第一次聽尉天驄教授親口對我說過此案，至今還記得尉教授在講述這件事時的憤怒表情。去年，我讀王鼎鈞的《文學江湖》，知道了該案的更多細節;今天龍應臺的書讓廣大的讀者瞭解那個年代「白色恐怖」的無恥和無法無天!
龍應臺以外省人後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難和犧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現在看來，當年的國民黨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客觀上通過兩大事件——「2·28」事件和「澎湖山東中學匪諜案」——實現了臺灣社會氛圍的轉變，蔣經國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國之君蔣介石的威儀重新確立，也使臺灣的政局穩定了下來。以後國民黨從「抓匪諜」中嘗到了甜頭，就頻頻運用「匪諜」的罪名來抓人。
在這個問題上，國共的路數完全不一樣。在大陸，共產黨採取公開的、大張旗鼓的方式，運用一切宣傳手段，通過群眾運動和專門機關相結合的方式，開展 「鎮反」 和「肅反」運動;在制度建構方面，以「階級分類」為依據，依靠單位、街道和公安部門三結合的方式，建立起社會治安網路，以監督「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1957年後再加上「右派」，統稱「五類分子」)和一切「破壞分子」;國民黨則專由特工部門負責，以暗箱作業的方式，在全島各行各業密佈 「眼線」(即「線民」)，形成天羅地網，重在製造恐怖，形成威懾。龍應臺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歲的時候，曾親眼看到穿著「黃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裡有槍」，到她就讀的小學來抓一位數學老師，那位老師跑出教室，特務們緊追，最後那位老師的「屍體呈大字型打開」，就死在學校操場的黃沙上，而所有的師生都不言語，好像沒發生過此事一般。
龍應臺親眼所見的這件事，在那個年代經常發生。《萬象》上刊載的一篇文章《稻田裡的學校》也寫到和龍應臺在小學時所見到的幾乎一模一樣的抓「匪諜」 案，這次是穿中山裝的人來學校，把正在上課的外省籍老師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懾力，被抓者猶如人間蒸發，大家都迴避談論。顯然，這就是國民黨當局所要的社會效果：白色恐怖造成無邊的社會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開，就在百姓的恐懼中，黨國的威權如日中天，無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還是歲月無憂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臺灣「白色恐怖」打擊的主要目標是「外省人」，龍應臺的父親龍槐生在大陸時代當過國民黨的憲兵連長，去臺灣後就做一個鄉村警察，按理說不應是黨國體制的「懷疑對象」，但還得寫自傳。齊邦媛的丈夫是鐵路工程師，也被要求寫出歷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處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當順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獨，該幹嘛幹嘛，一般不會遇上太多的麻煩。
在「白色恐怖」下有沒有正常的生活?應該說這是一種受到政治干擾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還得過，居然還越過越好，這裡主要的社會結構性的背景是，臺灣不是單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計畫經濟體制。1950年代中期後，在當局的管制經濟之外，「市場」的因素也開始增長，小百姓依靠「市場」，總還能找一碗飯吃。龍應臺的母親美君設在高雄港的賣菜的小攤子，在她的經營下，1953年擴充為一家小店–「美君商號」，這也是大陸開始消滅私有經濟、加速社會主義改造的關鍵年代。在當時一般人不會特別注意到這些，人們關心的只是美國對臺灣給了多少經援，蘇聯給了大陸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個社會的經濟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則，臺灣沒有如同大陸那樣搞「群眾專政」，「匪諜」的家屬、子女雖然也受到歧視(龍應臺的書中提到王曉波因母親被冤殺，而受到學校老師的侮辱)，但是總的說來，「匪諜」的家屬、子女還不至於被普遍視為「不可接觸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還可以讀書、升大學。
雖然身處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沒覺得有什麼壓力，這裡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萬象》雜誌有文章談1950年代初某作者從大陸流亡到臺灣，有幸在台大法學院讀書，度過了他稱之為「象牙塔裡」的一段平靜的求學歲月。在文章中，這位作者自稱當年他是國民黨外圍組織成員，也是台大校園社團活動的活躍份子，還代表「中華民國」參加過出外訪問的大學生代表團。顯然，作者是當局信任的對象，他對1950年代的回憶是有其角度和立場的。
這種情況無獨有偶，對大陸1950年代的社會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許多知識份子在數十年後對「思想改造」持批評和反思的態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評為「洗腦」;但是也有知名知識份子欣賞、懷念那段生活，把它稱之為是「永遠力量源泉」的「火紅的歲月」(龐樸：《火紅的歲月–1949年華東大學社一部學習生活點滴》，《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4輯，第14頁)。
鄭鴻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識份子，他生長在臺南的一個小康之家，家境頗優渥。他在回憶他的中學時代時，很少提到那時在許多外省人心頭上時刻存在的對白色恐怖的驚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憶中通常會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詳細描述了他的味覺開發的過程，從臺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攤子，一路吃到求學的臺北，從此喜歡上了外省菜餚和食物(鄭鴻生：《山東白、四川菜與臺南外省面–記一個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覺探索》，《萬象》第12 卷第1期，2010年1月)。
臺灣的「戡亂戒嚴時期」是一奇怪的狀態，它的高峰期應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後開始緩和，以後特務雖然還不時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達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許多有「卓越反共表現」的「忠貞黨員」都遭過「檢舉」，但是社會的緊張度已有所鬆弛。這個時期的臺灣社會，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緊身衣。龍應臺成長在這一時期，她既親眼見過穿黃卡其裝的特務來抓她所在學校的老師，也和那一代人一樣，「在和平中，天真而開闊地長大」。
六、省籍問題的癥結
近十多年來，「臺灣自主性/主體性」政治正確話語，在臺灣學術、思想、文化領域不斷擴大影響，這種思潮自有其歷史根源，龍應臺以理性客觀的態度，將其抽絲剝繭，展現在公眾面前。
龍應臺在書中花了許多筆墨描述了臺灣本省籍人士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來，有些已不屬於「困惑」和「迷惘」，而是錯以殖民國日本為認同對象!給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日據時代的臺灣青年以當日本兵的「軍屬」、「軍夫」為榮，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積極報名參軍，居然報名者高達100萬人，而被錄取的少數人莫不以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讀到這一段，感到觸目驚心，日本在臺「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這是我過去沒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蔣渭水之弟蔣渭川對蔣介石說的一段話：臺灣人敬畏而不懷德。蔣渭川是台籍人士，卻說出如此貶損臺人的話語，是在國民黨高壓下為討好蔣介石而違心說的假話，還是他真實的想法?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被臺灣人民盼望的「祖國軍」卻形同乞丐，毫無文明舉止，被稱為「叫化子軍」，再次讓臺灣老百姓失望，因為他們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戰敗了，也是軍容整齊，威風凜凜。沒兩年，1947年的「2·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殺，讓臺灣百姓徹底領教了國民黨的專橫和殘暴，從此省籍問題成了臺灣本省人的一個難解的心結。
幾十年後，臺灣歌手羅大佑頗有深意地用日據時期臺灣老一輩作家吳濁流的名著《亞細亞的孤兒》的書名，寫出著名的歌曲《亞細亞的孤兒》，唱出了臺灣人在冷戰時期對冠之以「紅色」和「白色」的高壓和恐怖的那種驚懼感和淒涼感：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
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
親愛的孩子你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
多少人在深夜裡無奈地嘆息
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
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道理
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真理
龍應臺和羅大佑理解和同情臺灣本省人在兩蔣統治時期所受到的壓力，寫出了許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種無助感和無力感，這都是歷史事實，但是若要說，國民黨自臺灣光復就蓄意打擊臺人，則與事實不符。國民黨治下的中國和日本不在同一社會發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戰勝利時，國民黨不是沒有裝束整齊、兵員素質較高的精銳部隊，只是他們遠在印緬戰區;國民黨也不是不重視收復臺灣的準備工作，他們在重慶早就設有專門機構謀劃此事，只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1935年初，紅軍長征進入貴州遵義城，為使該城百姓對紅軍留下好印象，上級命令紅軍一律著鞋。國民黨辦事大而化之，太不認真，更不重視辦事的落實，這是它的一貫風格。國民黨軍隊和陳儀的長官公署對在日人長期統治下臺灣民眾的心理，沒有興趣去深入研究，更不會有的放矢去做收買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員存有貪污行為，態度又很驕橫，在推行國語運動時過快過急，讓百姓無所適從等，於是長官公署和「祖國軍」在臺灣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觀上強化了國民黨的權威，使臺省同胞對國家的感情產生嚴重的疏離，但那時蔣介石並沒料想兩年後他會丟掉大陸，退守到臺島。事件後蔣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籍人士丘念臺為民政廳長，林獻堂、杜聰明等為省府委員，其著眼點都是安撫人心。客觀地說，「2·28」事件中蔣介石派兵去臺灣鎮壓，不是他為退守臺灣預做準備，而是國民黨當局在整體中國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濫殺行為的反共治安整肅行動。
省籍問題以後越演越烈的全部癥結乃是「反攻大陸」不成，由統治合法性危機而造成，中央級「民意代表」為外省人佔據，以後成為「萬年國代」確是事實，但又事出有因。設想若無於右任、吳稚暉、王世傑、王雲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員」或「國大代表」，「中華民國」的「法統」又如何體現?蔣氏父子一方面堵住台籍人士參與高層政治的軌道，嚴密監視他們任何形式的結社活動，逼使他們走上經營私人經濟的道路;另一方面，為了籠絡人心，也給了少數本省籍人士省、縣參議會議員等位子，20年後，終於開花結果。隨著臺灣經濟起飛，臺灣出現了大批本省籍的企業家和專業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蔣經國「崔苔菁」，大量提拔台籍精英參與政治，臺灣的政治生態終於發生重大的變化。
七、新價值從失敗而來嗎?
從「丟失江山」的角度講，國民黨、國民政府是「失敗者」，這是無可更改的事實。熊式輝說，想起在大陸的失敗，「切膚痛心，不敢回顧」。陳誠痛切反省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從他參與並領導的江西剿共戰爭一路反思，他聲稱：未能在1934年10月消滅朱毛紅軍，致使功虧一簣，遺恨千古。國民黨高官的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從「黨國」丟掉大陸江山的角度出發的。
如今龍應臺從民間的角度提出「向失敗者致敬」，並坦陳：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但是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臺灣是不是失敗者，齊邦媛教授就不同意這個命題，她認為國民政府、臺灣百姓不是「失敗者」，她說，如此看問題，是因為各人的「價值觀」不同;第二，龍應臺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中沒有展開論述她的一個隱匿的命題，而在她的其他文章裡都有所涉及，這就是1949年國府的失敗與臺灣以後開出的自由民主新價值的關係。
可是人們也會提出疑問，難道沒有1949年國府的失敗，自由民主的新價值就開不出來?證諸大陸時代，雖經戰亂摧殘，不是也有新價值和民間社會的存在嗎?只是這些新價值最終擋不住左傾思潮的衝擊而凋零。
當然，如果只是「思潮」是沖不垮手上握有數百萬大軍的國民黨政權的，關鍵是在左翼思潮背後有高度組織化的強大的軍事-政治集團，並得到廣大農民及蘇聯的幫助和支持。而國民黨與社會底層，特別是廣大農民極為隔膜，又被普遍認為是貪污腐敗，這就使得左翼的解釋直逼人心，為共產黨爭取到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國民黨也因軍事失敗造成全局崩潰，最後被迫退守臺灣。
龍應臺在書中沒有專門討論國民黨大陸失敗的「因」，但是它實際上已相當程度地涉及到這個關鍵的問題：書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國軍軍長對淮海戰役的一段回憶說，國軍打仗，老百姓「快閃」，「糧食也都被藏了起來」，而「共軍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樣親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軍服不同外，簡直分不清軍與民的界線」(頁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這位被解放軍俘虜的國軍軍長或許只能按照共軍的口徑如此這般說，可是逃到臺灣的前國軍連長林精武也是這麼說，那就說明他們所言都是事實了。在淮海戰役中負傷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著幾百輛獨輪車，「碰到河溝或結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話不說就把推車扛在肩膀上，繼續往前走，走到前線去給共軍補給。老老少少成群的婦女碾面、紡紗、織布，蹲下來就給解放軍的傷兵上藥，包紮。」(頁185-186)
國府失去了民眾的支持，使自己猶如空中樓閣般的脆弱，最終難逃覆亡的命運。1949年初陳誠奉蔣介石命接掌臺省主席一職後，痛定思痛，宣稱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為治臺之理念，從「三七五減租」著手，將社會基礎夯實，開始新的出發。顯然，臺灣以後取得的成就和進步是與其失敗相聯繫的，龍應臺不會為國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驕傲，她是為臺灣人從失敗後站起來，又開出新價值而自豪。
龍應臺非常動情地描繪了以下幾個鏡頭：
為躲避解放區土改和清算鬥爭衝擊的豫衡聯中五千名流亡學生，和同樣原因逃離家鄉的山東聯中八千名學生一樣，一邊讀書，一邊南下流亡，到了宿營地， 「背包一放下，學生們就開始升旗、唱國歌、讀書、聽課」。一位返鄉不願南下的同學留下的《古文觀止》，「變成顛沛流離中的珍貴教材」。豫衡聯中的流亡學生，帶著這本《古文觀止》，一路艱難跋涉，在廣西和黃傑率領的國軍第一兵團下的九十七軍二四六團會合，在他們的保護下，於1949年12月13日，和黃傑部屬一起退入法國統治下的越南，原來的五千多學生此時不到三百人。隨後他們又和國軍官兵被法國人遷往富國島，在一場大火中，張子靜校長搶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這本《古文觀止》。1953年，豫衡聯中最後到達臺灣的學生只有208人(頁106)。
進入越南的國軍黃傑部下三萬多人在富國島剛剛安頓下來，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劇團」……
也是在1949年，錢穆等離開大陸，到達香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篳路襤褸，創辦新亞書院，中華文化的薪火，從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濱。
無庸諱言，1949年後的臺灣，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裏，是由一個專制主義的國民黨黨國機器嚴密統治的。一方面，兩蔣臥薪嘗膽，勵精圖治;另一方面，國民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厲行禁書和「文字獄」，在這種背景下，怎麼可能開出「新價值」?
歷史的悖論也許就在這裡：國民黨吸取大陸時代「放任主義」的歷史教訓，以蠻橫、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徹底清剿一切「煽動階級對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學或社會科學，終於實現了它多年以來夢寐以求，在大陸時代一直沒能達到的目標：臺灣社會的面貌被高度同質化了，依照黨國機器的設計並在它的一再努力下， 「反共」成了臺灣社會的主導價值，臺灣社會也成了一個反共社會。
和臺灣形成對照的是，1949年後，大陸成了「革命社會」，與臺灣一樣，大陸也禁絕一切「反動」讀物，不斷清理、淘汰圖書館的藏書，甚至街頭的「小人書」 的攤子也被反覆清理。和臺灣不一樣的是，大陸是越到後來禁書越嚴，及至文革爆發，所有圖書館關門，在馬、恩、列、斯、毛、魯迅外，所有書籍都被禁。而在臺灣，到了1960年代後，禁書的尺度大為鬆弛，出現了許多翻印本。大陸禁書對達到「輿論一律」的目標，居功厥偉，所以以後才會有狂熱效忠於領袖的「紅衛兵運動」。但是，大陸畢竟很大，無論怎麼禁書，總有漏網之魚;再則，1960年代初，大陸為「反修」而在內部出版的「灰皮書」、「黃皮書」，在文革中流傳到社會，多少打開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實際起了啟蒙的作用。
在禁書方面，類似臺灣的還有新加坡。二戰後的許多非西方國家在經濟衰敗的同時，還會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響，大多會加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動盪。老練的李光耀為了截斷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新加坡這個華人社會的影響，也是嚴禁左翼讀物的流通。幾十年後，當該國的中產社會已經穩固，當局又開禁左翼文學，此時那些作品已少有人問津，不再具有革命動員的作用了。
長期的禁絕左翼讀物，使得臺灣一些知識份子對某些左翼名著的社會作用充滿不切實際的想像。我認識的幾位臺灣學者都對我說，他們在解嚴後如何買了馬克思的《資本論》仔細研讀，其潛台詞是讀了該巨著，也就可以瞭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訴他們，他們是被某些「匪情專家」誤導了。在大陸的共產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黨內學者和「教條主義者」，中共大多數領導和黨的高中級幹部是不讀《資本論》的。中國的共產革命是以農村為中心，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到1949年 12 月，農民出身的中共黨員有340.1萬人，佔黨員比重75.8%，文盲共300.6萬人，佔全黨黨員比重的69%，他們所接受的就是毛澤東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衛土改果實」，「翻身打老蔣」等口號。至於知識份子，與其說他們是被《資本論》吸引參加中共革命，還不如說他們是受了魯迅和蘇俄文學的影響才投奔延安和參加學運的。我的這番話讓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們大概不會接受我的看法，作為學院知識份子，他們還會一如既往地去讀他們認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說到臺灣長期的反共宣傳，其間雖然有許多歪曲和誇張(「反共八股」)，但是大陸在1950-70年代的一些執政方面的極左錯誤，被臺灣方面利用，用來凝聚臺灣的民心，並取得成效，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兩蔣時代臺灣對大陸的「心戰」廣播，對大陸的城鄉青年尤其是偏遠地區的一些青年也產生了影響。君不見，文革期間，大陸「公檢法」的宣判公告裡，有多少「偷聽敵臺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聽來自臺灣的廣播。一些城鄉青年，其中不少還是工農子弟，居然按照臺灣廣播中提供的地址，給國民黨敵特機構寫「反革命掛勾信」，要求寄錢寄物給他們，最終都落入「公檢法」的法網。文革期間，大陸對臺廣播也有影響，但是吸引的多為臺灣左翼青年，對一般民眾影響很小。大陸長期搞政治運動，搞株連，文革又大肆破壞文物典籍，把臺灣民眾嚇壞了，蔣氏父子相應推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雖為官辦，也有形式主義的流弊，但在臺灣社會傳播優秀典籍，普及中國傳統文化，總比「評法批儒」，歌頌秦始皇，更易讓臺灣百姓接受。
今年春節前，CCTV四頻道報導哈爾濱工業大學一位在臺學習的大學生對臺灣社會的感受。她說：「臺灣人超好。」我理解她說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兒感受到了一種在大陸生活中缺乏的，人與人之間的溫良恭儉讓的氛圍，而這是去過臺灣訪問、旅遊的大陸人對臺印象最深的地方：臺灣雖然很小，卻充滿濃郁的中國文化的氛圍，與大陸相比，更有傳統文化的底蘊!所以，我非常理解龍應臺對臺灣的深情和眷戀，我也完全讀懂齊邦媛為什麼會說出那麼感性的話語：「天祐臺灣」， 「願臺灣在歷史上長久存在」。無獨有偶，這兩位傑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龍應臺於1952年出生於臺灣，她的父母1949年來自大陸;齊邦媛於1948 年來到臺灣，當時她是24歲，從那以後，她已在臺灣生活了62年。
如果說，新價值的孕育需要市場經濟的土壤，中國傳統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質又推動了新價值融合、落戶於臺灣社會，那麼戰後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價值的直接的搬運者。
1949年後，臺灣被納入到美國冷戰反共的軌道，受到西方戰後思想、文化很深的影響。儘管自由主義思想在臺灣長期被壓抑，受打壓，但始終是臺灣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潛流，其長效作用隨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慢慢凸顯。而在西方戰後文化的影響下，1957年後，臺灣的現代文學運動興起;1960年代後，臺灣一些人還引入了存在主義哲學，於是西方個人主義與兩蔣的專制主義又形成張力。
走筆到此，我想起以前讀的鄭鴻生的《青春之歌》。他說，由於兩蔣當局完全禁絕左翼讀物，1968年，錢永祥等這些反抗黨國專制壓迫的青年知識份子，是從羅素、薩特還有一些歐陸的邏輯經驗論者那兒吸取思想養分的。使我印象特別深的是錢永祥等坐在臺北的冰果室裡，一邊抽著煙，喝著熱檸檬茶，一邊在為他們的社團刊物《大學論壇》安排稿件。啊，熱檸檬茶!多麼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絕大多數的大陸青年還不知熱檸檬茶為何物!同樣都是在思索著青年的出路，那個年代海峽兩岸青年可以說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質和精神世界裡。相比之下，錢永祥等是幸運的，他讀的是全臺最好的中學–臺北建國男中，以後又進入臺灣最好的大學–台大。如果他的母親沒有把他帶往臺灣，在1960年代的大陸，「國民黨反動軍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的，更別說考入大學，甚至還會因思想異端，被送上斷頭臺–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為「離經叛道」而被處以了極刑。所以可以這麼說，相比於「極左主義」，臺灣的右翼專制主義還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楊居然在臺灣的牢房裡寫出他的名著《中國人史綱》，而丁玲因長期被單獨監禁，不許閱讀，是靠著背誦兒時母親教給的古詩詞才免於發瘋的。兩蔣父子從來沒有認同過自由主義價值觀，但是在他們的治下，臺灣也從來沒有切斷過與美國的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溝通的渠道，於是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思潮，「隨風潛入夜」，最終為新價值的孕育和成長提供了富饒的土壤。當所有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蔣經國宣布開放報禁、黨禁和大陸探親，臺灣就跨過了通向現代民主社會的門檻。
八、千古興亡多少事，不盡長江滾滾流
去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也是國民黨退守臺灣的六十年，六十年，這是兩代人的時間，但是在歷史的長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間。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醫院的病榻上，手術後的傷口疼痛，沒有使我流一滴眼淚，但是當我讀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後一段，也是全書的點睛之筆，我的眼睛充盈著淚水，龍應臺的幾段話深深地觸動了我。
龍應臺寫道：
太多的債務，沒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沒有回報;太多的傷口，沒有癒合;太多的虧欠，沒有補償……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沒一聲「對不起」。
龍應臺不迴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將她對公平正義的立場和態度，完全無保留地展現在公眾面前，份量之重，超過了任何宏篇大論。
幾個月後，我還是在醫院的病榻上，春節期間的醫院十分安靜，我再讀龍應臺的書，這次是在南京，更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舊時國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國歷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頭城下，秦淮煙水，見證了多少王朝的興亡和更替。然而，在這兒建都的王朝幾乎都沒有興旺長命的，這就使得這座古城有一種淒涼落寞之感，白先勇筆下《臺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幾絲愁苦的意蘊。
1998年，蔣介石的機要秘書周宏濤，回到南京總統府舊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蔣介石從陪都重慶回到這裡，那時南京萬人空巷，歡迎蔣委員長勝利還都。可是三年不到，蔣介石倉皇辭廟，再也沒有回到南京。半個世紀過去了，如今他重歸舊地，觸景傷情，百感交集，想蔣氏去臺後，「唸唸不忘光復大陸的使命」，卻事與願違，「淚水不禁奪眶而出」。
十年後，龍應臺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長江，尋找她父親經歷的抗日的戰場和已消失的、在日軍侵佔南京時關押過「八百壯士」的老虎橋監獄，造訪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著眼點是恢復歷史真貌和彰顯人性。
六十年過去了，南京已高樓林立，長江上已建成三座橫跨南北的大橋，中山路上的梧桐依舊，卻不復舊時的靜謐。就在總統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國建築的時尚酒吧區「1912」，民國時代達官貴人的住宅區–江蘇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繕一新，據說將作為城市的新的旅遊亮點。那些和1949年相關聯的地點：通往上海的下關火車站，已成為一個小車站，那個曾經擠滿逃亡人群的小廣場，如今只有幾個老人坐在那兒晒太陽。城東的中山門，是1949年國民政府各機關從陸路逃離南京，南下宜興、杭州的出發點和必經通道，現在已樹木蔥蔥，成為滬寧高速公路的起點。
「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在南京，我看到一個遠去的民國時代的背影。
歲月無聲，江山有情，今天，經濟成長了，國力強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陸民眾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離一個自由和公平、正義的社會，路途仍然遙遠。展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說臺灣的外省老一輩，從中讀出「傷」與「痛」，那麼在大陸的許多讀者，則帶著自己的關懷，已不全然是為了追憶歷史，更是祈盼新價值成為福佑人民的燈火，從此照亮國族前行的方向。
家國六十年，河山千萬里，「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本文在《領導者》雜誌與臺灣《思想》雜誌同步刊登
(相關簡介：高華，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常成對文章的修訂提出意見，對文章的完善有所幫助;他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的博士候選人王泳還分別給作者寄來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作者在此向他們一併表示誠摯的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