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繪：毛澤東畫像（看中國配圖）
毛澤東（看中國配圖）
延安時期毛澤東（看中國配圖）
還是一九七〇年，毛澤東對再次前來中國的埃德加•斯諾說：「我是無法無天，叫‘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沒有頭髮，沒有天。」就像他一九三五年未能洞察延安的真實情況一樣，斯諾也沒有領會毛澤東此刻的意思。在接下來為《生活》撰寫的文章中，他把毛澤東說成「一個帶著把破傘雲遊世界的孤僧」。對於很多西方讀者來說，這個比喻充滿了東方禪意。中國的封閉與迷狂都增加了毛澤東的魅力。天真的理想主義者相信這個國家正在進行一場偉大的社會實驗，摧毀了官僚機制，排斥了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的異化，創新了教育與衛生領域，給普通人帶來真正的民主與尊嚴。而這一切都是在一個充滿哲學意識的領袖的領導下完成的。而另一些權力崇拜者又很容易拜倒在毛澤東無上的權力之下，在一個八億人口的國家，似乎沒有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力量可以制約他的隨心所欲。
可能只有長期浸潤於中國社會，你才能確切地明瞭「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含義與誘惑。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這可能才是毛澤東的魅力本質。沒人能否認毛澤東在二十世紀扮演的中心性角色、在更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的獨特地位，還有他在很多方面表現出的卓越才能，儘管這些才能都有誇大之嫌。在強大的宣傳機器的作用下，他的錯誤與失敗，都被迅速掩蓋，原屬別人的成功歸到了他的名下。即使他最個人化的詩詞與書法技藝，也並沒有人們吹噓的那樣富有創造力。「（毛的詩詞）不像希特勒的畫那樣糟，也不像丘吉爾的畫那樣好」，研究唐代詩歌的傑出學者阿瑟•韋利曾這樣說。而另一位藝術史家西蒙•雷斯則如是評價他的書法：「初看上去驚世駭俗，卻透露出一種華而不實的自尊自大，達到了傲慢無禮的程度，假如還不算放縱的話……」但倘若他在紙墨世界還算不上放縱，他在現實世界則是無度地放縱。而正是這種放縱賦予他一種「超人」式的魅力。他可以不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中國可以做好死一半人的準備;他可以成為最狂野的夢想家，因為他可以毫不理會那些災難後果;他可以成為超級的暢銷書作家與語錄製造者，因為他禁止別人說話與思考;他可以被視作縱橫捭闔的戰略家，因為他在國內沒有任何對抗的聲音，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命運，都是他的籌碼……
這並非他一人之力，很多客觀因素為他造就了這種放縱的土壤。漫長的專制傳統、近代中國的分崩離析、外來者的入侵，都帶來了對強有力的領袖的渴望。人們期盼他富有組織能力，掃除他們的恐懼與迷惘，給予他們安全，洗刷種種屈辱，賦予他們的人生以意義與方向，宣布他們的人生從此站起來了。批評家李頡曾將毛澤東與魯迅視作一個坐標的兩極，他們比二十世紀的任何人都更瞭解中國的困境。魯迅把自己的洞見轉化成對國民性的批判，將信將疑地喚醒鐵屋裡沉睡的人，而毛澤東則用這種能力，來實現個人的野心與幻想，滿足他沒有邊際的權力慾。
從江西的AB團到延安整風，從國共和談到朝鮮戰爭、反右運動、從大躍進到中蘇關係破裂、文化大革命，個人權力始終是他的核心目標。對他來說，這世上沒有什麼永恆價值，一切都視情況而定。只要能夠達到目的，他可以扮演不同角色，隨時更正自己的立場，沒有任何道德上、信念上的顧忌。
他關於日本的一段講話，再鮮明不過地表明瞭這種態度。那是一九六四年他接見一個日本代表團時說的：「我們解放後，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說:‘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佔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一百二十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
這其中或許有玩笑的成分，是一個志得意滿的政治人物的信口開河，但誰能說不是毛澤東一貫邏輯的展現——如果日本人的侵略，有助於共產黨的崛起，它就有歷史合理性，而當他的個人權力與慾望受挫時，他連這個政權也可以不要。不管擋在他的個人之路上的障礙是同志的生命還是民族命運，他都可以隨意犧牲。
這樣一個人物的畫像依舊懸掛在天安門城樓
但為何這樣一個人物的畫像依舊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遺體仍舊被瞻仰，而公眾又經常泛起對他的懷念，他的形象又成為中國崛起的象徵，進入了全球的消費系統。他的成就與魅力無可否認，但是我們該怎樣面對他代表的巨大黑暗呢？他的個人失誤給中國社會、給千萬普通人帶來的摧毀性的創傷。如今，我們似乎對此視而不見。
一方面，關於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的反思卻從未真正開始。儘管他擔心鄧小平變成另一個赫魯曉夫，毛澤東從來沒有遭遇過斯大林式的命運——被徹底地譴責與否定。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毛澤東不僅是中國的斯大林，還是中國的列寧，否定他意味著對整個共產黨合法性的否定。毛澤東的種種言行，和他導致的災難，仍舊沉睡在檔案袋中。當事實不夠全面與清晰時，所有的譴責都顯得過分情緒化，甚至陷入一種簡單的譴責——毛澤東是一切不幸的淵源，倘若我們從他的陰影中擺脫出來，就自動獲得了智慧和精神的純潔，這真是一個諷刺性的結果，人們曾經通過不加節制地崇拜、誇大毛澤東，來讓自己顯得更強有力，如今又把一切罪責推到了他身上，不承擔自身對應的責任。而中國共產黨政權也必定牢記蘇聯的教訓，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成為了瓦解蘇聯帝國的第一步：當越來越多的秘密與殘酷記憶被釋放出來時，它們演變成海嘯式的力量。
官方壓制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段複雜的歷史。這段歷史與個人經歷混雜在一起，我們都是這場悲劇不同程度上的共謀者。俄國歷史學家米哈伊•格夫特曾說，斯大林主義的真正力量與持久遺產，既不是國家權力結構，也不是領導人的個人崇拜，而是它進入了我們每個人的內心。而對於幾代中國人來說，我們每個人體內都居住著一個毛澤東。對兩代人來說，不管是他們熱情投奔了延安，還是身經了新中國建設、文化大革命，那些理想也好、青春也罷、或者是種種磨難，毛澤東始終是他們生命經歷中的重要部分，是他們感情投入與自我選擇的結果。徹底否定自己的過去充滿了困難。這種值得理解的情感背後，隱藏著中國社會更深層的困境。毛澤東凸顯了絕大部分中國人對於「權力」與「惡」的態度。
幾乎所有人都渴望他那「無法無天」的放縱權力。與食物、性一樣，權力是人天然的慾望。但很少社會比中國社會的權力更集中（政治、經濟、文化權力總是混合在一起，後兩者總是從屬於前者），更分配得不平衡。以至於中國人已將這樣一種形態習以為常——要麼你擁有無限權力與自由，要麼就被悲慘地奴役。又由於人口眾多、普遍的物質壓力，某種特別的權力成為維持個人生活的基本保證。即使在近代危機之前，中國社會與其說是一個恬靜、自足的鄉紳社會，不如說是一個充滿絲絲入扣的權力關係的網路，它是一個曹雪芹筆下的「賈雨村的世界」，也是歷史學者吳思眼中的充滿「潛規則」的世界。某種意義上，權力是中國社會的宗教，它給予生活以保障、賦予人生意義，是種種歡樂與痛苦的源泉。藉助現代的意識形態與技術，毛澤東把權力的集中推向了極致。歷史上的皇帝，即使不受困於官僚系統的制衡，也至少要在表面上尊重祖宗的傳統或儒家之道，憂慮上天的審判，他們也沒有手段來動員如此廣大的人群，把自己的意志輸送到社會的每個角落。當毛澤東感慨「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時，他或許也對他的能力自信不已。他生活在一個傳統秩序瓦解、現代技術誕生的年代，他可以武裝現代軍隊、把廣播大喇叭安在每個鄉村、把自己著作發到每個人手中，他既可以不理會傳統，也可以像路易十四一樣感慨：「我死後，管他洪水滔天」。
這種權力既沒有外在制衡，也缺乏內在的反省，與我們對「惡」的態度相關。「惡將是戰後歐洲知識生活中的根本問題， 就像死亡是上一次大戰後的根本問題。」漢娜•阿倫特在一九四五年寫道。「惡」也本應是後毛澤東時代的根本問題。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七六年，一浪超過一浪的暴力、死亡與仇恨，席捲了中國、進入每一個社會組織，侵入了最私密的家庭空間與個人生活，丈夫與妻子劃清界限，兒子將父親推上批鬥臺，同學對老師的毆打，武鬥帶來的人吃人……所有匪夷所思的殘酷與邪惡，都在其中上演，而且人人捲入其中，你可能同時是受害者、施暴者、見證人。而一切都是在人人高喊毛主席語錄的狂熱中發生的。反思卻從未真正開始。林彪與「四人幫」成為歷史的替罪羊，傷痕文學則將人們打扮成受害者，當老作家巴金開始少許的自我懺悔時，就迎來一片頌揚聲。
當罪惡沒有被詳細記錄，沒有被一點點拆解，它就變得模糊和難以記憶。它也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中國文化中從未發展出對惡的深層解釋。惡沒有被視作生命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是一種失常，人們用各種方式壓制和迴避，把它簡化成一個道德問題。而經過毛澤東時代，連這可憐的表層道德約束也消失了，偽君子則變成了真流氓，惡失去了最後的制衡機制，它登堂入室。
而今天，你在毛澤東的追隨者身上，也嗅得到對權力的迷戀與道德上的普遍麻痺症。二十年前的毛澤東熱中，在作為社會變革犧牲品的緬懷者身上,不也充斥著對特權的懷念——他們曾是中國的特權者，打倒了資產階級與臭老九，批鬥了官僚。而這一輪的熱潮背後，是不斷上升的民族主義情緒。就像喬治•奧威爾所說, 所有的民族主義者都是權力的熱衷者，他們不過是把個人權力慾隱藏在集體之後。在國家主義者身上，只要國家強大了，付出多少代價都是值得的，當然前提是，他們站在成功的中心，而不要成為犧牲者；在那些商人身上，則是商業倫理可以棄置不顧，利潤會給你合法性；藝術家們，則是國際市場上的成功、個人的榮耀，他們不覺得藝術家有責任去誠實地面對歷史與現實;而那些高唱毛澤東時代歌曲的官員，則是赤裸裸地向世人宣稱，誰才是這個紅色政權的繼承者……他們都絲毫不受任何道德上的困境與掙扎，良知僅僅是成功之路上的某種阻礙。而對於青年一代，歷史記憶變得日漸迷惑，他們覺得錯過了文革，那才是個激情燃燒的歲月，他們還要承擔整個道德秩序崩潰的後果，成為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奉者。
而整個社會、每個人都必將為此付出代價。事實上，我們不正在付出代價？當我們抱怨整個社會的潰敗、殘酷與冷漠無處不在時，它們都與毛澤東的遺產、我們對於毛澤東的態度緊密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