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即將過去，中國經濟這一年的是是非非似乎也到了「蓋棺定論」的時候。「蓋棺」自所不免，「定論」則需拿出完全令人信服的證據。但筆者發現，對於有關中國今年經濟現像一些幾近「常識」的判斷，仍然有來自權威人士的不同聲音，筆者試舉兩例如下：
1. 市場目前幾乎已成共識的看法是，中國當前之所以物價明顯上漲，是因為政府的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畫以及鼓勵國有銀行大量放貸的政策導致了貨幣超發，錢多自然物貴，通脹率高企也就在所難免。但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似乎對這種看法有所保留，他12月中旬表示，貨幣超經濟發行是傳統計畫經濟的概念，用那時候的概念來解釋現在的經濟現象是有問題的。
周小川進一步解釋說，計畫經濟時代價格是固定的，用價格乘以實物量就是貨幣需求量，而從現在的角度看，衡量貨幣供應量偏多還是偏少的標準應該是核心CPI，因為有些價格跟貨幣聯繫較少。由於中國政府目前尚未推出和公布核心CPI，所以外界也難以按照周行長的思路算一算中國當前的貨幣供應量究竟是否偏多。需要指出的是，美國的核心CPI是指剔除了食品和能源價格後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而食品價格在中國CPI中的佔比最高，達到34%，如果中國的核心CPI剔除食品價格，則必然導致核心CPI與CPI所反映的價格變動形勢有很大落差，在食品價格上漲顯著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但食品又確實是最容易因各種偶然、短期和季節性因素影響而產生顯著價格波動的一類商品，如果中國的核心CPI不剔除食品價格，則確實難以準確反映貨幣政策的實際影響，這個兩難問題不知周行長在關起門來私算中國核心CPI時是如何解決的。
另據筆者觀察，中國的食品價格，特別是蔬菜和副食品價格，由於房地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與貨幣政策的關聯度很明顯。每當中國政府放鬆貨幣政策，中國的房地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就會迎來一輪跳躍式發展，而這首當其衝的影響便是城市郊區的農田被大量佔用、開發，從而導致大、中城市蔬菜、副食自給率降低，短時間內顯著拉高食品價格水平。這種現象雖然未必是中國所獨有，但至少在美國等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已不多見，不知周小川行長在用核心CPI衡量貨幣供應量多寡時如何處理中國的這一特殊國情。
2. 民間現在普遍認為，由於沒能把房價降下來，中國今年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基本是失敗的，有人調侃說「房價總理說了不算，總經理說了算」。但溫家寶總理對這種說法不表認同。他12月26日參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直播節目時表示，這個講法不準確，也不全面；房價有政府應該管理的部分，有市場應該管理的部分，住有其居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住房，有些剛畢業的學生、有些農民工都可以採取先租房的辦法來解決住房的問題。
從溫總理的這段話可以看出，中國政府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著力點是實現「住有其居」，而我們憑良心說，有哪個蝸居在北京的「蟻族」 睡到大街上去了？有哪個公司白領是由於租不起房而逃離北、上、廣的？筆者記得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今年初曾說，北京的房價3萬元一平米普通老百姓買不起，難道降到2萬元老百姓就買得起了？從黃孟復這番大實話裡我們應該意識到，中國房價無論再怎麼降，靠市場力量來讓大多數市民都擁有自己的住房也是不現實的，因此即使政府的房地產調控政策把房價顯著壓低，受益的也不過是基本已具備買房能力的那一小部分人，這種調控對於普遍改善中國人的民生其實意義不大。
但我們也要問一句，既然房價是漲是跌和大多數中、低收入群眾的關係其實並不大，為什麼中國老百姓對房價問題還那麼敏感呢？筆者以為，這是因為近年來房價的大幅飆升使中國人的財富差距迅速擴大，房價上漲對中、下層百姓實際生活水平的影響或許並不大，但卻會使他們的貧窮感大幅增加，因此對民眾心理的打擊是巨大的。當一個收入還算不菲的無房白領突然發現，自己即使再辛苦打拼，與那些坐擁一兩套住房的市民相比仍然是一個窮光蛋時，他是會感到幻滅的。市場或許能管得好一部分房價，但市場醫不好受傷的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