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6日，中共奪取政權一個半月後，就舉辦了一個國際會議，即世界工聯亞洲澳洲工會會議。劉少奇以會議主席團主席的身份，代表中共中央致開幕詞。他在致詞中首次提出了「中國道路」的概念，並概括了這條道路的基本公式：(一)統一戰線；(二)共產黨領導；(三)武裝鬥爭。
劉少奇明白宣稱：這就是中國人民取得勝利的基本道路，就是毛澤東的道路。劉斷言：這一道路，不僅在中國適用，對世界落後國家和民族同樣適用。因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果沒有這樣的武裝來保護自己，就沒有人民的一切」。故中國革命的道路，也「是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所應該走的道路」。為此，劉少奇告誡與會亞洲各國代表：重要的問題是要建立革命的軍隊，「在已經存在人民解放軍的國家要為鞏固這些部隊而奮鬥，而在沒有建立這些軍隊的國家應當為建立這樣的軍隊而奮鬥」。
中共代表們顯然沒有注意到一個事實，那就是除蘇聯代表團外，與會代表多半都是以合法的身份，經過合法的渠道，從各個資本主義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來的。換言之，多數與會者所代表的工人組織，在本國都有著合法的身份，都在法律範圍內進行活動。他們固然抱著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成就的態度來到中國開會，卻完全沒有到中國取經的想法。公開號召各國代表回國後開展武裝鬥爭，推翻帝國主義和本國統治者，讓這些代表聽得膽戰心驚。開幕式一結束，不少代表就紛紛找到蘇聯代表團，向團長索洛維約夫激烈地表示異議甚至批評。他們認為，中國人本來只應禮貌性地致簡短的祝詞，怎麼能在這樣的會議上大談政治問題，甚至公開提出武裝鬥爭和推翻政府這種激進的革命號召。他們強烈要求，絕不能把這樣的發言登到報紙上去。
世界工會聯合會固然是得到蘇聯支持的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國際組織，但它歷來都照顧到各國工會組織所處的環境和從事合法鬥爭的現實，從不兜售或推銷俄國革命的經驗與作法。尤其二戰結束後，美蘇日漸走入冷戰狀態，雙方非常注意不在對方的勢力範圍內挑起衝突。因此，蘇聯代表團也對劉少奇的發言深感不滿。為此，索洛維約夫直截了當地向中共代表團反映了各國代表的意見。但中共代表不以為然，雙方的交涉無果而終。
索洛維約夫馬上通過蘇聯大使館向莫斯科匯報了這件事，並且表明瞭自己的態度。大會的決議稿沒有理會中共代表的要求，隻字未提與本國統治者和帝國主義進行武裝鬥爭的問題。中共代表團對此十分氣憤，與世界工會聯合會的執委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但後者明確告訴劉少奇等人：如果按照中共的意見通過決議，「我們就得收拾行裝，從巴黎搬到莫斯科去。因為通過類似決議之後，處在帝國主義國家領土上的世界工聯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了」。
結果，這次會議雖然在中國召開，中共代表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見，會議的決議卻和以往一樣，完全沒有響應中共的號召。
斯大林的認可與力推
讓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在這種問題上一向十分謹慎的斯大林，這次卻一反常態地站在中共代表的一邊。
斯大林得到報告後不久，毛澤東即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親自前往莫斯科進行公開訪問。斯大林最初在結盟的問題上還多有猶豫，不久就徹底打消了顧忌，下決心將中蘇兩國結為友好互助同盟關係。據此，他復電索洛維約夫，批評後者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斯大林聲稱：劉少奇的講話不僅是正確的和及時的，而且應該公開發表，並應向各國代表團通報他的意見。為了表示蘇聯黨對中國黨這一立場的支持，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還在1950年1月4日把劉少奇的上述講話譯成俄文刊發出來。
此後，斯大林迅速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來推動亞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學中共的榜樣，走「中國道路」，即實行武裝奪取政權的方針。
1950年1月6日，莫斯科改變了戰後與日共中央商談好的鬥爭策略，它通過歐洲九國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刊物發表文章，公開批評日共奉行的議會鬥爭政策，要求日共學中共，用武裝鬥爭將美國佔領者趕出日本。
一週之後，莫斯科又進一步發表文章，批評印共，同樣要求印度共產黨用武裝鬥爭的方式實現民族解放。
在日共、印共先後被推向武裝鬥爭的同時，斯大林在1月下旬得到了朝鮮勞動黨領導人再度提出的，希望蘇聯批准和支持通過武力的手段實現朝鮮統一的要求。在數月前還明確反對這樣做的斯大林，這一次終於表示了同意，並很快通過各種方式為朝鮮實現這一計畫提供了全面的指導和援助。
也正是受到蘇聯方面這一態度的鼓舞，還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也明確指示中共中央，要盡最大努力援助正在進行反法武裝鬥爭的越南黨，包括為越方人員在中國境內提供訓練場所，配備武器裝備，派遣軍事、政治顧問，等等。
由此不難看出，從1950年開始，在中國革命成功的影響下和「中國道路」推廣的作用下，中國周邊亞洲各國的武裝鬥爭都迅速擴展起來，其中尤以朝鮮戰爭的爆發和越南抗法戰爭的迅速推進最為典型且影響最大。中國以某種形式參與朝鮮和越南戰爭，幾乎不可避免。
斯大林去世，「中國道路」暫時停擺
以武裝鬥爭為特色的「中國道路」的推廣，從一開始就遭遇了多方面的阻滯和抵抗。日本和印度的共產黨人因對這一政策的看法不一，先後發生分裂。除個別原本因文化不同具有分裂傾向的地區外，在印度這個崇尚甘地的非暴力哲學的國度中，暴力革命全無推行的土壤。而在日本這個城市化和工業化已相當發達且地域狹小的島國，依照中國式的農村包圍城市的辦法建立龐大軍隊和根據地，從事大規模武裝鬥爭，也全無可能。結果，少數模仿「中國道路」走入武裝鬥爭者很快受到鎮壓，而整個黨因政策轉變，合法地位不復存在，國內民眾原來較高的支持度，也驟然降到冰點。
在整個這一波走「中國道路」的熱潮中，最具成功可能的，就是受到中蘇支持的朝鮮的軍事作戰行動。然而，自1950年6月25日戰爭打響後，這場名義上的國內戰爭就受到了美國的直接干預。美國除迅速出兵增援南半島的韓國政府外，還通過聯合國組成了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進行干預。這場戰爭最後只是維持了戰前的地理格局，但參戰各方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都損失極大。
在這時中國周邊所有按照中國革命方式開展武裝鬥爭的國家中，只有越南黨的武裝鬥爭取得了明顯進展。因為這場戰爭發生在中國邊境線外，援助越南黨的地理優勢明顯，法國卻遠隔重洋，運輸線長達幾萬公里，越、法之間的戰爭又是殖民主義和民族獨立之間的戰爭，越南民眾的同情全在越南黨一邊，兩者力量對比優劣明顯。再加上戰爭發生在朝鮮戰爭的同時，唯一可能援助法國的美國分身乏術，在這種情況下，越南黨的軍事鬥爭才取得了較明顯的成功。到1953年夏朝鮮戰爭結束時，越南黨已經從最初的中越邊界小塊叢林地帶，在越南大部分地區建立起了武裝根據地。
這一波推廣「中國道路」的熱潮，因斯大林去世戛然而止。一方面，多數蘇共領導人原本即不理解、不贊成斯大林的這一主張，斯大林一死，蘇共中央馬上停止了對各國武裝鬥爭的支持，轉而主張實行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希望促成國際緩和局面;另一方面，中共作為「中國道路」的推行者，在這一系列援外鬥爭過程中，雖然取得了驕人的戰績，但數十萬人的死傷，無數人力、物力、財力的損失，亦成為百廢待興的經濟恢復和國內建設工作的沈重負擔。特別是1952年中國開始了第一個大規模的五年經濟建設計畫，繼續深陷於南北兩面的緊張戰爭中，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也不現實。權衡利弊的結果，中共中央接受了蘇共中央的主張，並不顧越南黨內的反對意見，硬性勸告越南黨與法國方面以十七度線為界，實現了停戰與分治。同樣，中共也先後勸止了東南亞各國背靠中國展開武裝鬥爭的共產黨和分裂組織反對本國政府的暴力行動，一度全面推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力圖與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發展外交關係。
毛澤東對「中國道路」的堅定態度
然而，改變輸出革命的方針，並不等於毛澤東改變了對「中國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識形態觀點。實際上，早在1938年11月毛澤東初步實現黨內領袖地位之時，就曾明白地告誡過黨內幹部：「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正是基於這一觀點，當1940年代初延安整風結束，全黨完全統一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之後，一些中共領導人就曾公開發表文章宣告：毛澤東所開闢的中國革命的道路具有指導世界革命的特殊意義。這是因為，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只適用於資本主義國家，而中國革命的道路卻是適合於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後國家和民族的一條解放道路。
在1949年5月，即劉少奇上述講話半年之前，也是朝鮮戰爭爆發一年多前，毛澤東也針對這條道路的普遍意義表示過看法。他當時針對朝鮮問題有過一段談話，明確認為武裝鬥爭是實現落後民族解放的唯一途徑，哪怕中國可能會捲入其中，也是必要的。他告訴過朝鮮黨的代表：朝鮮目前雖沒有解放全朝鮮的實力，但這個時機是一定會到來的，朝鮮黨、軍隊和人民應做好思想準備，等待有利時機的出現。在毛看來，一旦中國自身完成了統一的軍事作戰，美國人又離開了朝鮮半島，比如 1950年上半年，就可能出現有利時機。到時候，即使有國際干預，我們也能迅速派出精銳部隊給予朝鮮黨有力的支持。
由上可知，即使是在推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方針的情況下，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對世界革命和「中國道路」經驗意義的看法，也是不會改變的。1954年，英國共產黨為了能夠把《毛澤東選集》翻譯介紹給英國民眾，同時又不致因毛澤東文章中對暴力革命和戰爭手段的強調引發反感，主張刪除相關論斷，毛澤東得知消息後，當即表示了強烈不滿的態度，堅持對這一原則性觀點絕對不能做任何刪改。這件事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對「中國道路」的堅定態度。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當蘇共中央領導人赫魯曉夫全面提出「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 「和平過渡」的政治外交方針之後，毛澤東對這些新的蘇聯領導人的不滿也逐漸溢於言表。他開始告誡黨內幹部：要警惕蘇共領導人放棄暴力革命道路的傾向，暴力革命是共產黨人手裡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夠取得勝利的「刀子」(武器)，放棄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這一革命手段，就意味著放棄了這一制勝的法寶。
對鄰國的援助逐漸停止
1958年，越南黨因看不到在自己主導下實現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再度恢復武裝鬥爭，毛澤東表態支持。緊接著，中蘇圍繞著要不要對美緩和發生爭論，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態度中立，進一步加深了中蘇兩黨的意識形態分歧。
1960年4月，中共中央借列寧誕辰90週年之際，公開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的政論文章，闡明瞭堅持暴力革命和階級專政的原則立場。隨即，針對印度當局縱容西藏分裂主義勢力和蠶食中印邊界爭議地區的情況，毛澤東不僅下令越境打擊印軍，而且從此改變了對中立於美蘇兩大陣營之間的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的統戰態度，逐漸轉向了「三斗一多」的方針，即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堅決鬥爭，絕不緩和;對亞非拉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援助只能多，不能少。用周恩來的話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我們必須擔負起領導的責任，當仁不讓。
既然要由中國來領導世界革命，那麼毫無疑問地「中國道路」 又再度成為中國對外輸出革命的最核心的內容了。國防部長林彪為此專門組織寫作班子，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長文，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把當時的世界局勢和中國革命的地理狀況相類比，認為帝國主義就相當於城市，落後國家和地區就相當於農村，世界革命理當按照「中國道路」，到處開展武裝鬥爭，實行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由星星之火而漸成燎原之勢。
其實，說到底，所謂「中國道路」，核心就是一個「打」字。對此，毛澤東講得很明白。「文革」開始後，他曾明確講：各國革命的關鍵是要開展武裝鬥爭，「蘇聯道路也好，中國道路也好，十月革命不就是打麼。什麼道路？打就是道路」。
正是依照這個「打」的部署，從1960年代開始，中國把聯絡和援助的目標全面轉向了各國激進的小組織，採取接進來、送出去的方法，在中國內地建立訓練基地，學習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經驗，以及各種武裝鬥爭的技術和戰術，再援以金錢和武器，送他們回去開展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包含著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即把中國進一步樹立成世界革命的樣板，廣泛傳播毛澤東革命思想，並且向各國輸出中國式革命的對外政治意圖。尤其是對周邊容易援助的各國黨，這類道路的輸出就更是駕輕就熟了。
以1954年後與中國關係最好的東南亞鄰國緬甸為例。「文革」一開始，中共中央就基於上述意圖，批准並協助來華十餘年的緬甸共產黨人和少數民族武裝力量回緬甸去開展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和當年對越南黨一樣，中國政府在1954年實行和平共處外交方針時，曾停止了對它們武裝鬥爭的支持，並把其中相當多數無法在緬甸合法生活的青年骨幹分子，撤進中國來，分別安排在遠離雲南邊境的四川和貴州農場中勞動生產，並為他們中大多數人介紹了中國姑娘，幫他們在中國安了家。但這個時候，毛澤東因為相信只有重新推行「中國道路」，才可以造成世界革命的大環境，故決心要在周邊國家進行此種實驗。緬甸被選為試驗的重點國家。早年撤到中國來的緬甸武裝鬥爭人員自然又被安排受訓，然後送回國開展鬥爭。
為了保證這些人員能夠安全回緬，以及緬甸的革命者能夠集體到中國來學習軍事和進行裝備，中國軍隊還專門組建了訓練營，組織後勤補給基地，成立了武裝護送部隊，甚至不惜化裝成緬共游擊隊，直接與緬甸政府軍作戰，以掩護緬共人員在中緬邊界地區的進出。可想而知的是，這樣的「中國道路」的試驗，其成功的可能性究竟會有多大。
做過緬共中央高級幹部的楊美紅介紹說：當時緬共所在之地全都挂的是毛澤東和林彪的畫像。不但挂像，每天還必讀毛主席語錄，對著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匯報」。緬共人民軍穿的衣服、用的槍、吃的糧食，都是中國的。緬共部隊中都派有中國的軍代表。軍事訓練營地最初是設在中國雲南境內，後移至緬甸境內……
「中國道路」在中國能夠成功，純粹是中國自身的內部和當時特殊的外部條件所造成的。若相信這一道路可以用之四海而皆贏，在今天看來，實在是一廂情願。其實，毛澤東自己反覆講過，中國革命的經驗，首要就在於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論，與中國具體的實際相結合。毛澤東曾經再三表示過反對照搬蘇聯的經驗，然而，卻又格外迷信自己的經驗;對中國的事情不管對錯都要照自己的方法來辦，對外國的事情也要比照自己的經驗和意志，來判斷是非對錯，甚至推而廣之。毛澤東活著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抱怨這些小黨「不爭氣」，轉而去和美國打起交道來了。毛澤東去世後，中國要對世界開放友好，重點轉向經濟建設，再度放棄支持緬共等小組織的武裝鬥爭，不可避免。
1979年底，中共中央召見了緬共領導人，宣布了中方的決定：給緬共5年的過渡期，從1985年1月1日起，中國將全部中止對緬共的援助。隨後，中國顧問團和參加緬共鬥爭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全部撤回了中國。緬共內部頓時人心浮動。若是讀過楊美紅的回憶，讀到那些曾立志要為實踐「中國道路」而犧牲的人們，最後竟因失去援助而絕望自殺的情景，相信一定都深感震撼並扼腕不已。楊美紅這樣表達自己的感慨：「真是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沾襟。一切只是一場虛幻的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