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思想在西方的傳播，是從法國重農學派開始的，重農學派是西方第一個經濟學派別，是西方經濟學的真正鼻祖，而之前的重商主義只是一種社會風潮，重農學派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直到現在「自由主義」思想仍然在西方經濟學中居於主流地位。
魁奈是法國重農學派的領袖，被尊為「歐洲孔子」。他本人也十分崇拜孔子，曾經寫過《孔子簡史》，儒家的重農思想對魁奈產生過重要影響。1756年，魁奈曾促使法國國王路易十五於模仿中國古代皇帝，舉行了「籍田大禮」。然而對魁奈影響更大的還是老子的思想。
魁奈將老子的無為翻譯成「自由放任」
魁奈吸取了老子的「無為」思想，並第一個把「無為」譯成「自由放任」，並創立了依賴自然法則的重農經濟學。
他在宣揚重農思想時大量引用中國的典籍。魁奈為了顯示其論文專集《重農主義，最有利於人類的管理的自然體系》的神聖和權威，居然將出版地點標明為「北京」。
杜爾哥是重農學派的另一個重要代表人物，按馬克思的評價，杜爾哥使重農主義發展到最高峰。杜爾哥的經濟學著作《關於財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經濟史上有著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認為它已經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杜爾哥的理論比《國富論》的理論更勝一籌。而杜爾哥寫作此書，與他對中國文化的瞭解有著直接的關係。當時的法國經濟學家一般都認為中國是開明政治的發源地，1763年，有兩位留學法國的中國人完成了學業，正準備回國。法國學者都希望這兩個人幫助他們瞭解中國的情況。於是杜爾哥向他們提出了52個經濟問題，這就是杜爾哥的《中國問題集》，讓他們回國後回答，以幫助法國思想家全面掌握中國的經濟情況。為了讓他們能夠明白這些問題的意義，他又在這些問題前面寫了一篇關於社會勞動和財富的分配的簡略分析。這就是《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杜爾哥所提出的問題都與他所掌握的中國經濟知識有著不同程度的聯繫，他是受中國情況的啟發，也直接從中國古代文化中汲取了營養。所以研究者都說杜爾哥的《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書受中國的影響最深。」，而此書有影響了後來的亞當斯密。
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思想直接來源於重農學派
1764年2月至1766年10月，亞當斯密進行了為期3年的歐洲大陸之行。他在法國逗留了10個月，期間會見了魁奈、杜爾哥等許多法國著名的思想家，斯密在這些接觸中，加深了對經濟學的認識，並著手制定《國富論》的寫作計畫，《國富論》直接繼承了重農學派「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
另外亞當·斯密還從兩位來自中國的學者那裡瞭解到了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司馬遷在《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的第三段中已明確提出了「供求關係」的經濟思想，並用「低流之水」進行比喻，斯密受到啟發，將其稱為「看不見的手」，斯密的《國富論》也大量引用中國文獻。
重農學派是中國思想與西方經濟學之間的一座橋樑，亞當斯密從重農學派那裡繼承的思想也對後世影響深遠，直到凱恩斯主義出現前，一直佔據著西方經濟學的正統地位。
哈耶克將老子視為思想教父
哈耶克是奧地利經濟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20世紀最重要的自由主義理論家，被尊為當代自由經濟的鼻祖。哈耶克將老子奉為「思想教父」，讓哈耶克名垂青史的是他的「自發秩序理論」，而這一理論被認看做是亞當斯密自由經濟理論的重要發展和補充。而哈耶克自己認為道德經中「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兩句話，是對自發秩序理論最經典的描述。
1966年9月，哈耶克在東京作《自由主義社會秩序諸原則》的演講，談到自發秩序理論時，激動的反問道：「難道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嗎？從這裡，可以看出老子的為「無為思想「對哈耶克的影響是多麼的大，哈耶克對老子思想的熟悉也已經到了信手拈來的地步。
當代的中國不是人都以哈耶克的中國傳人自居，張維迎想用哈耶克埋葬凱恩斯，秋風翻譯哈耶克傳，組織哈耶克協會，就連範跑跑都寫文章紀念哈耶克，而哈耶克最崇拜的確是中國的老子，歷史及現實就是如此的諷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