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城刻書史上，遼代有開創之功，而金代則有繼承之勞。金代的歷史雖然不是很長，僅有百餘年，北京作為金朝的都城，也就62個春秋，金朝遺留下來的文物本來就不是很多，作為當時規模宏大的金朝首都——金中都，卻沒有能夠遺 留下來，而流傳下來的金中都刻書就顯得極其珍貴了。金代刻書在古籍版本學中被稱之為「金刻本」，仿照這種命名的方式，我們就可以把金中都的刻書稱之為「金 中都刻本」。
要說金中都刻書，就不能不說一下金中都。
可考的金中都遺址在北京市舊城外城的西南部。
它是金海陵王在天德三年(1151)，於遼燕京城的基礎上擴建而成，其中的宮城為重建。貞元元年(1153)新的宮城建成之後，金朝由原來的上京遷都於此，並改名叫「中都」。金朝遷都的原因，其中有一個就是因 為金朝的仰慕漢族的文化，也希望通過吸收漢族的禮儀文化來加強女真自己的統治。另一個原因，是完顏亮當上女真首腦以後，為了打擊反對他的女真貴族，加上他本人對漢族的文化有一定的瞭解，所以將都城遷都北京。
據專家考證，金中都外郭城的東南角在今永定門火車站西南的四路通，東北角在今宣武門內翠花街，西北角在今軍事博物館南皇亭子，西南角在今豐臺區鳳凰嘴村。鳳凰嘴村南和馬連道附近的地面上，尚保存有 南垣和西垣的夯土殘壁。外郭城東、西、南各開3個城門，北城垣據《金史》記載有4個城門，總計13個城門。宮城位於全城的中央，平面呈長方形。前朝是大安殿，遺址在今廣安門外濱河南路西側，經鑽探得知面闊為11間， 與文獻記載相符。宮城正南門應天門、皇城正南門宣陽門和外郭城正南門豐宜門同在一條軸線上。豐宜門內大街、端禮門內大街、會城門內大街，以及豐宜門和端禮門之間東西向橫排的街巷，都已被勘查出來。據考古復原研究，金中都原屬於遼南京城範圍內的街道，仍保存著唐代街坊的形式，而金代新擴展的部分，則改變為沿 大街兩側平行排列街巷的形式。兩種不同形式的城市街道共處於一個城市之中，是金中都規劃的特點。
金刻曾子固先生集
金朝文化的這種融合性的特點，還體現在金朝 統治者對漢文化的嚮往方面，還在公元1140年的時候，金熙宗從上京來到燕京，在這裡住了一年，「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後能賦詩染翰，雅歌 儒服，分茶焚香，弈棋像戲，盡失女真故態矣。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在金朝還沒有進駐燕京以前，漢文化就已經成為金的主要文化氛圍。在這一年裡金熙宗還親自祭孔，並積極的學習漢文化典籍。這些為後來中都刻書活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完顏亮攝取帝位以後，遷都燕京， 漢文化傳統得到優先發展。漢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典籍，成為這一發展的主流。翻譯漢文化典籍，是中都文化事業的核心工程。據《金史》記載，翻譯了漢傳世經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史記》，兩《漢書》，為了這一翻譯更加富有成效，還專門在中都成立了翻譯漢文化典籍的翻譯機構——「譯經所」，1183年該所翻譯了漢文化原典中的重要著作《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列子》《新唐書》。可以說這一翻譯活動，不僅在規模上，而且在書籍的質量上，極大推進了中都的刻書事業的發展。金世宗曾經對大臣們說:「我呀，之所以命令你們翻譯《五經》，就是想讓咱們的人也都知道仁義道德的標準。」1194年金朝又在中都設立了「弘文院」， 進一步翻譯大量的漢文化典籍。金章宗還下令收購《崇文總目》裡面「所缺書籍」，設立藏書之所。金朝在中都的最後幾年，金章宗還命令自己的侍衛人員35歲者，必須要熟讀漢文化經典。
為了配合金朝統治者吸收漢文化的需要，金朝官方在中都設立學校，這一措施拉動了人們對圖書的需求。學校分為兩極，國子監和大興府學，前者為國家一級的高等學府，後者為地方學校。這些學校的課程規定 了學生的學習課本。《易》用王弼、韓康伯的注本，《書》使用孔安國的注本，《詩經》使用毛萇註釋、鄭玄箋注本，《春秋左氏傳》使用杜預的注本，《禮記》使 用孔穎達注本，《周禮》使用鄭玄、賈公彥注本，《論語》使用何晏、邢昺注本，等等，《金史》中的「選舉志」對此又十分詳細的載入和說明。
金中都時期這種對於漢文化典籍的需求，囊括 了主要的經典。而遼代留下來的刻書技術，則為其提供了物質、技術基礎。中都刻書的機構有國子監、府學，同時一些政府機關也參與了刻書活動。國子監出版的圖 書著名的有《六經》、《論語》、《孟子》、《孝經》、《十七史》、《老子》、《荀子》等，這些圖書使用都是北宋舊版。金世宗還命令國子監出版《東坡奏 議》，金章宗命國學出版金代詩人劉迎所作的《山林長話》。因為有譯經所，使用女真文字翻譯的各種漢文經典，也在中都出版發行。所譯有《五經》、《史記》、 《漢書》、《貞觀政要》等。這些譯本都由女真國子監和弘文院刊印。金世宗還以女真文字《孝經》千部分賜給衛兵，讓他們學習閱讀。京城金刻無論從數量上，還 是從經籍的質量上，都超過了遼代，只是因為金代政權處於一種民族融合的過程中，刻書帶有明顯的過渡性質，只有到了明代，刻書才真正走向了成熟，不過正因為 有了金代的刻書活動，明代京城的刻書才有了基礎。金代取自北宋國子監的圖書，使歷史上的刻書中心隨著書版的北移，刻書中心也隨之轉移到了北方。
大致與南宋同時，金代統治的中國北方地區的 刻書中心，主要在平陽府(今山西臨汾)，其刻書最為發達，雖然流傳下來刻本不多。著名的有《劉知遠諸宮調》和《趙城金藏》。金朝滅遼國、遷都燕京後，中都就成了金代刻書的中心之一， 與原來的平陽平分秋色。可惜這些代表著京城刻書歷史的實物，京城金刻本雖大都失傳，但金中都刻書，在京城圖書出版史上承上啟下的歷史作用，是不可磨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