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妹接受Blakeway製片公司採訪（照片一）
三妹接受Blakeway製片公司採訪（照片二）
說明：諾貝爾基金會委託Blakeway製片公司監製一個關於諾貝爾各獎項的資料片。製片公司說，此片子是存檔文件。片子會在BBC電視臺和美國的PBS臺播出。製片公司希望能夠採訪反對劉曉波獲獎信中的兩個簽名人（我和許毅）。對我的訪談時間是二0一0年十月三十一日。在此之前，他們委託我寫一份有關劉曉波的簡短資料，並要求我在他們播放片子以後再公布我寫的所有資料。全部訪談一共花了三個小時（包括最初半個小時設置攝影機器，也包括大量的重複的拍攝）。此片只剪接取用全部訪談中的兩三分鐘，其他大量的訪談內容都作為歷史文件存檔。
第一部分——劉曉波的言行簡介
主要訪談內容公布如下：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北京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初起，劉曉波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他於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從紐約登機回到北京。他後來寫出他當時回國的複雜心態：「我決定回國的動機是複雜的，絕不是單純的為民主、為民族或為政治投機所能理解的。但捫心自問，我不能排除投機的成分，因為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對於我短短的一生來說，能遇上這樣千金一刻的機會，且投了這個機，該是多麼幸運。」（見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1992年9月臺灣時報出版社）假如劉曉波當初回國的初衷是想抓住歷史契機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的話，他後來的言行卻給中國民主運動帶來負面作用。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北京實施軍事戒嚴。為了保護學生，北京的知識份子、大學老師分頭去廣場勸學生離開。勸撤工作做得很有成效，到二十五日，家住北京的學生大多離開廣場，留在天安門廣場的主要是一些外地的學生。但是，就在天安門屠殺兩天前的六月二日，劉曉波執筆寫了一份《六二絕食宣言》，宣布他與三個朋友發起絕食，再度把學生引回廣場。劉曉波的這一為個人揚名的投機行為遭到非議。當時參加勸說行動的時為社科院德語副譯審的王蓉芬女士（現住德國的學者）最近說：「當絕食的學生回到學校後，劉曉波等四人坐到紀念碑前絕食，把學生又招回是非之地，引來坦克碾壓，然後他又作證說：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劉曉波這樣拿人命作秀，是歷史的罪人。」最近，王蓉芬在獲知劉曉波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後評論道:「灑了名貴香水的抹布依舊是抹布，不能當絲巾。」
天安門運動遭鎮壓之後，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劉曉波第一次被捕，關在北京秦城監獄。在拘押期間，他在一九八九年九月接受中共官方採訪四十多分鐘，採訪中，他以證人身份掩飾中共天安門的六四屠殺。他的這次採訪以熱點時間在全國電視播放。他又在一九九0年十一月份寫了一份《悔罪書》，這份《悔罪書》被中共當局作為大學生的洗腦教材在北京市各高等院校散發和宣讀。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劉曉波被免除刑事處分並釋放。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他的判決書上解釋道，這是由於他「立功、悔罪的表現」。他也慶幸自己在獄中寫《悔罪書》是高明之舉，他一出獄就說：「太值了！一紙官樣文章換來的居然是自由！」「我又贏了！」（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1992年9月臺灣時報出版社）
劉曉波被釋放的消息傳開後，社會輿論對他的評價是負面的，把他看成天安門運動的叛徒。為了挽回自己的名聲，劉曉波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寫了一本書名為《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他在書中說：「令我有些坐立不安的是社會輿論。人們關心的重要焦點是我的‘重大立功表現’。按照中國人的獨特邏輯，‘重大立功’肯定是嚴重地出賣他人，是八九學運的‘叛徒’。」在書中，他以懺悔的形式為自己開脫，為自己樹立正面形象，並指責那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參與者都是為了樹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實、撒謊;他還誇大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難以避免的混亂，以此否定天安門運動的真正的偉大意義。
劉曉波又在一九九三年六月八日寫了一篇文章《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進一步詆毀天安門學生運動、否定天安門運動的偉大意義。對這本書和這篇文章，中國著名異議作家王若望先生（已故）、劉賓雁先生（已故）和鄭義先生分別發表文章，抨擊和痛斥劉曉波是歪曲事實、欺騙世界輿論、喪失道德良知。
後來，劉曉波因聯署給中共政府的請願信又被拘押兩次，同樣受到特殊待遇。他在二000年一月二十三日寫給異議作家廖亦武先生的信中說：「與你四年的牢獄相比，我的三次坐牢都稱不上真正的災難，第一次在秦城是單人牢房，除了一個人有時感到死寂外，生活上要比你好多了。第二次八個月在香山腳下的一個大院中，就更是特殊待遇了，除了沒有自由，其它什麼都有。第三次在大連教養院，也是獨處一地。我這個監獄中的貴族無法面對你所遭受的一切，甚至都不敢聲稱自己三進三出地坐過牢。」劉曉波於一九九九年十月被釋放後一直在北京居住生活，主要從事寫作。
二00四年至二00六年中國各地掀起維權運動，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並呼籲北京當局停止迫害法輪功。二00六年八月以後，中共當局非法逮捕中共當局非法逮捕維權運動的領軍人物高智晟律師，以及郭飛雄、陳光誠、胡佳等主要參與者，再次扼殺民間爭取基本人權的努力。這場運動引起民運人士的一場激烈爭論，分歧的焦點是：是徹底否定共產黨，還是寄希望於共產黨的自我改良。這場爭論使抗爭派和合作派兩派涇渭分明。劉曉波是合作派的代表人物。
二00八年年底，合作派發表《零八憲章》。他們說《零八憲章》與捷克當初的《七七憲章》相同。其實，它們之間只是「憲章」兩字相同，兩個憲章的基本精神並不相同。
《七七憲章》直言批評捷克共產黨政府踐踏人權，明確要求政府履行它對1975年所簽署的歐安會協議所承擔的義務：改善國內人權狀況，保障公民基本人權。七七憲章形成了捷克社會以及東歐共產黨國家集團中旗幟鮮明的反對運動。
而《零八憲章》不顧事實地肯定中國人權狀況改善，以大量篇幅重複中國現有憲法中已有的條文，用規勸和諫言的方式希望中共履行它在人權問題上對國際社會的承諾。《零八憲章》以含糊其辭的說法掩蓋中共執政六十年來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史無前例的災難，它寄希望於中共集團的自我改良，幻想中共極權可以自行和平轉變為民主政體。這種與中共合作的基本立場，迴避了腐敗透頂的中共利益集團與人民尖銳對立的實際狀況，這種用諫言代替抗爭的做法對中國人民的民主運動起到誤導作用。儘管合作派用《零八憲章》一廂情願地與虎謀皮，卻仍然被中共視為敵對勢力，並再次把劉曉波投入監獄。對此，我們表示抗議，雖然我們與合作派有根本分歧，對劉曉波的人品有不同看法，但是我們反對中共以言治罪的非法行為。
劉曉波在去年被非法拘留近一年後，於2009年12月23日在北京法庭審判中發表了《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的陳詞，他在陳述中粉飾中共監獄人性化柔性化，稱讚中共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是「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這篇陳述是劉曉波二十年來為中共說話的延續。
劉曉波的言行不斷地隨著自己的處境和利益而變來變去，他這二十年的表現完全喪失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所應具備的道德操守和信仰真誠。遺憾的是，諾貝爾委員會卻偏偏把這個高尚的和平獎授予劉曉波這樣的投機分子和合作派代表人物。因此，我們對本屆諾貝爾和平獎在中國大地能否起到它本該起到的推動和平和民主的作用表示懷疑。
自由撰稿人劉曉東編寫，許毅教授翻譯
二0一0年十月二十四日
三妹接受Blakeway製片公司採訪（照片三）
第二部分——問答（Blakeway製片公司的Noeleen Leddy提問，劉曉東回答和翻譯，由Blakeway製片公司的Katherine於二0一0年十月三十一日口頭採訪。）
註釋：考慮到我是第一次接受英文採訪，製片公司的諾貝爾記錄片項目負責人NoeleenLeddy特別事先以文字提出一些問題讓我有所準備。但是，在現場採訪時由於換了Katherine，所以所問問題有所改變。例如Katherine問的如下問題不在預先準備之中，她問道：是不是可以容忍劉曉波在監獄的艱難情況下的悔罪。我回答說，中共逮捕的不是只劉曉波一個人，天安門屠殺後，中共逮捕了數百人乃至更多，可是為什麼中共只利用劉曉波一個人在全國電視講話掩飾它的六四屠殺？為什麼他們只利用劉曉波一人的悔罪書去對北京大學生洗腦？為什麼他們只給劉曉波一個政治犯特殊待遇？而劉曉波也心知肚明，知道如何默契地為中共說話。Katherine還說劉曉波的做法可能是一種計策。我說，計策也要有原則，也要說真話，劉曉波說中共人權改進了是撒謊，不是計策。中共迫害屠殺法輪功十一年到現在還沒有結束，中國的人權在惡化。她還問了一些問題在此不一而足。總的來說，讓西方人理解中國的情況是很難的，所以才使劉曉波的擁躉們鑽了這個空子利用西方對中國的無知而推舉出一個人格低下的投機者，為劉曉波騙取了諾貝爾和平獎。不過假象最終都會曝光的。諾貝爾和平獎的桂冠只會使劉曉波美化中共人權的言論和不光彩的投機歷史更受到聚光。
1.你對劉曉波一聽說1989天安門學生運動就離開美國的決定的看法。
回答：鑒於他自己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的解釋，我認為，他從美國回到中國參加天安門運動是投機行為。他在此書中說：「捫心自問，我不能排除投機的成分，因為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劉曉波後來的行為也證明了他是怎樣的一個投機者。
2.天安門運動中，劉曉波絕食行動的影響。
回答：劉曉波發起絕食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僅在屠殺的兩天前，北京實行戒嚴後的第十二天。
在這種嚴峻形勢下，劉曉波應該像許多其他北京的大學教師一樣說服他們的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避免流血。實際上，五月二十號發出戒嚴令後，到了五月二十五日時，大多數家住北京的學生都接受了他們老師的勸告撤出了廣場，主要留在廣場的是一些家住外地的學生。然而此時，劉曉波卻在廣場中心發起絕食，吸引媒體的聚焦，把學生再吸引回廣場，結果，他成為學生運動的中心，以眾多無辜生命為代價來為自己作秀。
3.天安門運動後劉曉波的行為（電視採訪）使你憤怒——你的看法，他如何被中共利用
回答：我憤怒是因為劉曉波幫助中共政權說謊掩飾六四屠殺。北京電視臺以採訪的方式全國播放了劉曉波四十分鐘的採訪講話。他被利用作為見證人證明那天廣場沒有屠殺，僅僅是因為他那天在廣場沒有看見任何屠殺。而且訪談後，他又寫了「悔罪書」，這篇悔罪書被中共當局利用來作為大學生的洗腦材料，並在北京各大學散發和宣讀。
4.你質疑劉曉波在監獄中的待遇，我們從此點可以得出什麼。
回答：我的質疑是，為什麼劉曉波在監獄可以得到特殊待遇——這種待遇是六十年來中國其他政治犯從沒有得到過的，這種待遇被劉曉波自己描述成「監獄中的貴族」「人性化」「柔性化」待遇。
北京中級法院一九九一年一月在劉曉波的判決中解釋到，他的特殊待遇（提前無罪釋放）是基於他的「悔罪和立功表現」。
他的另外兩次拘留也受到特殊待遇。作為特殊待遇的犯人，劉曉波心領神會配合默契。我們可以看出，為什麼他抓住每一個機會粉飾中共人權。
5.二00六年秋季，中國異見人士（維權）運動是如何分裂的，及其影響。
回答：二00四年至二00六年期間，中國幾個地方發起維護人權、維護弱勢群體權益、呼籲停止迫害法輪功的運動，人們稱此運動為「維權運動」。遺憾的是，劉曉波站在運動之外，以消極的態度對之。他的消極態度引發異見人士的激烈辯論，分歧的焦點是，是徹底否定中共，還是幻想中共可以自我改良。辯論形成涇渭分明的兩派：「抗爭派」和「合作派」。劉曉波是「合作派」的代表人物。
這個大分裂弱化了這次維權運動，中共政府逮捕了維權運動的主要成員：高智晟律師，郭飛雄先生，陳光誠先生和胡佳先生，再一次扼殺了人民爭取基本權益的努力。
6.你認為的劉曉波和解懷柔的例子和它的影響。
回答：劉曉波和解懷柔的行為起始於二十年前並且多次發生，例如：他在全國電視臺講話掩飾天安門屠殺，他在一九九0年十一月寫的「悔罪書」成為大學生的洗腦材料，他寫書《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在書中詆毀天安門運動和它的意義。在這本書後，他又發表文章「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進一步詆毀天安門運動和它的意義。就在一年前，二00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被拘留一年後，劉曉波又在法庭上發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在這個陳述中，他粉飾中國監獄「人性化，柔性化」。他還稱讚中共把「尊重和保護人權」寫進憲法，是「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這篇陳述是劉曉波二十年來為中共人權說話的延續。
他所作的這一切都是在誤導西方世界，使他們認為中國人權改善了，事實是中國人權在惡化。中共的迫害更加殘酷，中共迫害成千上萬的法輪功民眾已達十一年之久，有姓名的被迫害致死的已達三千多人，更多的被關在監獄和勞改營。
7.中共政府怎樣使你的生活遭難。
回答：我的生活就像許多中國人的生活一樣經歷了不同階段的苦難。
在我還是兒童時，我們家有三年沒有足夠的糧食吃，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那三年中全國有四千萬人餓死了。
幾年後，文化大革命開始，學校全部關閉了。在十七歲時，與同伴一起，我被送到偏遠農村干農活干了三年。在那個動亂的年代，我父母雙雙被定為「反革命」失去自由數年。
8.你自己做了什麼支持中國政治改革的事情
回答：我作網路作家已經十年，發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大部分文章是關於：
1）反映中國的實情，批評中共侵犯人權和迫害人民，暴露中共對現有問題和歷史問題的謊言
2）介紹和傳播民主思想
3）批評那些與中共合作和和解的中國知識份子，呼籲與中共不合作和退出中共促其垮臺，以此推動中國的自由和民主
9.你以為中國的前景如何
回答：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國遲早會有民主。但是我不會幼稚地盼望中國現在或將來會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我也不相信那些扭曲的中國知識份子，比如劉曉波會把中國引入正道。
我相信，當越來越多的底層民眾認清中共真正面目之時，就是民主在中國到來和實現之日。
三妹接受Blakeway製片公司採訪（照片四）
三妹接受Blakeway製片公司採訪（照片五）
第三部分——給採訪人的補充信（劉曉東寫和翻譯）
凱瑟琳和大衛：
謝謝你們到我家採訪。我很高興認識你們並被採訪。你們都是出色的記者。當我意識到你們載著這麼多的攝影器材遠途開車到芝加哥並非易事時，我非常感動。
這是我第一次接受西方媒體採訪，我的英語口語不足以好到能夠充分表達我的觀點，我不很滿意自己回答問題的表現。因此，我想在此再做一些補充，不管你們是否採用它們。
首先，對於中共逮捕劉曉波是否正確的問題：我已經回答當然是「不正確」。不但不正確，而且對劉曉波的逮捕是中共政權侵犯人權和言論自由的又一個案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批駁劉曉波的中國人權改善的謊言：即使他自己被捕後他還在說中國的人權改善了。更具諷刺的是，就在他被拘留一年後，他還在二00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審判中說中共監獄「人性化」「柔性化」。劉曉波還在法庭上發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在這個陳述中，他還稱讚中共把「尊重和保護人權」寫進憲法，是「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這篇陳述是劉曉波二十年來為中共說話的延續。
因為西方人難以理解其中的複雜，我不得不略去中共逮捕劉曉波的背後的故事。我想說的主要一點是，為了不合格人選劉曉波獲取諾貝爾和平獎，「合作派」的人以醜陋的謊言欺騙了西方世界和諾委會。我相信，世界遲早會知道真相和劉曉波的真實面目。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談論真相，因為許多人早就知道他過去的極為不光彩的個人歷史。
諾委會在和平獎問題上多次犯錯誤。其中之一與今年的選擇錯誤一樣，他們在二00三年把和平獎授給伊朗「合作派」代表人物希爾琳.艾芭迪（ShirinEbadi），引發了伊朗流亡異議人士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的大街上抗議諾委會的選擇。另一個例子是一九九四年諾委會選擇了阿拉法特這個有爭議的人物獲和平獎。對我而言，根據眾多事實阿拉法特無疑是恐怖主義頭子。還有一些其他的有爭議的和平獎例子。你可能會說，每個人都會犯錯誤。我同意對於個人而言這可以成為理由，但是對於諾委會這樣的國際組織，這就不能成為理由。即便對於一個個人，你也不能像諾委會那樣犯這麼多和這麼大的不可挽回的錯誤。這就是為什麼人們要說諾委會腐敗和愚蠢。
我要說的另一點是，中共極權政府反對劉曉波獲和平獎並不表明它的觀點與我們相同。實際上，它的觀點的視角和立場與我們的完全不同。對邪惡僵化的中共極權來說，「合作派」和「抗爭派」都是敵對勢力，不管劉曉波的態度有多軟，對中共而言他也只不過是個軟骨頭敵人。既使劉曉波配合默契，中共極權也從來不相信「合作派」。他們只是要利用劉曉波美言它的人權去誤導西方世界和媒體，去愚弄中國人民。而劉曉波則默契地配合中共，這就是為什麼我不認為他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合格人選。
祝你們節假日愉快。
劉曉東
二0一0年十一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