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新中國》獻 給
半個世紀以來，用智慧與痛苦、鮮血和生命才凝就了本書
主題的 —— 中國大陸人民
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共和制度的創建者，現代中國的開拓
者，和中國民主進程的歷史領袖 —— 孫中山先生
領導了北伐，統一過中國，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勝利，奠
定了臺灣民主繁榮基石的民族英雄 —— 蔣介石先生
一百年來為推進全中國從專制向民主過渡而前仆後繼、萬
難不辭的 —— 所有先賢和先烈們
本書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一九九四年三月，本書作者懷揣著一個明確但是危險的答案，一個歷經十數年不為人所知的痛苦研究才獲得的重大成果，和數十萬字已經整理好的研究資料，離開了故土，告別了親友，來到了異國他鄉，為的是要在一塊自由的土地上，來完成他的著述，來回答歷史的種種詰難，來證明 —— 誰，才是真正的 —— 新中國。
內容簡介
《誰是新中國》一書是在對世界近三百年歷史進行全新探討和深入剖析的前提下，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一個總回顧和總辨析。它所建立的理論體系，所揭露的歷史真相，不僅從理論與事實兩個方面，對新中國 —— 中華民國，一再遭遇國內外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反撲和顛覆的艱難歷史，予以了清晰的論述；還對中國共產黨在蘇俄的長期命令和直接指揮下，對中華民國實行造反和奪權的行徑，及其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於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專制制度的事實，予以了明確的論證；特別是它對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所進行的澄清，不僅是對中共史學界和思想界的嚴峻挑戰，而且是對費正清中國現代史觀的深深責難。
《誰是新中國》一書在對中國現代歷史作了極為嚴謹的辨析之後，指出，辛亥之後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覆歷程，與歐洲前專制國家的民主過渡歷程並無二致，為民主過渡的必然歷程所使然。這對於提高中華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昭示中國民主統一的前途究竟何在，及其與中華民國前途的關係，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
本書高屋建瓴、氣勢恢宏，但又深入淺出、說理綿密。既具有發人深省的理論魅力，又具有冷峻沉雄的論辯風格。作者在初稿完成後，曾應邀在北美一些著名大學和各地僑界作系統講演，其所一再產生的轟動效應，已經預示著這部嶄新的「中國現代史辨」，將使讀者和學界矚目。
作者聲明
本書作者雖然不是一個社會活動家，雖然僅僅是一個學術工作者，但仍然要鄭重聲明的是：作者在本書上卷所為之辨析和辯護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只能是那個曾作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並艱難推進了民主建國歷程的中華民國，和那個曾創造了、並曾艱辛捍衛過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即由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及其真正的繼承者們所開創、所捍衛、所建設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而不是頂著中華民國的國號，卻要拋棄中華民國的國統；承繼了中華民國國統，卻又要背離整個中國；掛著中國國民黨的招牌，卻要菲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念、詆毀中國國民黨的基本民主性質、歪曲中華民國民主建國的艱辛歷程、否定曾在艱難時代為臺灣的繁榮和進步奠定了歷史基礎的蔣介石先生 —— 即一方面企圖將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傳承予以腰斬，一方面則企圖誘導整個臺灣走上分裂祖國和割斷歷史之路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 —— 如果這樣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已在出現、或有可能出現的話。—— 摘自作者自序
作者簡介
辛灝年，原名高爾品。中國安徽巢縣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日生於南京。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中國大陸知名的作家和學者。「六四」之後曾數次上街遊行抗議中共天安門大屠殺，並憤而辭去了所有「社會職務和榮譽頭銜」。嗣後，曾兩度應邀赴北美講授「中國現代史和中國新文學」。一九九四年春，赴加拿大擔任多倫多大學訪問學者。同年底，應臺灣《聯合報系》的邀請，赴臺作訪問研究。一九九五年夏，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擔任訪問學者，翌年二月被哥大聘為歷史學博士後研究員，一九九七年復擔任哥大訪問學者。
辛灝年先生曾於中國大陸出版十餘部文學歷史著作，具有廣泛影響。一九九四年來北美後已發表中國現代史專論近二十篇，並應邀在美、加十幾所大學和各地僑界講演「中國現代歷史反思」系列五十場，次次引起震動。美國著名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指他的思想和理論，「已經得到了熱烈的反響和接納」。《誰是新中國》一書就是他積十數年研究才終於完成的歷史學新著。書名為許多旅美中國大陸留學生所建議。
作者自序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一
我從未有過做史家的願望。
自一九八四年起，即便我對歷史研究的興趣已經越來越強烈，其願望仍在寫一部歷史小說而已。我一邊讀史籍，一邊進行小說構思；一邊收集史料，一邊揣摩歷史人物的性格形象。為了做好寫作長篇歷史小說「辛亥之後」的準備，我不得不付出太多的時間和精力。
然而，就在讀歷史已經越來越使我迷惘，甚至已經令我感到苦惱的日子裡，卻欣逢史學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國民黨抗戰」的熱潮。這是因為，中共要借 「紀念抗戰勝利四十週年」，對臺灣施以新的統戰策略，便宣布八十五位戰死在抗日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為抗日烈士，從而破天荒地為中華民國史和中國國民黨史研究的禁區，打開了一個「缺口」。由是，河南人民出版社領先出版了《國民黨抗戰殉國將領》一書，為一百一十五位戰死在抗日疆場的國民黨將軍樹碑立傳；廣西電影製片廠趁機拍攝、並短暫放映了歷史巨片《血戰臺兒莊》，第一次表現了國民黨官兵血戰倭寇的英雄氣概。此後，一批於苦心「包裝」下的民國史和國民黨史研究著作的迅速出版，非但令人目不暇接；而且，成千上萬種紀實性歷史文學著作的大量出世，遂如長河潰決，一發而不可收。中國大陸民間由是而悄然推起了一場意義深遠的「歷史反思運動」，後來更因「默契」而將這一場民間歷史反思運動，推向了對三民主義和辛亥革命、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予以再研究和再認識的歷史階段……
一九八九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長篇小說，就已經被迫利用「理論對話」的方式，提出必須重新肯定辛亥革命和必須重新認識辛亥之後歷史的曲折發展。不僅指出「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後，被推翻的專制勢力和專制制度的企圖復辟，甚至實現復辟，應該說是具有世界意義的歷史現象」，而且指出「既要毀滅過去又要重複過去的農民革命，乃是通過革命形式來實現專制復辟的一種特殊的歷史手段……」。01
一九九零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在大陸率先出版了孫中山先生的自述，題名《革命尚未成功》，以重溫中國國民革命的歷史，和孫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教，將孫中山先生「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遺書重新公之於眾。
一九九一年，北京團結出版社等出版的數種《蔣介石傳》，已經在必要的包裝之下，不僅肯定了蔣介石先生領導北伐戰爭和衛國戰爭直至勝利的歷史功績，而且把對蔣介石先生的再認識，深入到了「除反共以外」都應基本予以肯定的地步。
一九九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在《中華民國史研究叢書》已經出版了數十部之後，又出版了《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一書，將三民主義對共產主義的抗爭，北伐戰爭的性質及其成功的思想原因，和中國國民黨清黨的歷史意義，進行了異乎往常的論述……
一九九三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民黨 —— 一九三七》一書，已經明確提出：「五十年前那一場保衛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戰爭究竟是誰打的，誰領導打的，我們有權力知道……」並對蔣介石先生領導偉大衛國戰爭和親自指揮抗戰直至勝利的不朽歷史功績，從未有過地予以了大膽歌頌。
一九九四年，由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歷史巨著《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史》，已經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如何積極準備抗戰，如何堅持領導抗戰，如何在殘酷的衛國戰爭中艱難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歷史真相，包括宋美齡女士對祖國抗戰的卓越貢獻，均作了詳細深入的介紹和論證。
一九九五年，中國大陸作家鄧賢已經在他的長篇巨製《日落》中明確指出：「如果我們這一代人曲解了歷史，現在糾正還來得及。」作者還在另一部歷史反思著作《大國之魂》裡明白地說道：「歷史可以忘卻，但不應篡改。」02
一九九六年，因中國大陸一批孫中山研究者的長期訴求和艱難努力，《孫中山全集》終於編成出版。編纂者們決心要讓中國大陸人民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孫中山思想」的現實要求，已經基本上得以實現。
同年十月，兩位民運人士在中國大陸冒著再度坐牢的危險，公開向海外發表《雙十宣言》，要求回到一九四五年國共《雙十協定》的民主建國原則上去，並大膽宣稱：「誰給了人民民主和自由，誰才是全中國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03
一九九七年，走出了大陸的著名畫家李斌先生和袁耀鍔教授，在各自傾心費時數年和十數年之後，終於在海外完成了巨型油畫《國父》與巨幅油畫《地獄河》（系列）的創作。前者對孫中山先生艱難的民主建國歷程和民主建國理想，進行了高度的歷史概括；後者則對毛澤東及中共五十年黑暗統治，作出了震撼人心的藝術表現。其價值，其意義，又何止於幾幅丹青而已。
一九九八年，親身參預了十年歷史反思的本書作者，終於在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已經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赴海外實現了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的系統性澄清，艱難地完成了《誰是新中國》一書。
顯然，當初僅僅為寫小說而著意研究歷史的初衷，早已在不知不覺地轉變著。我心裏漸漸地產生了一種責任感，一種痛苦的責任感。雖然深感危險，卻再也不能阻止我要真正走進歷史的慾望。儘管一位前輩早就告誡我說：「研究中國現代史，你會很痛苦。」是的，當你在兒時就已經讓一個勝利者的欺騙和謊言深入你的骨髓之後，等到你長大以後再來剝開謊言和欺騙，並追求事實和真理，這種裂膚和割肉的痛苦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二
誠然，研究歷史的人必須有一個公正的立場。非如是，便不能有對歷史的公正判斷。但是「公正」從何而來？答曰，來自一個共同的標準。因為失去了共同的標準，就不可能再有所謂公正的立場。也就是說，當我們對任何社會力量、任何政黨和個人在歷史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進行研究和判斷時，我們必須使用一個同樣的標準，一個客觀的標準和一個大家都樂於接受的標準。具體的說，就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研究和判斷而言，這個共同的標準，就是進步和倒退的標準，愛國和賣國的標準。因為中國自近代開始的，從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無疑為辛亥之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帶來了一個是推動民主進步還是造成專制倒退的大問題；因為中國自近代以來屢遭外患的痛苦歷史，又帶來了一個是愛國還是賣國的大是非。換言之，即辛亥之後，凡是在民主與專制之艱難、複雜和長期的較量中，推進了民主歷程和民生發展的，就是進步的；凡是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能夠為祖國、為民族而勇於犧牲和委屈求全者，就都是愛國的。反之，則無疑是倒退的和賣國的。這顯然是一個公正的標準，一個客觀的標準，和一個大家都樂於接受的標準。找到了這個標準，才會找到檢驗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試金石，才能對中國現代歷史上形形色色的黨派和個人、即一切社會力量，進行公正的研究、分析和判斷，才能撥開重重疊疊的歷史迷霧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謊言，揭穿假象，辨別實情，回答種種的誣蔑和詰難……
我開始沉浸在陳舊的歷史資料裡，意在掃盡塵封和揭開偽裝，追尋真實和真跡；我更沉浸在新鮮的歷史反思著作之中，意在解開無奈的包裝，尋找真話和真情。
我用了整整兩年時間，編完了「中華民國編年史綱」和「中國近代史大事記」，為我的「現代史辨」奠定了歷史事實的基礎。
我用大量的精力重讀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不是要對那些「念歪了經的和尚們」，證明天上還有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天堂」，而是要在理論上證明，這個「天堂」從來就是子虛烏有。
我再次拿出時間，第三次學習西方哲學史，對自己在別人「造反」時代所寫下的數十萬字哲學筆記，進行清理，努力於弄懂西方思想發展和馬克思主義誕生的歷史關係；更從對西方近代史的再學習入手，尤其是在對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之本質的理解中，去探求馬克思主義的產生，乃是對於歐洲十九世紀歷史發展之反動的嶄新認識，以認清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家鼓吹專制復辟哲學的本質。
我所從事的最為艱苦的工作，也是最為基礎的工作，乃是對已經「約定俗成」之社會科學概念的清理，諸如「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等等。對於美學的多年愛好和研究，曾使我發現「澄清概念」的異常重要性。更何況馬克思的幽靈走遍世界，既以近代科學的名義包裝了大量的傳統造反思想；更以「科學」的共產主義理論改造了太多的社會科學概念。因而，每當我們批判起來的時候，蓋因「批判的武器」不曾受到「武器的批判」，才會使我們的批判總是落入敵手的「圈套」。
然而，對於我來說，最重要和最重大的收穫，還是革命與復辟理論體系的形成。在認真地考查了近現代世界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並在詳細地研究了各國民主革命史基礎上，我發現，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國體初獲創建之後，將仍然存在著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反覆較量、持續較量和殘酷較量這樣一個艱難歷史進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創建的共和國體，完全有可能為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所推倒，從而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甚至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實現王位、王權、王朝和專制制度的公然復辟、變相復辟、或全面復辟。直至能夠因復辟的成功，而將整個專制統治推向歷史的瘋狂階段。因此，如何認識民主革命的反覆歷程，如何界定民主革命的歷史範疇，如何認清專制復辟只是專制制度的一種死亡形式，以將民主制度的最後確認和確立，當作民主革命終於成功的歷史標誌，就不僅成為一個嶄新的重大歷史課題，而且成為一個極其重大的政治理論問題，而亟須加以研究和解決了。
上述思想的形成，不僅因它揭示了中國現代歷史艱難、反覆、曲折的進程，和由孫中山先生所締造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興衰敗成的歷史，乃與世界許多先進國家民主過渡的歷史並無二致，從而極大地增強了我自身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而且為我進一步思考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的萬難追求，與以孫中山先生為歷史領袖的中國民主革命 —— 即中國國民革命接軌的必要性和科學性，奠定了至為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我徹底地陷入了，但也從此獲得瞭解脫。因為，由歷史的真情與假象交相反撲所刮起的風煙，和由歷史的沉冤與奇冤所迸發出來的血淚，不僅正在讓我的心為他沉思，為她憤怒，為她長嚎而當歌、扼腕而嘆息，而且已在一步一步地淨化著我的靈魂，更把我從專制文壇的名利場和正在腐化的現實中，徹底地解放了出來。我宛如一個正在受洗的痛苦靈魂，開始遨遊在現代中國是非交錯、真相不明的歷史煙雲之中，踟躕在傳統中國農民戰爭志在改朝換代的的歷史戰場上，甚至徘徊到了十九世紀的歐洲，去與那一個「幽靈」對話，一起探討它不可能在西方「借屍還魂」的原因，指斥它只能在東方扼殺生靈、造成血流成河的罪孽……
三
然而，我寫的卻是一本「不識時務」的書。
說它不識時務，一是中共向來自榜是新中國，並誹謗孫中山所締造的中華民國是舊中國。二是在今天的臺灣，已經有人連中國的國民黨都不想做，連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都想拋棄，連中國都不想要了。三是近年來雖然中共在大陸正一天天地爛下去，但它於海外卻似乎在一天天地「好」起來……04 因為連一家著名的臺灣背景報紙，都在用中共「識時務者為俊傑」這樣一句「語帶嘲諷」的話，勸說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承認「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更以讚賞的口吻來報導中共的大言 ——「中共才是站在歷史潮流的一邊，才是正確的」。意即只有中共才代表了「歷史的趨勢」。05
但是，現在的事實卻是，中國大陸人民對於中國現代歷史反思的日漸廣泛和深入，對於孫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理論和民主建國思想的再認定和再繼承，對於蔣介石先生歷史功績的再認識和再肯定，對於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再認宗和再推崇，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在新中國 —— 中華民國重新獲得全民族「共識與認同」的前提之下，再「認三民主義之祖、歸中華民國之宗」，以最後地完成孫先生所交付的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以盡快地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進步，以儘可能地減少民主進程中的流血與混亂，以及早地將中國大陸重新推向正確的民主建國方向和正常的民主政治軌道之上，志在民主統一，而非專制一統。否則就不能理解，今天，在已經實現了民主和繁榮的臺灣，當某些朋友連中國和中華民國都不想要的時候，在中國大陸，為何卻有許許多多的知識份子們，竟能夠冒著危險去澄清歷史和糾正歷史，並且在已經持續了十數年的歷史反思運動之後，開始推動起了一場歷史性的「認祖歸宗」運動。歷史的明鑒是，羅伯斯比爾和他在聖·瑪麗街修道院的共和主義英雄們，雖然被敵人送上了斷頭臺，但由他們所創建的法蘭西共和國及其共和國統，卻在歷經了八十六年革命與復辟、即民主和專制的殘酷較量之後，獲得了永生。因二月民主革命而誕生的俄國臨時民主政府，雖僅僅存在了八個月，便為共產革命名義下的復辟所推翻，但是，遭遇了長期共產專制復辟統治的俄國人民，卻終於推倒復辟，重建起七十四年前所創建的民主政體，直至完全歸復了她的國歌、國旗、國體和議會形式。近現代世界許多前專制國家向民主的過渡，無不經歷了這一共同的艱難歷程。
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由偉大的辛亥革命所創立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中華民國，八十餘年來，雖經幾起幾僕，但在歷盡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和顛覆之後，特別是在終結了中共於大陸曠日持久的專制復辟統治之後，必將迎來她國統和法統的再傳承與再發展。因為「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因為已經遭遇五十年中共全面專制復辟統治的中國大陸人民，今日確已、或正在認識到，中華民國，才真正是全中國人民的 「新中國」。因為作者和他的許多大陸同胞在經歷了長達十數年的歷史反思之後，已經能夠明白：一個曾陰謀奪取了全國政權，並且對前蘇聯各族人民實行了七十四年專制復辟統治的蘇共，都非但不能代表「歷史的趨勢」，甚至竟能在一日之內分崩離析，那麼，由那個在中國大陸實行了五十年專制復辟統治，卻非但至今不能統一中國，並且早已造成天怒人怨、就要走向覆亡的的中共，所代表的「歷史趨勢」，說白了，也只是一股「逆流」罷了。中共的專制復辟統治，也只能像前蘇聯那座專制復辟統治的堡壘一樣，將隨著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和自由的不懈追求，而最終地土崩瓦解。
誠如黎安友教授在為本書寫的序言中所說的那樣，作者雖然不是一個社會活動家，雖然僅僅是一個學術工作者，但作者仍然要鄭重聲明的是：作者在本書上卷所為之辨析和辯護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只能是那個曾作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並艱難推進了民主建國歷程的中華民國，和那個曾創造了、並曾艱辛捍衛過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即由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及其真正的繼承者們所開創、所捍衛、所建設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而不是頂著中華民國的國號，卻要拋棄中華民國的國統；承繼了中華民國國統，卻又要背離整個中國；掛著中國國民黨的招牌，卻要菲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念、詆毀中國國民黨的基本民主性質、歪曲中華民國民主建國的艱辛歷程、否定曾在艱難時代為臺灣的繁榮和進步奠定了歷史基礎的蔣介石先生 —— 即一方面企圖將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傳承予以腰斬，一方面則企圖誘導整個臺灣走上分裂祖國和割斷歷史之路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 —— 如果這樣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已在出現、或有可能出現的話。
因為，我們不是為了臺灣。我們是為了大陸，是為了包括臺灣在內的全部中國。因為一百年來，東方專制強國為其侵略的野心，一直致力於中國的分裂而不是統一；西方民主列強亦為了一己的利益，同樣希望中國不是統一而是分裂。因為，八十餘年來，中國在從專制走向民主的艱難過渡中，因革命和復辟反覆較量的歷程，又一再地造成了中國的分裂和分治。誠所謂「專制僕而統一成，民主敗而分裂生」。然而，隨著全中國的民主過渡必然要走向它最後的成功，中國的民主統一不僅一定要實現，而且一定能夠實現。一個由孫中山先生所親手締造的，由蔣介石先生所堅持捍衛過的，並必將為台海兩岸人民所共同建設起來的民主、統一、強大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將一定會治癒她少年的創傷和裂痕，帶著她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和來日的進取與進步，屹立在這個世界之上，為促進這個世界更新一輪的進步和繁榮，而盡心、盡智、盡力。
國中另一位前輩亦曾對我說過，「歷史是有情的」。那就讓有情的歷史來還報我們這些有情的人吧。因為我們理解了歷史，歷史想必也會理解我們。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改定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註釋
注一：高爾品：《少夫人達琳》三二一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七月。
注二：中共在察覺上述歷史反思著作所可能造成的統治危機之後，曾數次下令禁止上述著作的出版和發行。其理由便是「這些著作公開了不應公開的史料，過度地美化了蔣介石和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將「反面人物正面寫」。
注三：這兩位民運人士是王希哲先生和劉曉波先生。
注四：近年來，雖然中共政權日趨腐爛，人民反抗日趨激烈，但在海外，對中共的新聞、「學術」和輿論卻常常是「一片大好」，甚至是 「越來越好」。
注五：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九日，北美《世界日報》發表社論「解讀辜江會和融冰之旅」，稱：聯繫到國府外交部指控北京搞兩手策略，打壓臺灣國際空間，辜振甫隨即在北京呼應，錢其琛的回應更見坦率，即兩岸外交戰場的消長，乃是潮流所趨，「臺灣國際空間愈來愈小是個趨勢，中國有句話，識時務者為俊傑，臺灣外交部的講法，完全是主觀的想像。如果不能順應歷史，臺灣就很難理解為什麼邦交國會越來越少」。如果說辜振甫在北京受到什麼挫折，錢其琛當著辜振甫講的這番話，應該是一記重擊。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面，錢其琛以外交戰場的消長證明中共才是站在歷史潮流的一邊，才是正確的。而「識時務者為俊傑」 的評論「自有語帶嘲諷的意味」。
美國友人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序
這本書展現了一個人獨自探索歷史真相的成果。
辛灝年先生一九四七年出生，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如同他那個時代的中國青年一樣，文化大革命曾中斷過他的學業，還有他的夢。他也曾掙紮在生活裡，卻堅持自學和寫作，不僅成了一位作家，而且成了作家中的一位學者。
自一九七六年以來，辛灝年先生出版過十多本小說，包括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集，發表了近二十篇學術論文。他如此成功的寫作工作，使他很早就被選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和安徽省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並被中國作家協會評為一級作家職稱（教授級）。一九九四年初，辛先生被北方一所著名大學聘為教授，但是他尚未到任即應邀去了加拿大，擔任了多倫多大學的訪問學者。
多年前，在他為寫作長篇小說《辛亥之後》而開始研究中國現代歷史之初，辛先生發現現存的歷史著述裡迷霧重重。從此，他開始了對歷史真相的探求。在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四這個長達十年的時間裏，他一方面努力鑽研和解讀現有的研究著作，並設法去接觸、瞭解和收集那些不准許公開的歷史資料；一方面懷著興奮的心情，熱切地關注著中國大陸史學界和民間，因偶然的機遇所發動起來的歷史反思潮流，及其新成果；一方面又為著揭開歷史問題的癥結，而對他在年輕時代曾獨自學習和研究過的西方思想史、特別是近代歐洲民主革命和共產革命的歷史，以及它們對於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共產革命的影響，進行了獨立的再研究和再探索。這就為他在理論上探討和理解中國現代歷史的曲折發展和反覆歷程，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和學識基礎。
後來，辛先生終於能夠把他的思想用於寫作上了。我們很榮幸能夠恰逢其時地聘請他擔任了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訪問學者，並因校長的特別批准而聘請他在東亞所擔任過歷史學博士後研究員。
在哥大，辛先生將全部精力投入了本書的寫作，每天工作長達十數個小時。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要把自己所發現的歷史真實寫到紙上以公之於眾的使命。即使這需要他花費整整三年的時間，才能完成這部如今已經在讀者手中的著作。
雖然他的著述基於非常廣闊的研究，是一部十分嚴肅的學術著作，但辛先生對於主題的處理卻體現了一個具有獻身精神的愛國的中國人，而非僅僅是一個獨立學者的風格。他希望能夠識別那些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舞台上曾幫助推進民主進程的演員們，和那些曾破壞與阻止民主進程的演員們。要做到這一點，首當其衝的便是像孔夫子所說的「正名」。即：什麼才是民主？辛先生不相信像「民主專政」這樣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 —— 他認為這只能是純粹的獨裁。相反，他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才是民主的思想。辛先生把自己與那些具有中、西傳統的現代中國歷史學家們，那些總是譴責蔣介石遺棄了孫中山價值的歷史學家們區分了開來。甚至辛先生還爭辯道，正是蔣介石與無數反對者的鬥爭，才保全了民主和民主的艱難進程。雖然後來他輸給了共產黨，那是因為孫中山和他自己的錯誤策略所致。當然，最根本的失敗原因，還是由日本侵華戰爭所造成。
辛先生獻身於寫作，卻不是一個活動家。他認為知識份子的任務是指明真相，從而使得自己的人民、特別是年輕人，能夠推動這個國家在未來走向正確的方向。
去年以來，辛先生在完成了本書初稿之後，為了徵求意見認真修改，而應邀在美國和加拿大許多大學演講。從此，他的思想得到了熱烈的反響和接納。如今他的書亦已經出版，希望他的思想能夠接觸和影響到更為廣闊的讀者們。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一日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祖國大陸友人歷史學家謝幼田教授序
辛灝年先生的著作是理的匯聚。辛灝年先生的著作是情的凝結。
某君曰：「史是明鏡，鑒照往事，何能有情？有情則偏頗矣。」其實不然。昔日司馬遷作《史記》，在自序中說，因遭李陵之禍而領悟到《周易》、《春秋》、《離騷》、《國語》等名著，都是「聖賢發奮之作」，所以，他要「述往事，思來者」。沒有現實的坎坷遭遇，何以有「發奮」之情？
中國人，中國知識份子在毛澤東時代的遭遇，不是在那裡的血淚中浸泡過的人，永遠不能體會其中那地獄般的苦境。毛始終把知識份子作為革命對象的九種人之一，用一切手法要知識份子在「靈魂深處鬧革命」；睜眼對世界的看法，閉眼對人生的領悟，翻書對歷史的見解，心靈對藝術的追求，一切一切，都被這個新式的、超過秦始皇的皇帝所規範。不接受規範者，就要受到商鞅式的刑法處置……。
伴著血淚的吶喊者，是文學家。
將吶喊的聲音嚥下去，而從中華民族過去的發展中尋求答案者，是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從文學家變成了歷史學家。他以發奮之情，盯住了中華民國史。
他發現中華民國史是一堆糊塗賬。他發現，中華民國的曲折成敗，在於「革命與復辟」，在於「專制和民主的反覆較量」。找到了這個立足點，他就好像突然站到了一座高山之巔，去俯瞰腳下奔來眼底、又衝向未來的滔滔歷史長河。
他的筆就像拍岸的驚濤聲，在謳歌、讚美、肯定；在譴責、批判、否定。他的筆，描繪出了許多早已蒙塵的大量史實畫卷，找到了現實的許多來龍去脈。
這就是呈現在我們面前的 —— 辛灝年先生的歷史巨著。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於舊金山
祖國大陸文友作家鄭義先生序
這是一部傑出的歷史學著作。它的出現，將對中國的精神和現實造成震撼。
一九九四年春，辛灝年隨身帶著這部書的提綱和資料，孤注一擲，從中共軍警眼皮下冒險闖關，登上飛向新大陸的飛機。直到起飛，直到飛機躍上萬米雲空，心情才開始平靜。我的生活中也有類似場面，體驗著屈辱與正義衝突。雖然是近二十年之老友，我所瞭解的僅是小說家高爾品，而非歷史學家辛灝年。而且勇氣和學說究竟是兩回事，道德勇氣並不等同學說價值。閱罷初稿，方如釋重負：一部將改變中國歷史的著作正在誕生。
辛灝年先生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了獨特的貢獻：首先是「民主革命史」體系之建構。世界史早已提出了如下的例證：英國革命首尾凡半個世紀；法國大革命自一七八九年攻佔巴士底獄至一八七五年第三共和國確立民主、自由與共和，血戰近一個世紀；俄國從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到一九九一年蘇共崩潰，回歸民主，其間腥風血雨也是長達四分之三世紀……這些散見於各國歷史的斷章殘片，通過一位中國歷史學家原創性的研究而得到了嶄新的解讀 —— 民主革命的初次勝利，必將招致專制勢力的反撲和復辟；草創的共和國體完全可能被旗號各異的專制勢力所顛覆；復辟期的專制勢力極為瘋狂，甚至可能把專制政治推上歷史的瘋狂階段；民主與專制的反覆較量，貫穿著民主革命的全過程，直至民主制度的最終確立 —— 辛灝年先生運用全史觀念，把民主革命從一個即時性的相對孤立的歷史事件，理解為一個歷時性的漫長的歷史運動，於是，這些「具有世界意義的歷史現象」，便上升為具有世界意義的歷史規律了。一個簡練宏大的坐標系就此建立。簡潔透徹且具有鋒利的力量。曾困擾過幾代思想者的某些歷史之謎，終於得到解答。最後定稿期間，辛灝年曾在北美多所大學演講，均引起轟動效應。每當他在開場白中剛剛豎立起自己的理論框架，或者，每當他剛剛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納入辛亥革命始的 「中國民主革命史」，常常便會有聽眾恍然大悟地提問：您是說，中共的革命其實是一場專制復辟？您是說，中共不過是民國史上的一段亂世？
這就是理論的力量。
整個十九世紀的歷史，都是在法國大革命的旗幟下渡過的。同樣的，從武昌首義的槍聲到布達佩斯街頭呼嘯而過的起義者的卡車，從格旦斯克海港罷工的汽笛到一夜崩塌的柏林牆，從莫斯科紅場上掉轉炮口的坦克，到長安街上被路障和人民的怒火所熊熊燃燒的裝甲車 —— 整個二十世紀，同樣沒有逸出法國大革命照拂的旗影。如果近兩個世紀以來，人類確實在為自由、民主與人權而奮戰不休，那末，我們便取得了以民主革命史來抽象這段歷史的理由。眾多紛繁混亂的歷史事件都在這一體系簡單的坐標裡安放妥帖，並得到相當透徹的說明。在尚未被納入體系之前，歷史事件僅僅是一些孤立的意義不明的「訊息」。一九九二年，捷克總統哈維爾在一篇名為「現代世紀的終結」的演講中說道：共產主義的完結，不僅結束了十九至二十世紀的一個主要的形態，而且為整個現代世紀打下了句號。共產主義時代完結這一對人類來說最重要的訊息，「是一個我們目前尚未完全解讀、完全理解的訊息」。我尚未愚蠢到崇拜終極真理之地步，但辛灝年的理論，提供了一種言之成理的闡釋。
其次是歷史事實的再發現。辛灝年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小說家，走進歷史多少有些偶然。為寫作構思一部安身立命的長篇歷史小說，他計畫擲下一生中最寶貴的二十年：前十年研究，後十年寫作。於是奔走於各級檔案館、圖書館，沉沒在浩如煙海的現代史料中。他耗時兩年，編寫了《中華民國編年史綱》和《中國近代史大事記》，並以大量的精力重讀馬列經典和西方哲學史……在他這種步步為營的進逼戰術下，意識形態的籐蘿被漸次斬除，歷史之林終於被廓清到原生狀態。這時，被他征服的歷史反過來征服了他，以它之慷慨烽煙飛迸血淚，以它之千古沉冤百年歌哭，以它之一直流散到當代的遍地血污。他抑制著靈魂的顫慄，一改初衷，毅然開始了歷史寫作。此刻的辛灝年，已經出版了五部長篇小說和三部小說集，進入了成熟作家的巔峰期。當這樣一位人格、才華與思辨能力都極為出眾的作家和謊言充斥的歷史猝然相遇，撞擊與爆炸已勢不可免。在經歷了漫長的淪辱之後，中國現代史終於找到了它忠誠的守護者和代言人。
閱讀初稿，我同樣經歷了一次幾經脫胎換骨的創痛。在進行社會學寫作時，我已疏理過現、當代史，但驚訝和震撼仍陣陣襲來。一個又一個關於人物事件的細節每每使我釋卷長嘆：何至於此！何至於此！由此而得出一個結論 —— 每一個生活在（包括曾生活在）封閉社會裏的人（包括知識份子），不敢輕言知識二字。
任何一部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是一部冷靜沈重的歷史學著作，但敏捷的讀者必然會感受到它在現實政治中可能具有的巨大顛覆性。比如，它向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眾所周知，權力的來源必須具有合法性。其一，符合法統，具有法定的傳承關係，如傳統社會皇位繼承的嫡長制和現代社會的普選制。其二，即便是否定了舊法統的暴力革命，也必須以全面制憲、普選加以追認。不解決合法問題，政權就始終處於「產權未定」的爭奪狀態之中。民主革命廢除了舊法統，用普選直接與人民訂立契約。共產革命也廢除了「舊」法統（姑且不論復辟），但沒有一家敢於實行真正的全民制憲，民主選舉，權力就沒有合法的來源，不得不以刺刀來加以維持。其三，奪權非法，但如果不悖於情理，事情還有迴旋之餘地。共產政權與第一條明顯無涉。雖然中共竭力要從後兩條裡尋找自己的合法性根據，但端視中共在北伐、兩次國共戰爭、特別是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為和地位，結論便只能是非法，而絕無合法之理。只要認真讀了辛灝年先生的著作便知，此處不贅。
應該指出的是，中共雖承認自辛亥革命為發端的民主革命傳統，並奉孫中山先生為先行者（雖然實質上加以否定），但在此基礎上，倘若不改「中華民國」國號，並將內戰解釋為革命陣營內部權爭，再逐步修改中華民國憲法，就營造了合於法統的假象。遺憾的是，毛澤東卻為自身本質和慫恿他「開國改元」者的迷惑，遂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建立。中共政權遂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倘無改元一事，續上法統，後來的聯合國席位之爭，兩個中國之爭，又從何談起？如果辛灝年的理論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是「中華民國」歷史上一段專制復辟期，那末，這個被毛澤東「誤失」的「中華民國」法統，就可能正是結束一黨專政，歸宗認祖，存亡絕續之國脈所在。法、英、俄等國莫不於數十年後回到被顛覆的「第一共和」去接續法統，再造共和，或可為鑒。我想，這致命的挑戰並非辛灝年先生之本意。他走入歷史，披荊斬棘，本是為一部歷史小說追尋「真實」的足跡。不想跋涉十年有四，收穫甚豐，竟有許多奇花異卉得於料想之外。這正是誠實學術勞動的收穫。文學忌諱主題先行，尤忌政治主題先行，想必各類學術亦然。但真實必然殺傷謊言，真實必然向四面八方投射出神奇的評判力。這本來是真實一詞題中應有之意。
無論公開演講或私下交談，辛灝年先生都一次再次強調，倘若沒有大陸學者反思歷史在前，他的成就是難以想像的。此乃肺腑之言。因為無論這個時代在權力與金錢的交相誘迫之下已經墮落到了何種地步，總有人秉承著「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古訓側身戰鬥，辛灝年無非是其中之一。因此，本書既是辛灝年的著作，也是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群體智慧的結晶。
一九九七年八月七日於普林斯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