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宣傳部最近向中國大陸媒體下發通知，禁止在報導中提及「公民社會」的說法，也不能炒作有關的概念。一些專家認為，這說明中共對中國出現脫離政府和政權的社會感到非常擔憂。
公民社會這一用語，最近十多年來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常見。
海外的參與網報導說，廣州南方日報系列的媒體，近期收到來自中宣部的通知，禁止在報導和文章中使用和「炒作」公民社會的概念。
報導說，據稱全中國各地的媒體，最近也都接到了類似的通知。在壓力之下，中國媒體不得不以「公共社會」來取代公民社會。
南方報系下屬的21世紀經濟報導今年元旦的社論，題為「追尋繁榮復興，建設公共社會」，即是一個明顯的案例。
美國《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表示，中宣部的最新禁令，顯然是中共害怕一個和政府及政權對立的概念在中國被普遍認同。
「我感到第一它對公民社會的‘公民’兩個字感到很敏感。因為這兩個字會讓人喚起權力的意識。另外它顯然還是著眼於防止像中國能出現什麼團結工會這一類的獨立的組織，這一組織它起了一個瓦解共產黨一黨專制的作用。所以禁止人家用這個詞。」
他介紹說，公民社會這一概念在西方有很長的歷史，但自八十年代之後，公民社會在東歐等原共產國家興起，其所針對的，是共產社會政權和社會不分的現實。
「比如像波蘭的團結工會，因為他們當時知道要完全把共產黨搞下臺是不太可能的。因為一旦把共產黨搞下臺了，那蘇聯坦克車就來了。所以它們能做的事就是把政權力量管的範圍盡量地壓縮，然後騰出一個公民社會的空間出來。他們通過改變社會的方式來改變政權，而不是通過改變政權來改變社會。80年代團結工會的時候他們很重要的一個策略。」
在美國主持《參與》雜誌的陳奎德博士分析說，最近十多年以來，一些原共產政權國家發生顏色革命，公民社會這一概念和理念發揮了重大作用。
他認為，事實上許多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在討論公民社會問題的時候，也確實希望能以改變社會的方式來改變現實。
「這個公民社會大家都知道歷史歐洲上很長很長的脈絡關係。把社會自發的成熟成立起來，一個和政權相對獨立的、能夠民間自發的、自組織、自漂流、自傳播這樣一個完全獨立於政權體系之外的，或者是和政權相互制衡的這樣一個力量。從上世紀70年代以後，公民社會逐漸的都開始成長起來。他們認為相對政權獨立的一個公民社會起來了，他們承擔了很多工人，過去的統治方式完全不靈了。後來的顏色革命也和這個思路有相應的遞層的關係。90年代以後，北京對這點特別的防範。」
陳博士表示，共產執政的社會是一個黨政體制對社會進行全面控制的社會，一旦社會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自主成分，與共產黨及其政權發生分離，就會對共產黨社會發生威脅。
他表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曾經大批的「資產階級法權」，就是現在所說的「公民權利」，現在中宣部禁止「公民社會」這一說法，和那個時候是一個思路。
他認為，以「公共社會「來取代公民社會，是一個相當可笑的做法。
「公共社會本身的概念是很荒謬的。社會本來就是公共的嘛，除非是黑社會。不過中宣部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
胡平則認認為，公共社會本身的概念並不清晰，也沒有廣泛的認同，不可能持續下去。
他表示，中宣部這種攪渾水的做法，只能說明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虛弱無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