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聖先賢都重視氣節，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舍生而取義」。在歷史上，寧死不屈、為國捐軀的忠義之士，永為後人所景仰。而那些朝秦暮楚，靦顏投敵的降官、降將，不僅為後代史家所貶責，也會受到新主子的蔑視。史實班班，不勝枚舉。元朝文臣危素降明後，任翰林侍讀學士，居弘文館。一日，明太祖御東閣，聞履聲橐橐，問為誰？答曰：「老臣危素」，太祖譏之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太祖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余闕乃元末忠烈，守安慶，陳友諒率軍攻之，闕以孤軍血戰，城陷自殺，家屬亦皆投水死。）明太祖使降臣守忠烈之廟，諷辱之意，昭然若揭。危素被貶守廟後，憂惶慚疚成疾，逾年即死。
清乾隆四十年，高宗弘歷詔令大學士舒赫德、於敏宗等，編撰明朝殉節諸臣忠烈事跡，定名為《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勝朝」指已亡之前朝），並在諭旨中云：「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陷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之立朝謇諤，牴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而對明臣之降清者則嚴加貶斥云：「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歸附；及金堡、屈大均等之幸生畏死，詭托緇流，均屬喪心無恥！」乾隆四十一年，又詔於國史中增列《貳臣傳》。貳臣者，仕於兩朝二姓之臣也。傳中所載皆明臣之降清者，共計一百二十餘人。貶抑之意，亦頗明顯。
抗戰勝利後，國共交戰四年，最後國民黨敗退臺灣。在作戰期間，國軍方面有戴之奇、張靈甫、劉戡、黃百韜、邱清泉、胡長青等兵敗自戕、堅貞殉節的高級將領；也有許多隨風轉舵、變節叛降的高級官員。這些被中共稱為起義立功的文武高官，他們投共後的遭遇並不平順。因為毛澤東在表面上歡迎他們的歸附投靠，實際上卻心存鄙薄，視為異類。據一九六九年八月中共內部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講話實錄中記載：一九六四年三月，毛與侄兒毛遠新談話時說：「衛立煌是在香港做生意賠了本才回來的，衛立煌這樣的人，人家都看不起。」一九六六年十月廿四日，毛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說：「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張治中，……接近他們就是調查研究，瞭解他們的動態。」由此看來，毛對投共人士的評價是何等卑下，不僅對衛立煌看得一文不值，就連張治中這樣投共立功的人（張曾勸說新疆守將陶峙岳投共），還要貶為「黑五類」中的「右派」，而且要進行調查研究。他們在毛心目中的地位如何，就不難想像了。
再舉數例如下：
蔣介石和李宗仁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到北京
投共人士中職位最高的是代總統李宗仁。李於一九六五年七月廿日到北京投共，翌年十月廿四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匯報會議上說：「那天在天安門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這個人不安置比安置好，無職無權好。」李赴大陸不到一年，文革爆發。據尹冰彥所撰《李宗仁回大陸最後的日子》透露，李曾遭紅衛兵及「警衛秘書」陳貴的威脅侮辱，終日惶恐不安，後經周恩來保護，躲進北京三○一醫院避難。其妻郭德潔死後，仍被猜疑為「美國特務」。李宗仁亦於一九六九年一月去世，而且死得不明不白。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九日，當時的中共組織部長胡耀邦在中央黨校講話，談到中共特工首腦康生的問題，其中一段講李宗仁中毒致死的疑案。胡耀邦說：「我們肯定了李宗仁是慢性中毒死亡，……李宗仁到底死在誰的手中，當然康生有最大嫌疑。」
曾任華北剿共總司令的傅作義，在文革初期被多次抄家、鞭打。張治中被紅衛兵登門「造反」、抄家，達五次之多，後得周恩來保護，逃過一劫（見劉武生著《文革中的周恩來》）。當年力勸傅作義投共的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家住甘肅蘭州。文革時大批造反派到蘭州鄧宅，對重病臥床的鄧寶珊進行抄家、侮辱與毒打。
抗戰時期，劉斐歷任國民黨「對日作戰大本營」作戰組組長、軍令部次長等職。
曾任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劉斐，早已私通中共，正式投共後更為中共奔走效命。文革時被抄家、罰跪、毒打，臥床不起。其妻伍淑英被剪掉頭髮，只好戴上帽子遮醜。
曾任廣西、湖北、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黃紹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被打成「右派」，被迫作自我批判說：「罪惡重大」、「痛恨自己」。文革時再遭多次抄家、罰跪、毆辱，羞憤自殺。
曾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楚溪春，在文革批鬥大會中被罰跪、毒打，血染衣衫。參加批鬥大會的群眾在楚溪春被打時還要鼓掌叫好。張治中的女婿周嘉彬在台下忘了鼓掌，造反派的皮帶立即打到他的頭上。楚溪春不堪凌辱，回家後服用安眠藥自殺。
在歷史上，當朝代更替之後，有些前朝的文人學者，被迫附從。但天良未泯，心存愧疚。如名畫家趙孟頫於宋亡後被征仕元，晚年作詩云：「齒豁頭童六十三，一生事業總堪慚；尚餘筆硯情猶在，留與人間作笑談。」詩人吳梅村於明亡後被逼仕清，臨終前作絕命詩云：「忍死偷生廿載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良心自責，情見乎詞，這些人的悲苦遭遇，當然是值得同情體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