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社會穩定」簡稱「維穩」，已成為成為中國政府的頭疼問題。一些體制內學者批評政府的維穩作為，指出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的維穩才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維穩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員濫用職權、徇私枉法的庇護傘。比如，二零一零年八月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標，當地政府部門隱瞞檢驗結果的藉口，竟然是為了社會穩定。二零一零年九月，河南商城縣蜱蟲疫情導致十八人死亡，然而當地政府同樣以維穩為由，拒絕公布死亡者名單。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遷，也美其名曰「維穩」。
最近中國大陸《國際先驅導報》就「維穩」問題採訪一些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於建嶸認為，政府維穩已形成一種剛性穩定結構，把一切抗議行為都視為無序和混亂。「在剛性穩定的情況下，社會管治的方式總是簡單化和絕對化」。在很多情況下，地方政府還會以「維穩」綁架中央政府。有時，為了「維穩」，哪怕下級政府的行為違法，上級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諒解。可以說，在中國，地方政府以穩定為藉口侵犯民眾的合法權益、破壞最基本的社會規則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所產生的社會危害十分巨大。於建嶸認為，因為「穩定壓倒一切」忽略了其他問題。為了穩定，不惜犧牲民生；為了穩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時遊街批鬥的一套都拿出來了；「為了穩定，不惜濫用警力。穩定壓倒一切，它究竟壓倒了什麼？壓倒了民生，壓倒了人權，壓倒了法治，壓倒了改革，而穩定卻壓不倒腐敗，壓不倒礦難，壓不倒違法拆遷」。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汪玉凱表示：政府在維穩的過程當中最大的失誤，就是過度依賴警力、依賴外在手段。「我認為，這不應該是我們的維穩思路，但是這樣的思路現在卻佔據了政府維穩方式的上風。公安干警和武警增加的速度非常之快，維穩的成本也在急速上升。其實，很多社會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根源，是政策的不公平、不公正。如果出臺的政策越來越有利於富人，越來越有利於壟斷行業，那麼工人、農民、打工者等弱勢群體在政策中的博弈能力就會越來越弱。這些佔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弱勢群體如果沒有話語權，沒有利益表達的途徑，我們的社會怎麼可能穩定？汪玉凱更表示，一些部門是把群體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達其實是正常的，不應用維穩概念壓倒民眾的利益訴求。「老百姓是社會的權利主體，國家的主人。政府是為主體服務的，只有維護老百姓的權利，執政才有合法性基礎。在維護個體權益的前提下談和諧，才是真正的和諧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