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年中，中國各地屢屢發生群體性衝突事件，無論是農民為土地糾紛而爆發的示威活動，還是工人為要求加薪而組織的罷工活動，都凸顯了中國國內因官員貪污腐敗以及貧富差距日益懸殊而激發的社會衝突似乎已經超出了社會承受的底線，中國政府高層似乎已經意識到改變現有制度的必要性，但是，2012年將接班的新一代領導人是否能夠擔負起此一重任？法國《新觀察家週刊》駐京記者高潔就此議題發表文章，標題為：一個岌岌可危的體制。
文章指出二十多年前，大多數中國觀察家都認為北京政權雖然用坦克鎮壓了大學生的示威活動，但這至多也不過是苟延殘喘，八九六四之後幾個月，前蘇聯以及東歐共產黨政權紛紛土崩瓦解，各國都把目光對準中國，認為下一個該輪到中國了。然而，二十年後的今天，居然是深受危機衝擊的西方民主國家在擔心自身的存亡，經歷了八九危機的中國今天卻得意洋洋地坐觀西方社會的恐慌。難怪中國網路會流傳這樣的笑話：西方研究蘇聯的專家以及研究中國的專家他們之間有一大共同點，那就是他們作出錯誤判斷的高超能力，前者沒有預測到蘇聯會崩潰，而後者則天天都夢想著中國會垮臺。
高潔的文章評論說，中國網民的上述評論並非毫無道理，儘管事實上，大多數西方的中國觀察家們都十分樂觀，他們對中國的經濟崛起以及北京的政治實力感嘆不已，然而，他們的實際影響力卻十分有限。更有一些對中國現狀持悲觀的看法的觀察家，對他們來說，中國的經濟增長雖然可觀，但是，中國日益加深的社會矛盾必將引發重大的政治危機。
對此，高潔引述義大利漢學家弗朗西斯科•希奇(Francesco Sisci)的話說，這些悲觀者往往忽略了這一點，最近十多年來，原先屬於政府的公房幾乎被免費轉讓給了住戶，轉眼間，六億多中國城市居民中有五億人擁有自己的住房，在農村也一樣，農民自己擁有自己的土地，因此，無論是城市的居民還是農村的農民，他們都成了有產階級，一旦發生騷亂，他們都有可能失去自身的財產，這就是為什麼儘管中國民眾對社會不公以及貪污腐敗的官員都恨之入骨，但是，卻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社會暴動。
文章接著評論說，當然，很明顯，中國經濟發展受益最多的並非社會中下層民眾，中國共產黨對其內部組成做出了重要的調整，共產黨過去的敵人，知識份子以及企業老闆目前已經在共產黨內部成員中佔百分之七十，而過去共產黨的根基，工人與農民卻相反只佔百分之三十的比例。美國中國問題研究專家(David Shambaugh)大衛•商博認為六四之後，中國共產黨似乎吸取了教訓，他們明白要維持制度的穩定，不僅必須做出經濟改革，而且還必須與社會精英層共享成果。商博認為中國共產黨這一務實和靈活的適應能力使北京免遭莫斯科一樣的命運，事實證明，如果中國共產黨繼續不斷改變自身，那麼這一制度就有可能永久的持續下去。
中國社科院學者於建嶸向新觀察家週刊表示，在他看來，中國社會保持穩定的前提是必須立即推行司法改革，建立真正的法制社會，保障司法獨立。那麼，推動這一司法改革的動力是什麼呢？對於建嶸來說，這樣的改革只能自下而上，只有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下社會才能被推動，中國老百姓對政府領導人不應該給予任何期望。於建嶸還解釋說，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是推動中國司法改革的動力，而公民社會的發展必須通過自由的媒體，事實上，中國官方媒體正逐漸被微博等網路新媒體所取代。
於建嶸還透露說，他所接觸的中國政府官員似乎對中國體制的可改性存有懷疑，在他們看來，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病入膏肓，岌岌可危。文章評論說，確實，體制內的官員或許更貼近事實。目前中國全國各地因拆遷征地而引發的社會衝突多如牛毛，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中國全年用於維穩的經費已經超過五千一百億人民幣，與中國的年度國防經費不相上下。
文章引述法國歷史學者陳彥的話說，中國的問題是北京中央政府越來越難於控制地方政府，除了少數高官真正為國家利益著想之外，大多數官員只希望在職期間撈一把。美國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裴敏欣（Minxin Pei）認為中國長期推行的一黨專制體制導致中國官員在沒有任何監督的前提下盡情腐敗。因此，腐敗已經滲入中共所有政權機構，一切都可以被收買，根據最新的消息來源，甚至連中國軍隊內部也存在買官賣官的現象，據說，一個士官的職位標價是五十萬人民幣。
文章最後引述美國學者商博的話評論說，中國問題的癥結已經不再是共產黨是否能夠控制中國社會，而是共產黨是否能夠控制其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