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新年伊始，回顧剛剛過去的一年，如何評價2010年的中國？在這一年裡，中國社會發生了哪些重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將對未來的中國產生哪些影響？中國總理溫家寶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是否有望在短期內得以實現？針對這些問題，目前旅居美國的中國學者程曉農先生接受了本臺的採訪。
十月中旬，中共召開了第十七屆五中全會，這次會議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著怎樣的作用？您如何評價2010年的中國社會？
十七屆五中全會召開的本身涉及到的政策主要是在經濟層面。這是公報所能看到的。但是實際上，在公報沒有提到的其他一些方面，我們注意到有重大的變化。幾乎可以講，在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基本戰略上做出了重大調整。這對未來五年、甚至十年中國的演變產生重大影響。這兩個變化，第一，在對內方面，中國政府加強了對內的壓制和對維權人士以及異議人士的打擊和控制。這種力度是過去從未有過的。雖然有人認為這與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有關，但看來不僅僅如此。因為諾貝爾頒獎已經過去，但這樣的打壓並沒有結束，而且有向全國各地蔓延的徵兆。在對外方面，中國在過去的四、五年，不斷地聲稱要和平崛起，和平崛起的同時，中國的軍隊在不斷地擴大實力，並向周邊國家展示自己的武力。中國國內，無論是軍方，還是民族主義知識份子，不斷鼓吹中國要走向世界，要成為世界的第二號強國，換句話講，就是要與美國平起平坐。但是，就在十七屆五中全會不久，分管外交的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外交部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強調中國不稱霸，中國的所謂崛起不過是一個神話。這是一種對外的低姿態。這與過去四、五年來的高姿態相比，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總結這兩點，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共同點，既：對內，高姿態地鎮壓；對外，低姿態地表態，希望緩和國際壓力。這可能與國內的局勢演變有著很大的關係。中共中央對國內局勢進行了研判之後，很可能認為今後中國不能在國際環境裡，進一步地用高姿態去挑戰周邊國家，這樣將給中國帶來更大的壓力，對未來的演變不利。而對內，中共可能判斷當前的局勢已相當嚴峻。從這一轉變看來，有很多2010年發生的事情，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在十七屆五中全會之前和之後，對很多問題的認識就會完全不同。
溫家寶曾在剛剛過去的一年中，在不同的場合，多次提到政改問題。您認為，中國有否可能在短期內實現政治改革，為什麼？
這與剛剛談到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的方向性轉變有著很大的關係。如果沒有方向性轉變，也許溫家寶在十七屆五中全會前有關政改的談話，還可被視為一種姿態。但是，十七屆五中全會之後，中國對內全面鎮壓的做法本身已經用事實證明，溫家寶關於政治改革的說法，只不過是一個說法而已。與中共中央在十七屆五中全會之後推行的戰略背道而馳。換句話而言，中共中央並沒有真實地打算採取任何實現政治改革或者走向政治改革的任何步驟，相反，它是在朝著背離政治改革的方向，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具體而言，它對言論的控制進一步加緊。如：南方報系，過去被認為是一些大膽、敢於說話的媒體，現在它們的版面、稿件需要有關部門逐字逐句地審。中國最敢說話的媒體被看得非常死，比任何時候都嚴厲。網際網路也受到進一步控制。同時對異意人士和維權人士的壓制和打擊也前所未有。因此，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共願意或者認為推行政治改革符合自身利益。在目前的局勢下，抵制政治改革、抵制民主化、抵制人權價值觀念，可能符合它的利益。
如何看待中國近期內的未來發展？
從目前看，中國實際上已經把未來幾年的基本方針展現出來了。既：在經濟上力圖求穩，政治上力圖加強全面的管制，減少可能的衝突和任何摩擦。堵塞任何社會抗議的管道。在政治上的進一步的嚴厲控制和在經濟上的、謹慎地避免金融危機的爆發，這是中共中央正在考慮實施的兩個基本方針。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溫州樂清村委會主任錢雲會的死亡事件引發了海內外的密切關注，如何從這一事件中解讀中國司法取證的程序？
錢雲會的死亡案件，官方和民間對案件的認知有著巨大差距。民間用手機拍攝的錄像已經上網。錄像中可以明顯發現許多可疑之點。這些疑點紛紛指向當地地方政府和有關的部門，甚至包括特警。錢雲會可能並非車禍死亡。如果存在這樣的嫌疑，當地警方本身就是嫌疑人，因此不宜參與取證調查。在一個民主國家，如果警察涉及某個案件，成為當時人，則由檢察院出面做獨立調查。但在中國，公檢法三位一體，由政法委統一領導的情況下，談獨立取證十分困難。至少在溫州市範圍內，公檢法均為一家，所以不存在獨立取證。唯一可能的獨立取證，是公安部派人調查。調查對象不僅僅是錢雲會，還應該包括樂清市警方。但中共中央顯然不打算採取這種措施。這就是所謂的「維穩為上」。在這種情況下，在中國，獨立取證、獨立調查的可能已經被中國的司法體系完全排除。我們只能看到官方提供的報告。而報告本身可能就是涉案者自己做的。
儘管這一案件在網上討論很熱烈，但恐怕不會有太多的結果。這就是五中全會之後，政治高壓下，維穩優先的方針所體現出來的一個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