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詞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和發展變化真可以稱得上是一波三折。
據說，在人類還處於朦昧階段的時候，唱歌就作為一種本能的娛樂方式出現了。千辛萬苦弄到只小野豬、大野牛，終於有肉吃了，別急，篝火晚會先。《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
歌詞還有一項重要的職能——勞動監督。《淮南子》中稱：「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大家一起抬一根巨大無比的木頭，前面的人有節奏地喊著號子「嗨喲」，後面的也緊跟著喊「嗨喲」。我們聰明的祖先很早就發明瞭勞動號子，幹活的時候要「一二三，起」，大家一起用力，發揚螞蟻搬山的精神，同時誰也別想偷懶。
歌詞與詩最早是難以區分的。但是，當詩明明白白還是歌的時候，它的地位絕對是高得讓人沒話說，孔夫子就教導人們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禮是中國社會秩序的集中體現，詩禮並舉可見其意義重大，不掌握兩首流行歌詞，就沒法開口與人交流，那也就沒法在社會上混了。
歌詞發展史上最重要、最關鍵的階段，是由政府出面成立了皇家音樂學院——樂府。有人將其歸功於那位會唱歌的皇帝——漢武帝，他創作的《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在當年也是唱紅大江南北的。但樂府的首創權確實不屬於他，出土的秦朝樂器上就已經刻有樂府字樣。只是漢武帝的樂府正式明確了它作為歌詞收集兼創作中心的職業化趨勢，所以它的名氣和聲望以絕對優勢埋沒了秦樂府。當時沒有男歌手、女歌手之分，男人善歌也不算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李延年當著漢武帝高歌一曲「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結果自己一不留神就做了皇帝的大舅子。
後世皇帝中「最佳歌詞創作者」的桂冠恐怕非南唐後主李煜莫屬了，現今傳下來的為數不多的數十篇歌詞，可以稱得上篇篇佳作，字字珠璣。
到了宋代，歌詞創作更是盛極一時。但不知怎麼回事，它怎麼搞都弄得不像正經行當，甚至一度淪落為廁所文學。據歐陽修《歸田錄》記載，宋初有個叫錢惟演的人只有在如廁時才讀詞：「演自稱素好讀書，坐則讀史，臥則讀小說，如廁則讀小詞，蓋未嘗以釋卷也。」顯而易見，這詞的地位眼看著是每況愈下了。至於作者，柳永因一句「忍把功名換了淺酌低唱」而被皇上賜了「且去填詞」，不得不去當了專業的歌詞創作者。黃庭堅的「淫詞艷曲」被人責為要下「阿鼻地獄」，秦觀的小詞被譏諷為「娘娘腔」，看看，在宋代，當個歌詞創作者怎麼就這麼難？到了清代，受乾嘉考據派的影響，這種小詞也被人賦予了「微言大義」，把宋人好不容易找出來的一塊輕鬆地弄得又緊張起來，把好端端一個可以自由自在地高唱「你愛我、我愛你」的場所政治化了。
但不管怎樣，可以肯定地說，今天的宋詞讀者絕大多數正是衝著宋詞那副「不正經」的腔調去的，而那些「不正經」的腔調，上有《詩經》的「鄭衛之風」頂著，下有元曲墊著，倒是那位「奉旨填詞」的柳三變，他的那句「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真正說出了宋詞的關鍵——風情。如果沒了風情，宋詞的吸引力恐怕要大打折扣。而我們也看到了，宋代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無不兼善此道，流風所及，大多數的流行歌百轉千回，總繞不過風情兩字。
此正是，說不盡的宋詞，歌不盡的風情。一曲當筵淚落，千載悠悠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