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辛亥革命作為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發端的偉大歷史意義
辛亥之後，確有部分知識份子，部分國人，甚至部分同盟會人自己，都曾說過「辛亥革命失敗了」的話。然而，他們與毛澤東對辛亥革命別有用心的責難與否定，卻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們無非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從不同的現實感覺或個人感觸出發，或因一時判斷錯誤、或由一時憤激所致。說到底，不過是對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的必然出現，缺少應有的認識。這個應有的認識就是：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國體初獲創建之後，將仍然存在著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反覆較量、持續較量和殘酷較量這樣一個艱難的歷史進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創建的共和國體，完全有可能為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所推倒，從而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甚至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實現王位、王權、王朝和專制制度的公然復辟、變相復辟、或全面復辟。直至能因復辟的成功，而將整個專制統治推向極端……
由是可知，只有對這樣一個艱難歷程和主體歷程有了清醒的認識，我們才能夠認識到辛亥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發端，才能夠識別革命事件和革命歷程的關係，從而界定民主革命的歷史範疇，並將民主制度的最後確認和確立當作民主革命最後成功的標誌。這樣，我們才不至因「一葉障目」，而將辛亥之後民主進程的曲折發展和專制復辟的暫時得手，誤認為辛亥民主革命的徹底失敗；更不會僅僅因為專制復辟者以革命的名義，或打著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來推動專制制度的復辟，而產生對於革命性質的錯識，直至造成「錯把復辟當革命和錯把專制當民主」這樣一類重大歷史錯誤的發生。這對於堅定民主革命必勝、專制向民主過渡必成的信念，堅信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必將遭遇最終失敗，無疑有著重要的認識價值和理論價值。由是，我們也才能夠真正認識到辛亥革命作為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發端的偉大意義所在。這個偉大意義就是：
第一、辛亥革命是勝利的民主革命
指辛亥革命是一場勝利而非失敗的民主革命，首先是因為：「看一場革命的成敗與否，關鍵是要看這一場革命與其對象關係的變化。如果革命戰勝了她的對象，她便勝利而無疑；如果革命被她的對象所打倒，她便失敗而無疑。辛亥革命的對象是君主專制政體的清王朝。這個王朝不僅被這個革命打垮了，而且就此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即帝制。據此，我們還能說她是失敗的、而不是勝利的革命嗎？」52
其次，由於辛亥革命所創建的嶄新共和國統，與滿清王朝及其專制國統劃清了鮮明歷史界限；由於中華民國初次和初步實現的民主憲政，又與立憲改良派所追求的君主憲政，劃清了憲政性質的鮮明政治界限；所以，辛亥革命才是勝利的民主革命。而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第一個象徵，便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制定。它一是中華民國當時的最高法律，具有憲法的意義，二是體現了「主權在民」的政治理想，三是依照三權分立的原則規定了中央制度，四是規定了對「約法」的嚴格修訂程序。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第二個象徵是國會和參眾兩院的創立。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第三個象徵是「天壇憲草」的起草。二次革命失敗後，一九一三年四月，第一屆國會開幕，為防止袁氏實行獨裁和復辟專制，參、眾兩院曾決定選出同等人數的委員來起草「中華民國憲法」，因起草委員會設在天壇，故又有「天壇憲草」之稱。 「天壇憲草」繼承了「臨時約法」的民主建國精神，艱難地排除了袁氏的干擾。第一章即明確規定：「中華民國永遠為統一之民主國。」第一百十一條更專門規定，中華民國共和民主的「國體不得為修正之議題」。
第二、辛亥革命創建了真正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一、新中國在政治上的標誌 —— 包括思想和文化
辛亥之後的中國，連中共禦制的教科書都稱之為：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民主憲政在實驗中。僅一九一二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中國出現的新政黨，已註冊者即達八十五個，政治團體二十二個。各種政黨合法並存，和平競爭，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基本上得以維繫，各類法政學校遍佈全國。以宋教仁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圖通過合法鬥爭的手段發展政黨政治，組織政黨內閣，獲得了很大成就……。53 是時，民主共和的理念不僅深入人心，而且已經成為時代的標識，使整個社會出現了「敢有言帝制自為者，全國人民必將共擊之」的感人政治局面。其後，如果沒有袁世凱恃手中之權，擁遺朝之兵，謀殺宋教仁，解散國民黨，廢除國會，尊孔祭天，復辟帝制，可以相信，民主憲政是完全可能逐步地走上軌道的。
顯然，政治思想的自由必然要帶來「新聞輿論」的自由。辛亥之後，全國民辦報刊的出現，一時蔚為大觀。僅一九一三年七月前，各種民辦報紙已達五百餘家。它們以監督政府為己任，頻頻議論時政得失，評說政府官員，報導民間疾苦，上敢於指責批駁總統，下能夠匡正救助時弊，無論國家大事，社會新聞，均在他們的關心和指評之下。專制輿論的一言堂，瞬間即被民主輿論的多元化所代替。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宋教仁之被刺，全國不僅輿論嘩然，而且追緝凶手的輿情逼迫，足可教袁世凱無所措手足。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何以袁氏稱帝之日，即為「全國人民共擊之」之時。袁世凱之所以只做了八十三天的中華帝國皇帝便一命嗚呼，說到底，就是因為人民擁有「新聞言論自由」所致。因為如若沒有新聞言論自由，則反袁的聲浪既不會震撼全國，護國戰爭的發起和勝利也就更難想像。
政治、思想、新聞和言論的自由，亦必然要帶來文化的蓬勃發展。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爆發在辛亥之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文學在歷經晚清改良文學的「自將洗磨」之後，卻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後的歷史事實，除去它們要在思想文化上自覺擔負起反覆辟的歷史責任之外，其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為辛亥革命給當時的中國開拓了自由發展和砥礪拚搏的時代條件。回首中國一部新文學史，迄今竟沒有對於辛亥之後直至三十年代的超越之作，其內在根由，盡在其中。
二、新中國在經濟上的標誌
誠然，正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華民國共和國統的創建，才徹底地打破了皇朝權力政治和專制改良型經濟，對於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的種種鉗制和壓迫，從而自根本上打開了真正自由經濟發展的廣闊道路。連中共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都說辛亥之後的中國「扭轉了革命前民族工商業的蕭條局面，各種實業團體紛紛建立，各類私營企業競相出現」，中國的民族工業在清政府近五十年改革的基礎上，不僅從此獲得了突破性發展，而且迎來了它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54 該書還稱「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國民族、民間工業誕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資本萬圓以上的廠礦僅七百家，資本總額僅一億三千萬圓。然而，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間，廠礦即建成四百七十多個，投資近一億圓，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新增資本達一億三千萬圓以上，相當於辛亥前四十年投資的總額。一九一二年資本百萬圓以上者約二十五個，一九一九年即增至四十三個，並出現了擁有資本一千二百萬圓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等大公司多家，使工業落後的中國，一時出現了被冠以麵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稱號的民族工業鉅子。鋼鐵、採煤、運輸、電力等重工業，和皮革、造紙、捲煙等一應輕工業，以及金融等，均獲得重大發展。其中僅一九一四年即建成大冶鐵廠等六個鋼鐵廠，一九一六年建立龍關（龍煙）鐵礦公司，一九一七年建成上海和興鋼鐵公司。一九一二年全國採煤八十萬噸，一九一九年即已增至三百三十萬噸。一九一三年採煤使用動力約四百至六百個，一九二一年已達兩千以上。一九一三年船運為十三萬三千二百三十噸，一九一九年即增至二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二噸。一九一三年全國共有銀行十五家，資本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八萬圓，至一九一九年，已增至四十二家，新增加資本一萬零二百七十六萬圓。……手工業方面，辛亥之前，廠戶多用木機、鐵機以製造綢貨。至民國四年，即一九一五年，物華廠裝置電力織機，出品精良，營業大振，於是繼之者如雨後春筍……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由民間籌備的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55 上述一切，無不標誌著中國民族、民間工業力量在辛亥之後的迅猛發展，和中國現代自由經濟形態，即社會化大生產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從它艱難的開拓期迅速地走向了它的開始成形期。將之作為新中國的標幟之一，自是理所當然。
第三、辛亥革命是檢驗中國現代革命和中國現代歷史的標準
一、辛亥革命是檢驗中國現代革命的重要革命標準
其一、從革命的性質來看，辛亥革命的鮮明民主革命性質，既使她不同於中國的傳統農民革命，又使她不同於俄國的共產革命。因為中國傳統農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歷史本質，注定了任何一場農民革命的勝利，都只可能建立起一個「嶄新的舊中國 」、即復辟了舊專制制度的「新王朝」。同時，由於俄國共產革命的歷史本質，乃是共產革命名義下重建專制制度的復辟，所以，新沙皇專制俄國才是在革命名義下對於舊沙皇專制俄國的復歸。因此，只需將辛亥革命作為檢驗的標準，我們就能夠對中共「革命」既具有傳統農民造反、又具有俄國共產革命之雙重複辟性質的歷史本質，一目瞭然。
其二、從革命的內容來看，辛亥之後，在中國發生的任何革命，只要它倡行民主，實現民權，推行自由經濟，消滅權力經濟，反對任何名義之下的專制和專政，保衛和發展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民主成果，它就一定為民主革命而無疑。反之，則任何一個否定、反對、破壞甚至推倒了辛亥革命民主成果的「革命」，都在其根本內容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對立面。
其三、從革命的任務來看，辛亥之前，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就是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制改良、志在創建民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辛亥之後，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則是堅持民主建國，反對專制復辟，以使共和的新中國，不遭遇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的閹割和顛覆。所以，革命成功前堅定地反對專制改良，革命成功後則頑強地反對專制復辟，乃是辛亥革命作為重要革命檢驗標準的又一「明示」。其對於中國大陸人民之追求民主，再造共和，將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
由是可知，失去了辛亥革命這個檢驗標準，就失去了檢驗中國現代歷史上形形色色革命是否民主革命的試金石；否定了這個標準，就極有可能混淆各種各樣革命的不同性質，從而造成民主革命在方向、理論、方式、力量、直至革命歷程本身的極大混亂。中國共產黨就正是用混淆兩類不同性質革命為手段，以所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來否定、反對和推倒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但是，中共雖因師法蘇俄而達到了製造革命混亂和發動共產革命的目的，卻又迅速地暴露了它反對中國民主革命和旨在全面復辟專制制度的本質。
二、辛亥革命是檢驗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政治標準
由於辛亥革命是一場推動了巨大歷史進步的革命，因此，辛亥之後的一切社會力量，所有政黨集團，只要它保護或發展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民主成果，推進了以辛亥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過渡歷程，它便是進步的和革命的；反之，則不論它信奉過怎樣的「革命真理」，鼓蕩過怎樣的「革命激情」，懷揣過怎樣的「革命法寶」，又獲得過怎樣的「革命成功」，只要它否定民主，強行專制，甚至將我們的祖國復辟到了較之滿清王朝更加專制極權、更加腐敗腐爛的境地，它都只能是真正的倒退而無疑。顯然，正是在究竟「誰是進步、誰是倒退」這樣一個最為根本的問題上，辛亥革命才成了檢驗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重要政治標準。
必須指出的是，由於辛亥革命劃清了新、舊中國的鮮明歷史界限，開創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紀元，所以，辛亥革命又必然地會成為分界中國近代歷史和現代歷史的 「分水嶺」。但是，近五十年來，因毛澤東的旨意，和毛氏所發明的「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荒唐理論，中共史學界也就不得不將中國現代歷史的開啟年代，強行劃定在爆發了五四運動的一九一九年。毛澤東的用心，一是指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那一聲「炮響」，才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參見下卷第三章）；二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曾將中國的工人階級喊上了歷史舞臺，從而才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它誕生的背景和藉口；三是毛氏所謂「新舊」兩個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既將辛亥革命劃歸為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又將中國共產革命視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因此，為了發動中國共產革命，他就必須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理論」的指導下，學習列寧對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歷史經驗，肯定「新」民主主義革命，否定「舊」民主主義革命。四是因為辛亥革命在推翻滿清之後建立了新中國 —— 中華民國，而他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所發動的那一場中國現代農民造反，卻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而，他為了在「革命與共和」的名義下維護專制復辟政權的合法性，並標明他已經「改朝換代」，也就必須推倒孫中山所締造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所以，他才一定要推倒辛亥革命，並且絕不允許將中國現代歷史的開啟年代，歸宗於爆發了辛亥革命、創建了中華民國的一九一一年。
今天，當我們在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反思中，已經能夠明白毛氏這一劃分的「用心」時，重新將光輝的一九一一年、即偉大辛亥革命爆發和勝利的年頭，當作我國現代歷史的起點，就不僅是在學術上對於歷史的一個澄清，而且關係到我們對祖國前途的歷史性追求。所以，它才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重大歷史問題和重大政治問題。
第四、辛亥革命交待了「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
辛亥革命，對上雖是孫中山發動中國國民革命、併進行長期奮鬥的一個勝利結果，對下則交待了「護國和護法」的歷史重任。所謂護國，就是要保護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不被顛覆；所謂護法，就是要保護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不遭閹割。所謂反袁護國，就是反對袁世凱顛覆民國復辟帝制；所謂反北洋而護法，就是反對北洋軍閥頂著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行閹割中華民國共和法統之實；所謂「蕩平新舊軍閥的叛亂是護法的繼續」，就是指北伐成功和中華民國統一後，新舊軍閥叛亂的本質乃是意在繼續閹割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所謂「圍剿中共在蘇俄命令下的叛亂和叛國為護國所必須」，即是指中共在蘇俄指使下旨在顛覆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叛亂和叛國，必須予以剿滅。因此，是護國還是反護國，是護法還是反護法，是保衛和建設中華民國，還是閹割和顛覆中華民國，便成為辛亥革命所交代的兩個極為重大的歷史任務。可以說，自辛亥以來的八十餘年歷史，既是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制勢力旨在顛覆中華民國嶄新國統與共和法統的歷史，又是中國人民志在保衛中華民國嶄新國統與共和法統之勝利、失敗、艱難、甚至是慘淡的歷程。並且，偉大而又艱鉅的護國、護法歷史任務，不僅至今仍擺在全中國人民的面前，更是海內外每一個追求民主共和的中國人所推卸不了的。
偉大的辛亥革命，這顆曾從漫長黑夜裡升騰起來的燦爛星辰，勢將衝破歷史的重重陰霾，將她廣闊的輻射之光重新照亮我們祖國的角角落落，照亮在每一個中國大陸人民的心頭，指引著我們追求歷史進步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