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 近現代專制改良無不以預防革命為始、誘發革命為終
第一、近現代專制改良無不以「預防革命為始」
在近現代世界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中，由於民主革命在歐洲的日漸勝利，既推動了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的蓬勃發展，又誘發和催動了不同性質革命的普遍興起。不僅引起了現存專制統治者的反對和反撲，而且導致了他們要用改良的手段以自救。但是，這個改良，一是因為它處於整個專制制度和專制統治的歷史消亡期，而非發展期，所以它才不是對專制制度的改良與發展。二是因為它意在維護將傾的專制統治大廈，所以它才不可能改變專制制度本身，更不可能改到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軌道之上。三是它無非要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停止專制暴政，改行專制仁政，即在特定時期內，專制殘暴的程度有可能減弱，範圍有可能縮小，但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本質卻無真正的改變。所以，它就不可能順應人民要以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來取代專制政治和專制制度的歷史要求。因此，這個改革從目的到手段，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它的衰亡期，為預防革命變革所實行的「自保或自救」。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一方面是專制主義的聲威遠震歐洲，一方面又只能將國家和人民的創傷，掩蓋在路易十四的皇冠之下和專制政體的凱歌聲中。路易十四雖然要在冠蓋如雲的專制沉船上笙鼓喧天，然而，面對著即將到來的革命，他亦只能悲哀地狂言道：「我死後，哪怕它洪水滔天」。其後，路易十六雖然為挽救專制沉船而試圖用專制改良的辦法，來延續專製法國的壽命，「然而，正如一個拒絕改革的君主必然要遭到毀滅那樣，他由於嘗試改革而同樣招致了毀滅的下場。他的朝代一直到三級會議期間，都是一個在長期改革而迄無結果的時代」。56 也許，路易十六直至走上斷頭臺，都不會明白，他的專製法國為何會與他同歸於盡；更不明白他於在位的十數年間，曾遍選良臣，力行改革，為何仍落到如此的下場。歷經了亞歷山大一世改革和亞歷山大二世改革的俄國末代君臣們，因深諳先帝先臣們的改革與布加喬夫革命及歐洲民主革命的關係，所以，他們才能說出「改革就是為了預防革命。革命如不發生，改革照常進行；革命如若發生，改革必須終止」這樣的話。57 由是，他們才會在一九零五年流血的星期日之後，採取一邊厲行鎮壓、一邊進行改革的兩手，來維護他們即將崩潰的專制統治。如前所述，大清朝的改革固然是中國近代先進知識份子，也是清政府要圖強禦侮和長治久安的歷史產物，然而，在清王朝先後兩度長達五十年有聲、有色、有血、有淚的改革中，曾使它只要「中宵念起」 便「夢魂屢驚」的太平天國造反，不但是它決行經濟改革的重大政治動因，而且正是孫中山的革命，才又使它萌生了誘改良以滅革命的罪惡念頭。
然而，不論是溫和的路易十六，還是凶狠的尼古拉二世，抑或是兩手兼能的慈禧太后和她的繼承人們，也不論他們是真心或假意於改革，甚或是鎮壓革命與實行改革並舉，蓋因他們都對改革是為自救這一目的燎然於胸，因而，他們才決然不會同意革掉他們的王位、王權、王朝，特別是為這一切所依賴的專制制度本身。因而，為維護王位、王權、王朝和專制制度的專制改良，其目的，也就只能是為了「預防革命而已」。
第二、近現代專制改良無不以「誘發革命為終」
顯然，改行仁政與繼行暴政是同樣的困難。這是因為：其一、要施行仁政，就必須讓步於民和讓利於民，如是，就必然要遭到統治集團內部頑固守舊勢力的反對甚至破壞。為了不使他們阻擋改革，統治集團中的改革者們，就不得不在改革中給予他們更多的好處和利益，直至當權的改革者本身也要利用改革以自肥。由是，改革非但不能制止特權，反而擴大了特權，從而使人民痛感自己在改革中所獲，乃與舊權力集團中人不成比例。這無疑只能引起人民新的和更大的不滿。再加上要保護特權和持續漁利改革，就必須壓制人民的普遍不滿。這樣，「在有人享受特權和人民受到壓制的前提下，任何為公眾利益所施行的改革便都是行不通的了」。58
其二、因為改革非但沒有制止特權，反而擴大了特權，而特權的擴大又勢必導致腐敗的加深，誠如孫中山所指出的，「單單是引進鐵路或歐洲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貪污盜竊的門路，反而會使事情更壞」。這個更壞的事情，無疑要使原來渴望改革的人民，由渴望改革而變成痛恨改革，並要求實行真正的改革，即革掉專制特權和專制政治。於是，希望從根本上改革專制制度的要求，也就會日漸地高漲起來，其最終便是革命的爆發。誠如梁啟超所言：「革命黨何以生，生於政治腐敗」。59
其三、專制末世的改革，原是要維護專制統治的。所謂改革，說到底亦無非是停止暴政、改行仁政而已。但仁政仍屬專制政治的一種，即所謂「開明專制」，並非脫離了專制政治本身，更非改變了專制制度。但人民既然連對仁政也不能滿意，甚至要求改行仁政以外的政治改革，特別是專制制度的改革，並且要求改到民主的政治道路上去，這無疑是向王位、王權、專制權力以及整個專制制度的挑戰。此時拒絕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就會引發革命；同意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又意味著專制權力和專制統治的自我消亡。對整個專制制度而言，誠所謂「搞民主就是自殺，不搞民主則必遭他殺」。於是，專制統治者就會出於既要制止前者、又要預防後者的需要，而只好連改革也一同終止。由是，一場為預防革命而發動的改革即專制改良，最終便不得不走向了「引發革命」這樣一個結局。
其四、歷史是不可逆轉的。古人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話，其意義即在於此。當人民身處專制壓迫的痛苦中時，有時，痛苦會使他們變得麻木。但是，一旦專制君主「因害怕麻木中的暴醒和暴力」，而期望用改革的方式來維護其統治不致一朝傾覆時，人民又會因為改革而迅速地從麻木中甦醒過來。這種正常的甦醒，正因為伴隨著理性的願望，才不會有爆發暴力的危險；但也正因為其覺醒帶有理性復甦的意義，因此，一旦於再度失望中徹底地覺醒了過來，其理性的力量，就將是任何力量所難以重新壓服的了。更何況專制統治者既要倡導改革，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倡導思想解放的運動。一為他們的改革鳴鑼開道，二為他們的改革歌功頌德。但是，既要提倡思想解放運動，就會為人民提出指責創造了條件；既要人民歌功頌德，就要準備著人民要求辯論是非。同時，既已提倡思想解放，再要禁止人民去思考，特別是禁止人民去思考對自己不利的事情，也就不可能辦到。因此，一旦改革被終止，專制統治者也就不可能不重新強化專制統治，尤其是強化專制的思想統治。那末，由對改革的失望而倍生痛苦和真正覺醒了的人民，面對著捲土重來的專制暴政，也就不可能不在絕望之下形成一種反抗的決心了。特別是這個反抗的決心，又萌生在對專制暴政和專制仁政都有了深刻的領教之後。更何況由改革所導致的特權的日趨擴大和腐敗的日益加深，再加上掌權者已經借改革聚斂了太多的財富，因而也就必然要導致整個社會、尤其是普通人民生活的更加貧窮化。這就只能為革命做好了思想與人心、政治與經濟等各個方面的準備。如是，不論是捲土重來的專制暴政，還是捲土重來的專制改良，更遑論專制統治者是要抽刀斷水，還是要橫刀奪命，都既不可能再壓服人民，更不可能再欺騙人民，而只能招來人民對於整個專制制度的徹底反叛。革命作為歷史的一個普遍變革進程，亦終於因為專制統治者們要推行專制改良，而及時地到來了。近代歐洲諸國的專制改良，就導致了民主革命的發生。這既是清王朝的專制改良必然要失敗的基本政治原因，更是辛亥革命未能避免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歷史緣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