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國民主革命迎來了革命與復辟的反覆較量
一 中國民主革命戰勝專制復辟的特別艱難性和複雜性
誠如導論第二章所述，凡是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專制國家，都普遍存在著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反覆較量這樣一個艱難歷程。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於辛亥之後遭遇與專制復辟長期、反覆、甚至是激烈的較量，也就勢所難免。但是，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要想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復辟，卻有著特別的艱難性和複雜性。這是因為：
第一、農業社會與專制歷史過於漫長。顯然，漫長的傳統農業社會與悠久的中國專制制度，為歷代統治者所發展、加固、完善和強化起來的專制統治方式及手段，歷代統治者從未實行過教政合一、卻有某些君主實行過開明專制的影響，和「民本思想」、而非「民主思想」對於專制統治所起到的柔化作用，以及落後的蠻族兩度入主中原，對中國社會發展所產生的阻礙01 —— 這一切，既維繫了中國數千年的專制統治，又創造了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亦阻扼了中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應有進程，更為復辟的慾望和潛力，奠定了久遠而又廣闊的社會基礎。因此，既然君主專制制度不足千年的英國，其王冠之下民主政體的建立，尚需歷經四十八年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的艱難歷程；經歷了一百年的思想啟蒙，近九十年反覆較量，才使得君主專制歷史同樣不足千年的法國最終地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特別是君主專制的歷史不過數百年的俄國，其於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居然長達七十餘年，並且復辟的危險至今尤存 —— 那麼，由數千年的專制統治所孕育、所完善、所強化、所加固起來的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當真只需要八十餘年前武昌城頭的那一聲槍響，就可以使它頃刻消亡、灰飛煙滅嗎？
第二、傳統農業經濟形態遠未解體。應該說直至十九世紀上半期，中國傳統的農民小生產，即傳統的農業經濟形態，都從來未有改變。十九世紀下半期至辛亥前，清王朝歷經二度、歷時五十年的改革開放，雖然催生了中國的自由主義工商業，然而，一是改革開放的根本宗旨，乃在維護專制統治；二是窮國弱兵又不能抵禦列強對於中國自由經濟的壓迫和鉗制。因而，中國的自由經濟也只是處在發生階段，而遠未獲得發展和成形。02 辛亥之後，中國自由經濟雖然得到了相當迅速的發展，市場經濟亦開始走向成形，但它僅在沿海和沿江地區發展的區域限制，特別是軍閥復辟混戰的影響，不僅給它帶來了發展和成形的巨大困境，而且對傳統農村的觸動更是微乎其微，甚至連事關廣大農民切身利害的土地問題，也沒有和來不及予以解決。這就不僅為辛亥之後歷次專制復辟帶來了重要的農村社會條件，更為嗣後那一場要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打天下的現代中國農民造反，既保存了復辟的社會基礎，又提供了造反的社會力量。
第三、專制的思想文化自成體系、源遠流長。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專制的思想文化體系，及其對於世道人心的鉗制力量，乃是造成反覆辟歷史任務尤其艱難的重大原因之一。辛亥之前，共和主義的思想運動雖然藉助兩度革命和改良的論戰而有所普及，但是，這個普及，也還沒有真正觸痛整個專制思想文化體系本身。辛亥之後，於革命與復辟的反覆較量之中，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一再號召「尊孔讀經」，甚至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即要藉「綱常名教」以推動復辟的種種倒行逆施，無非是要將孔孟思想文化中專制的思想文化體系，當成鼓吹專制復辟的思想力量和精神法寶。
第四、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交相並作。猶如世界許多國家的民主革命曾伴隨著或交叉著民族、種族等革命一樣，雖然常常是「一損俱損」，卻也常常能「一榮俱榮」。其對民主革命而言，或損或榮，便要看這個國家民主革命爆發的歷史條件。如前所述，中國的辛亥民主革命，先天的弱勢固多，卻伴隨著民族革命的巨大推動力量。再加上這個民族革命又具有外反列強瓜分和內反少數民族專制統治的雙重意義，因而，這個民族革命的助力，也就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辛亥民主革命的迅速成功，所謂一榮而俱榮者。但是，它加速了成功，也帶來了問題。
問題之一，是因清王朝垮得太快太易，從而渙散了革命派的銳氣，不僅造成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不利狀況，而且造成了「革命黨消、革命軍也消」的危險狀態。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對於袁世凱的輕信和讓權，特別是革命派自撤南京留守府和主動裁撤革命軍隊的做法，實為嗣後反覆辟的艱難鬥爭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問題之二，是因滿清王朝崩解過速，從而造成只垮了朝廷，而各級官僚集團、特別是舊王朝軍隊未垮這樣一個嚴重禍患的存在。一方面，因許多舊官僚只需喊一聲 「擁護共和」，便能搖身一變而成為新官僚，所謂用「銀桃子」取代了頂戴花翎，換湯而未換藥；另一方面，因舊王朝的軍隊已立即裂變為中央和各地軍閥的私家軍隊，從而導致來日各路軍閥混戰的發生，更作成了袁世凱擁遺朝之兵以復辟帝制的先決條件。可以說，辛亥之後直至南方革命軍北伐之前，其間十數年，革命要想戰勝復辟之所以如是艱難，無非是因為遺朝有兵而革命無軍罷了。
問題之三，是因滿清王朝垮得過快，從而造成大部分政治改良者於轉瞬之間便完成了立場的大轉移。所以，不少人就只可能「新其貌」而不能「新其心」。特別是一些著名的改良人士，曾因滿清統治集團的「請進和趕出」，即抬舉和打擊，又造就了他們的名聲，所以，事當袁世凱再造帝制、張勛再造復辟和北洋軍閥再造「假共和、真復辟」之時，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便立即成了推動專制復辟的能臣大將，和一批在思想文化界鼓吹專制復辟的先鋒，如著名的康有為、楊度等。他們之要救滿清，和滿清雖已不救，卻仍然要救君主制度的言行，實為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的痛苦較量，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局面。
第五、專制列強和民主列強的聯合圍剿。辛亥革命雖因歐風美雨、即歐洲民主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的影響，而確立了它鮮明的民主革命目標和明確的民族革命目標，並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但是，中國的民主革命卻遭遇了一些專制列強和民主列強的聯合阻撓、反對、甚至是粗暴干涉。武昌起義後幾天，列強便在武漢江面集中了十餘艘軍艦，以監視中國革命勢力的活動。駐北京的外交使團則立即接受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恆的建議，促使清政府重新起用已被罷黜兩年的袁世凱，以扑滅中國的革命。俄國駐華公使郭索維茨在對「四國銀行團」美國代表司戴德夫人的談話中，更是坦率地承認他「唯一的意見，就是要使中國衰弱不振，並始終反對中國能夠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03 一九一二年初，當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接受孫中山的建議，決心北伐以反擊袁世凱對革命的軍事反撲，並在安徽、河南、湖北，尤其是戰略重鎮徐州屢敗和大敗清軍時，列強 —— 不分專制強國或是民主強國便又聯合起來，公然出面支持袁世凱。其各國軍艦不僅在長江游弋以向中國的革命軍示威，而且於渤海灣阻止中國革命軍登陸。駐京各國外交使團甚至蠻橫宣布：「不准革命軍在京奉鐵路兩側十里內戰鬥」。俄、日兩國尤藉機增兵東北與內蒙，然後又做出「中立」的姿態為南北和談「牽線搭橋」，終於逼迫南京臨時政府將剛剛誕生的共和政權，向假言「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的袁世凱拱手相讓。其後，德國皇弟亨利親王還曾親赴青島公然向溥偉表示， 「他的皇帝陛下，及他本人，將竭力支持清王朝的復辟」。04
此後，當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意圖愈趨明顯，中國人民反對袁氏復辟的鬥爭也日趨激烈之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竟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公然向袁提出「二十一條」，並以「中國如欲改國體為復辟，則必贊成」作誘餌。袁世凱的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還公開發表了「共和憲法持久策」一文，鼓吹「中國應由袁世凱做皇帝，總攬大權，復辟帝制」。袁世凱的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亦公開在《亞細亞報》上發表了「共和與君主論」，宣揚「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其後，不論是在北洋軍閥屢悖混戰的痛苦歲月裡，還是在南方國民革命軍北伐推倒軍閥統治的輝煌年頭，世界專制帝國和西方民主強國，無一不為了他們在華的利益，不是成為混戰中各派軍閥的支持者，便是公然地反對中國革命軍北伐統一中國。可以說，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直至一九二八年中國革命軍二度北伐成功，中華民國獲得初步的統一為止，世界一些專制帝國和一些民主強國，特別是日、俄兩個專制惡鄰，實無一家不是一貫地和賣力地反對中國革命和中國統一者。
第六、遭遇共產革命所造成的歷史混亂。辛亥革命成功之日，正值國際共產主義思潮東渡，俄國實現共產專制復辟的「革命異變期」。由列寧對俄國民主革命的背叛，所造成的民主政體向共產專制政體的倒退，不僅將以革命名義實現專制復辟的願望與手段，由它的「一聲炮響」便送到了中國，而且為正在堅持民主革命而反對專制復辟的中國，製造了由革命性質、革命理念、革命目標、革命主體和革命手段的不同，所帶來的極大思想混亂和革命混亂。由是，世界共產革命終於在尚未解體的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尋找到了它絕好的 「革命土壤」；中國的傳統農民革命更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找到了它最為誘人的現代形式；形形色色正在向民主革命與共和國體實行瘋狂反撲的專制勢力，固已得到了它所需要的歷史混亂；而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所帶來的思想解放和輿論自由的局面，又為馬克思主義復辟哲學和共產革命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帶來了絕好的時代條件。再加上不論是世界專制帝國，還是西方民主強國，他們在對華利益關係基礎上所結成的，反對中國民主革命的「神聖同盟」，又一再地激怒了善良的中國人民。於是，馬克思主義旨在批判西方民主制度與西方自由經濟的思想和理論，也就在中國找到了它又一片廣闊的天空。由是，民主革命的理念被模糊了，民主革命的對象被轉移了，傳統農民「均貧賤、等富貴」的大同思想，輕而易舉地便與馬克思主義「人人有飯吃、個個有衣穿」的共產革命目標一拍即合。而以先進知識份子為主體的國民革命陣營遂產生了動搖，發生了分裂。其中一些人更為自身傳統知識份子的本能所決定，搖身一變就成了「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並且立即為蘇俄發現、青睞、支持和扶植。從此，中國國民革命在其與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的艱難較量歷程中，又遭遇了一個更加具有社會基礎，並且直接受到外國顛覆勢力數十年支持和指使的「紅色」專制勢力，在革命名義下對她的瘋狂反撲，從而為中國民主革命戰勝專制復辟，製造了一個更加艱難和痛苦、更加複雜和危險的時代環境。
第七、日本帝國的長期和瘋狂侵略。中國國民革命雖然遭遇了上述種種艱難較量，然而，給中國國民革命進程帶來了最大災難的，卻是日本帝國對中國長達十四年的侵略戰爭。這一場侵略戰爭在中國所造成的直接後果，便是在辛亥之後，當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已經為中國人民所艱苦戰勝以後，卻為共產專制復辟在中國的成功，帶來了絕好的歷史契機和歷史條件。中國國民革命，因此而再一次遭遇了最為嚴重的挫折；辛亥革命的主要民主成果，由此而被徹底推倒；近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從此被阻扼在共產專制復辟的厄運之中；中國大陸人民更因此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裡，遭受了曠古未有的殘暴專制統治。從而使得中國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最後成功和全面成功，被拖延了半個世紀以上。
二 中國人民堅決反對袁世凱、張勛的公然復辟以「護國」
儘管以辛亥為勝利發端的中國國民革命，要想戰勝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乃有著特別的艱難性，但是由辛亥革命的勝利和中華民國的創建所開創的嶄新歷史條件，所蔚成的良好時代風氣，所普及的民主共和思想，所交待的「護國護法」重任，不但正在使得中國人民更加地「懂共和，解民主」，而且能夠義無反顧地堅決反擊和堅持反對清王室、特別是袁世凱和張勛的公然復辟，從而奪取了第一輪護國護法的歷史性勝利。
第一、袁世凱圖謀復辟帝制的由來和經過
清王朝固因積弱既久而崩解過速，但是，辛亥之後被逼退位的遜清王室所懷抱的復辟願望，卻持之以恆，歷久難泯。自滿清崩解直至滿州國建立，溥儀固然從未停止過他的復辟活動，而散落在南北各地的清宗室人等亦因深懷亡國之恨，而心心唸唸都在復辟之中。他們或是成立孔教會、孔道會、讀經會等，以宣傳「非復辟不能救中國」；或是以祖國的山林、土地、牧場、礦山作抵押，企求日、俄等外敵支持他們的復辟行動；甚至以允諾滿州獨立為條件，收買蒙古馬賊巴布如布的蒙古軍以發動武裝叛亂。曾參預張勛復辟的前陝甘總督升允，在失敗時就曾說過「一息尚存，此心不已，留身以待，後會有期」的決絕之詞。
雖然，清王朝因氣數已盡，時勢難逆，而復辟無望，然而，復辟的危險卻沒有因此而減弱。辛亥之後，復辟的最大危險，無疑來自那個既能夠權傾當朝，又能夠兵迫革命的袁世凱。由於日、俄、德、英、美、法等列強對他的支持，更因他擁有一支由他自己訓練出來的王朝軍隊，還因他出山之日，便是他心懷叵測之時，05 因此，自他銜命鎮壓武昌「叛亂」起，便一步一步地向著「帝制自為」的方向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直至黃袍加身、一朝覆亡而後已。他先是擁遺朝之兵，要求清廷與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同時解散，以由他來組織一個「共和政府」；後則假言「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而借用國際國內支持力量，以逼迫南京政府讓權。及至民主憲政、政黨內閣和國會政治日倡，他竟暗殺宋教仁以廢除政黨內閣和全國大選。一旦陰謀入序，又立即逼迫國會先選他做正式總統，再製定憲法。隨即罷免三位革命都督 ，06 稱將軍、改官制。然後便下令解散國民黨，宣布解散國會，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制定總統權即等於皇帝權的「中華民國約法」。既改責任內閣制為總統制，又撤銷國務院，設政事堂於總統府內……及至陰謀就緒，乃號令祀孔祭天，親率百官赴孔廟祭孔，以為他復辟帝制的「先聲」。陰使組織「籌安會」和「全國請願聯合會」，07 召開「一致恭戴他為中華帝國皇帝的全國代表大會」。直至他登帝位接受百官朝賀之日，竟成為雲南軍政府成立，全國「護國討袁運動」鋪天蓋地之時。
第二、中國人民堅決反擊袁氏復辟帝制的勝利
面對著袁世凱亦步亦趨、步步緊逼的復辟行徑，已經「懂共和、解民主」的中國人民，不僅將反對專制復辟、推進國民革命的歷史任務，義無反顧地擔當在自己的肩頭，而且反對公然復辟的成功、迅速和徹底，實為世界各國所不能相比。由袁刺殺宋教仁而猛醒的孫中山，因已經意識到袁氏復辟的危險，從而指出「非去袁不可」。由是，孫發動了二次革命（參見第五節）。二次革命雖然失敗，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卻絕「不因挫抑而灰心，不以失敗而退卻」，而是「日夕共謀」，旨在武裝倒袁。國中廣大民眾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亦要求「除惡務盡」。誠如孫中山所論，「自經此役（按 —— 指辛亥革命）中國民主政治已為國人所公認，此後復辟帝制諸幻想，皆為得罪於國人而不能存在」。08 中國人民因對袁世凱復辟帝制深惡痛絕，同仇共憤，絕不以袖手旁觀為己任，從而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為者，全國人民共擊之」的感人政治局面。知識份子中的先進者，固因「慧眼識天仇」，很早便識破了袁世凱妄圖帝制自為的野心，因而指責袁是「假共和之名而擁兵力以行專制的魔王」。09 《北京時報》更公開刊文，揭穿「袁世凱通令祀孔祭天無非是帝制復辟的先聲而已」。知識界和輿論界如此，廣大民間莫不如是。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河南寶豐人白朗在起義的佈告中就公開指出：「我國自改革以來，神姦主政，民氣不揚。雖托名共和，實厲行專制。本都督輟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糾集豪傑，為民請命。」 並提出要「逐走袁世凱，以設立完美之政府」。及至袁氏復辟帝制的行徑日趨公然，黃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時，全國五百多家報紙遂以鋪天蓋地之響，與袁不共戴天，所謂袁氏乃被「氣死」之說，由是而來。
幸運的是，正是因為共和主義的理念，已經成為全中國人民的政治理念，中華民國的共和國統，已經成為全中國人民擁護的國統，所以，於此大勢之下，連曾力倡改良，反對革命，並曾為袁世凱鞠躬盡瘁的梁啟超，亦終於在不寒而慄之中翻然醒轉過來。梁不獨敢於《大中華》雜誌發表洋洋萬言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的大文，以對古德諾之流邪言中國「只能行專制、不能行共和」的助袁復闢謬論，予以堅決地反擊和揭穿，而且拒誘惑、蔑威脅，公然上書袁氏稱：「誠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出中國過去大姦雄之結局；願我大總統之榮辱與中國以俱長，不願我中國之歷數隨我大總統而俱斬。」梁啟超以 「先生所言，全國人人所欲言；全國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動天地」的巨大魅力，10 揚反袁護國之正氣，斥袁氏復辟之反動，並親自護送蔡鍔秘密赴日轉滇，以發兵「護國」。蔡鍔抵滇後，遂宣布雲南獨立，組「護國軍」，更在袁氏於北京新華宮接受百官朝賀之日，發布討袁檄文，公布袁氏罪狀，揭開了反袁護國戰爭的序幕。
蔡鍔決心反袁護國的消息傳出，昆明人民遂到處懸掛中華民國國旗，張貼「擁護共和萬歲」的標語，繳納捐款者爭先而恐後，要求參軍者涕泣而不能止。全國人民的支持使蔡鍔意氣風發。蔡遂以「不斬樓蘭誓不還」的精神，既以二萬反袁之旅對陣袁氏三十八萬皇家軍隊，又以六千入川之軍與袁氏激戰於川南。由是而使海內外人心奮起，反袁的聲浪響徹神州，護國的勝利遂成定局。蔡鍔揮師出兵不過二旬，貴州與廣東已相繼宣布獨立。山東居正起兵護國不數日即已克十餘城。當此情勢之下，國務卿徐世昌遂辭職而去，袁氏心腹大將段祺瑞與馮國璋 —— 前者抱病隱居西山，不願為袁一助；後者則以江蘇將軍之身，先擁兵南京以觀望時局，繼則與江西、浙江、山東、湖南等省將軍共同壓迫袁氏取消帝制。袁世凱被迫於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撤銷帝制，於三月二十三日廢除洪憲年號，復任總統。四月初，下令改組內閣。五月八日，因各獨立省份軍人已於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宣布指揮全國軍政，發表《十九省公民否認袁世凱冒充總統書》，並稱：「袁逆不死，大禍不止，養癰蓄疽，實為亂基。願國人速以決心再接再厲，撲殺此獠，以絕亂種。」五月九日，孫中山發表「討逆宣言」，號召「除惡務盡」，尤指出「保持民國，不徒以驅袁為畢事，決不使有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於時，曾一度支持過袁的海外華僑也紛紛致電國中，要求將袁「執行國法」。五月十九日，袁世凱發表「宣布帝制始末案」，企圖嫁禍於人，並策劃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袁心腹愛將四川將軍陳悖、湖南將軍湯薌銘亦相繼宣布獨立。六月六日，袁遂於全國人民同仇共憤、一致聲討中病死。袁世凱圖謀復辟帝制由此而告慘敗。
第三、中國人民反對張勛擁戴宣統復辟的迅疾成功
應該說，正因為辛亥革命之後，共和主義思想已經成為全國上下莫敢一辯的新思想，中華民國已經成為舉國上下共同體認的新國家，是故，在反袁護國之役中，連大大小小的軍閥，直至袁逆的親信愛將，都不得不在「護國」的旗幟下響應共和，反對帝制；維護民國，反對復辟。所以，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當張勛竟敢乘黎元洪、段祺瑞爭奪之際，率辮子軍赴京以公然擁戴宣統復位時，不僅北京十幾家報紙「一律停刊，表示抗議」，而且上海的印刷工人也拒不排印唯一鼓吹張勛復辟的《國是報》。上海商界更為反對張勛復辟而一體懸掛中華民國國旗，以示擁護中華民國共和國統的決心。其時，反對張勛復辟的通電，「一日之內不僅高可盈尺，更有血性男兒，多有不避鼎鑊者，乃執筆痛言」，以反對復辟。偽學部尚書瀋增植在滬住所，既被「義憤之士」投擲炸彈，而參預張勛復辟的主要人物萬繩軾、劉廷琛，因南昌人和九江人「無不唾罵其人為禍胎與甘心從逆，其兩家人因不堪眾矢之集，只好舉家避去」。在廣東，因 「張勛復辟，中斷共和，電報傳來，人心悲憤」，竟發起「國民哭靈大會」，後改名「國民護國後援會」，以表示他們反對張勛復辟的痛絕之心。輿情如此，國情如是，段祺瑞遂於馬場誓師，決驅張以推倒復辟，從而使這一場清王室的公然復辟，成為一場鬧劇，僅僅十一天就亡殂於人心共討之中。此後，一切欲擁遺朝之兵，據私家之軍，以覬覦復辟專制者，都不得不以維護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為旗號，卻又借閹割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為手段，來達到他們「假共和、真復辟」的目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