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悄然過去，國內媒體熱衷於總結已過一年的幾大新聞、幾大網路流行語之類。但是，有一個話題必將繼續成為二○一一年關注的熱點。它產生於二 ○一○年上半年，可稱得上是精英共識──少數人壟斷了社會優質資源，多數人失去了改變命運的機會，以極端方式重新洗牌即進行社會重構的思潮，必然在某個時點上演變為大規模社會行動。
社會行動改變現存秩序，按現代政治學術語講，叫參與爆炸。它直接導致古典型大崩潰，即如屢發的古代農民起義所造成的後果。有反對意見稱：中共握有強大的合法鎮制資源，「黨指揮槍」的原則為其核心能力。但是，也有專家指出：「軍隊也是社會的一部分，儘管它相對獨立、相對封閉。軍隊內部不僅存在嚴重的不公，也存在比社會其他部分更嚴重的腐敗。」
對此，一位知名歷史學家坦言：所謂黨指揮槍不過是個虛飾性原則，秦朝中央對軍隊的控制能力遠比現在強，而在重新洗牌發生之際，南越地區軍隊不僅拒不救援中央，反而藉機割據。「趙佗問題」到西漢第四代才得以解決。
權貴資本主義的守夜人
體制內學者熱烈討論重新洗牌問題，是對習近平二○○八年十月發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週年講話的詮釋。彼時，習警告體制內高官：「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
據北京一位資深媒體人士說：有些力主反腐的退休高幹讀了發表於中央黨校《學習時報》上的文章，老淚縱橫說「有這樣的思路，我們就不用擔心共產黨的命被別人革了。他們確實指望習近平大力刷新政治。」然而，習也是權力交易市場上的投機商，他不可能超脫於派系，也不可能不極力搞好平衡。
對於習使用團結手腕的近期做法，接近權力核心層的分析人士稱：習即便不明顯地重複江澤民「以腐敗換團結」的路子，至少也會以團結為名來降低反腐力度；他「不可能實行政治改革」，實質身份仍然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守夜人」。無論新興的「西北幫」還是曾慶紅要他保護的太子黨，都在等待習上臺後給他們分配優惠的政治資源。
吳南生言論遭高層圍剿
體制內開明人士為給政治改革造輿論，打出了「反對權貴資本主義」的旗號。先是鄧時代改革宿將、原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吳南生（前曾擔任廣東省委書記）在小范圍內談話，指出「要警惕那些鑽入市場的權力」，「只有民主政治是限制權力無限擴張的政治制度」。時隔半年，素有「吳市場」之名的大牌經濟學家吳敬璉與《新京報》記者對話，指出：「權貴資本主義就是官僚資本主義，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
二吳言論在理論界掀起兩波巨大風浪，中間又由新華社《半月談》推助，給出中國富豪的三大來源：一為草根崛起，如浙粵兩地商人；二為由官轉商，如青島雙星集團總裁汪海等人；三為紅色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資本，故起步較高，容易獲得資源」。由於第三項會涉及現任政治局委員及常委的家族人員，《半月談》沒敢舉例。即便是如此策略地表達，仍然招來高層的圍剿，先後有賈慶林、李長春、劉雲山、王樂泉等人批示該文有方向性問題。劉雲山本人則親自到新華社訓示該社高層，揚言要收回對新華社的委託。《半月談》本係中宣部創立的重要黨刊，其業務方面的工作委託新華社來處理。因此，新華社在選題、組稿、編輯方面有較大的自主權。
事件當中是否有習近平捲入的因素，外界尚無從得知。不過，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吳南生素為習仲勛所賞識，習仲勛曾與葉劍英一起到深圳聽取吳南生的匯報，因此，吳南生談話「諷諫」習近平之意圖十分明顯；第二，北京高層有小道消息說「習近平受政治局委託，以書記帶班人的名義，給吳南生寫信，希望得到吳的 ‘正常渠道建議’，頗含威脅之意」。後一項，傳說成份大一些，但也不難看出習「決不政改」的形象在官場與民間已經形成。
越醜越有份量的權力怪圈
中共本身已經是無數個利益集團的龐大組合體，就算習近平想實施政改，也會遭到中下層的強烈反抗。人們均知道濫用公權力是一種醜行，但是，在中共內部已經形成了越醜越有份量的潛規則。有所區別的是，高層對此表現還隱秘一些，而中下層則完全無所顧忌。比方說，發生在河北大學的「我爸是李剛」事件尚未有初步結果，浙江溫州又出了「我叔叔是金國友」事件。
在浙江溫州，一名金姓男子醉酒駕車與他人車輛刮蹭後，召集朋友毆打交警並對被蹭車輛進行打砸。施暴之時放言：「我叔叔是金國友，跟老子作對的話非弄死你們不可。」溫州警方起初對該人實施了行政拘留二十日的處罰，在網路輿論壓力下才改為刑事拘留。至於其叔金國友，不過是溫州市下轄永嘉縣退居二線的公安局副局長而已。一個最高不過正科級的官員，其侄竟如此囂張，由此可見中共中下層深陷越醜越有份量權力怪圈之情狀了。
越醜越有份量的權力怪圈，導致了嚴肅的民間學者對國家性質即政治制度的疑問。有歷史學者在博客上回應讀者跟帖提出的話題時說：「有人說，中國目前的體制叫國家資本主義。這可以商榷。但決不是社會主義，也談不上初級階段。因此，中國急需政治改革，否則，就會出現社會自動重新洗牌的事情。」
自我麻醉能維持多久？
研究中國社會不公問題的學者當中有人稱：中國正處於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與東歐轉軌初期的狀況，即制度腐敗突出表現在「政府俘獲」方面。政府被俘獲後，就得老老實實地為資本服務。但是，中國的「政府俘獲」自有其特色，最明顯的就是：政府本身作為一龐大的利益分配系統，它首先樂意為自己服務。
中國社會出現大崩潰之前，政治道德已經全面崩潰。換言之，整個統治集團已經處於欺騙不了底層社會、但又不得不靠騙術來自我麻醉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