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國國民黨堅持反覆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艱辛歷程
一、中國國民黨的由來、性質、理論和綱領
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的艱難歷史進程中，要想明白中國國民黨堅持反覆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艱辛歷程，首先就要對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政黨的由來、性質與發展，有一個清晰的認知。
「國民黨」，是發動辛亥革命成功的主要政治團體 —— 中國同盟會，在辛亥之後進行公開大發展的一個歷史結果。是民國初年中國形形色色政黨中最大的一個政黨。一九一二年八月，中國同盟會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綱領，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以及全國聯合進行會成立了國民黨。持平而論，如果當時並不存在著一個「才足以帝制以自為、智足以壓服民黨、魄力足以借刀殺人」的袁世凱，作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則於民初共和主義思想頗為普及，國民黨已經在國會參、眾兩院獲得絕對多數席位，宋教仁亦在全國競選中深獲民眾擁護的歷史條件下，通過議會政治，組織政黨內閣，從而把中國建成一個民主、法制之共和國的目標，也就未嘗沒有實現的可能。但是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被袁暗殺這個悲慘而且黑暗的事實，卻阻斷了這個可能。宋教仁被刺後，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歸於失敗，袁世凱遂相繼宣布解散了國民黨和國會。其時亡命日本的孫中山因痛感「國民黨的蕪雜」，而決心「正本清源」，因而，才於日本成立了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雖然對外仍沿用國民黨的名義相號召，對內則要求恢復中國同盟會時代的革命精神，在軍事上要以武裝討袁為目的，在思想上要堅持實行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在宗旨上要以創建「五權憲法」為目標，並接受袁世凱之所以能夠篡權復辟、革命黨之所以被迫讓權失敗的教訓，確定了「軍政、訓政和憲政」之重大革命方略。應該說，這實在是孫中山民主建國思想的一個重要發展，為嗣後中國民主革命反覆辟的歷史進程，深化了理論，明確了綱領，規定了它的革命歷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凱之死，因使倒袁目標實現，中華革命黨本部遂遷往上海，並通令海內外各支部一律恢復國民黨名義，但為別於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普通政黨國民黨，本部初用中華國民黨之名，一九一八年八月始正式稱中國國民黨，一九一九年十月則正式公布《中國國民黨規約》。中國國民黨在組織上一是確定中華革命黨黨員即為中國國民黨黨員。二是規定民初的國民黨員須重新履行參加中國國民黨的手續。在性質上則宣稱自己是革命政黨，不惜以革命手段和武裝力量推倒反對共和的政敵，因而有別於民初的普通政黨國民黨。在革命目標上則進一步明確規定，中國國民黨要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在革命方略上亦明言必須堅持「軍政、訓政和憲政」 的革命歷程。上述各項原則不僅明見於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二零年之後歷次修訂的黨章和發表的宣言，而且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而愈見完善。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由中國國民黨所發表的「宣言」，不僅全面地和系統地就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個方面闡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綱領，尤將人民直接投票行使創製、選舉、復決與罷免的權力，和人民擁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提到了相當的高度，並予以確認。從而具顯了她作為一個民主革命政黨的基本性質。
二、中國國民黨反覆辟的艱辛歷程
應該說，中國國民黨（按 —— 為了敘述的方便，姑以此名稱總代中國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華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黨）於辛亥之後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制復辟的艱辛歷程，恰如孫中山本人所概括的那樣，可以分為「護國之役」和「護法之役」這樣兩個歷史階段。
一、護國之役
護國之役的第一階段是革命軍的第一次北伐。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為「鞏固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而陸續頒布各項「民主建國法令」，推行各種民主政治舉措，雖然使全國民眾有了開天闢地之感，但是，卻使袁世凱一心要由他建立「新政府」的陰謀瀕於破產。於是，袁才一邊指使其部將馮國璋、段祺瑞等發出「誓死抵抗」的叫囂，一邊撤銷唐紹儀的議和代表資格，34 一邊發兵攻陷武昌，與革命軍隔江對峙，蓄意製造緊張態勢，以逼迫剛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由是，孫中山第一次提出了「北伐討袁」的主張。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三日，北伐的革命軍敗清軍於安徽宿州等地，戰略重鎮徐州亦不戰而下，安徽、湖北、河南各戰場革命軍均獲得相當勝利。如前所說，只因列強公然出面、出兵支持袁世凱，才再一次逼出了「南北議和」的局面。這便是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嶄新民主政權的第一次北伐，也是北伐一詞的由來。
護國之役的第二階段是二次革命。雖然袁世凱在各專制列強和民主列強的支持下，曾「誓言」「願竭盡其力量，發揚共和之精神，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不僅騙取了民主革命派的信任，而且獲取了中華民國中央政權。但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氏謀殺宋教仁的槍聲，不僅使孫中山「猛醒」，而且使孫中山立即意識到，要推倒復辟，「非去袁不可」。由是，孫中山發動了二次革命。滬、皖、湘、鄂、閩、重慶等相繼宣布獨立，江蘇都督程德全亦在黃興迫動下宣布討袁。國民黨人江西都督李烈鈞遂組織討袁軍，發表討袁通電，並赴湖口督師。二次革命固然因北洋水陸兩軍夾擊湖口，陷南昌，佔九江，和袁軍張勛部攻佔南京而失敗，但是，卻首開辛亥之後中國國民黨堅決反擊袁世凱復辟的端緒，拉開了反袁復辟的第一幕。其後，孫中山雖然被迫亡命日本，但他「不以挫抑而灰心，不因失敗而退卻」，「東渡以來，日夕共謀，非欲雪暌醜之恥，實欲竟辛亥之功」。正是為了竟辛亥之功，孫中山和他的中國國民黨 —— 中華革命黨，才在袁世凱復辟帝制的緊鑼密鼓中，一邊派胡漢民、鄧鏗、許崇智等先後往南洋籌款，以準備在國內發動武裝起義；一邊又於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派員刺殺袁世凱心腹 —— 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發動上海肇和艦起義；一邊派國民黨人李根源聯繫廣西陸榮廷、廣東陳炯明和時在雲南、四川、湖南、安徽的李烈鈞、熊克武、紐永健、柏文蔚等，以圖軍事討袁。從而為蔡鍔反袁護國的一舉成功，更為袁後張勛擁戴宣統復辟的迅疾敗亡，在全國範圍內作了準備。
二、護法之役
因孫中山先生在發表「討袁宣言」時就已經明確指出：「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為畢事，決不有使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所以，當「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段祺瑞轉身就又變成「再造專制」的大姦雄，北洋軍閥轉臉就從袁氏公然復辟走向了「假共和以復辟」時，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已經進一步認識到，「袁世凱雖死，而袁世凱所留遺之制度，不隨以俱死……曾不期年，而毀約棄法，解散國會之禍再發，馴至廢帝復辟，民國不繼如屢。復辟之變，雖旬餘而定，而毀法之變，則愈演愈烈」。由是，為保護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不被閹割，為維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國會不被廢棄，孫中山和他的革命黨人開始了長達六年的護法之役。
護法之役的第一階段 —— 第一次護法戰爭。因孫中山指斥段祺瑞「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並首先舉起了「護法」的大旗，一百五十名原國民黨議員遂隨孫南下，海軍總長程璧光亦率第一艦隊開赴廣州，然後召開「非常國會」，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任命孫中山為大元帥，併發動了第一次護法戰爭。但是，不久以後，蓋因唐繼堯、陸榮廷為首的南方軍閥與北方直、皖軍閥暗中勾結，並在廣州組成「西南自主各省護法聯合會」，以對孫中山的廣州中華民國軍政府釜底抽薪，方使得正在湖南作戰的北伐軍歸於敗北。為此，孫中山乃痛感「南與北如一丘之貉」，因此憤而離粵。第一次護法戰爭遂以失敗為告終。
護法之役的第二階段 —— 第二次護法戰爭。第二次護法戰爭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裏曾獲得相當的勝利和發展。一九二零年，因陳炯明於福建彰州誓師後返兵歸粵，並請回了孫中山，廣州革命政府得以重建。翌年四月，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後即揮兵西進，並於同年七月十五日克南寧，八月一日佔桂林，南方革命政府遂在形式上統一了兩廣。其後，孫中山於十一月十五日在桂林設立大本營，在政治上與皖系及奉系結成三角同盟，冀抵制掌握北京政權的直系軍閥；在軍事上則秣馬勵兵，準備北伐打倒北洋軍閥。一九二二年四月，北方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孫又設大本營於韶關，遣李烈鈞、許崇智北伐以攻江西。李、許於六月二十二日克贛州。直系為阻孫北伐，一面宣布恢復舊國會，使廣州政府無護法之依據；一面陰使五百萬圓賄賂陳炯明叛變，陳遂以護法成功為由，迫孫下野，因不得，竟於六月十六日炮轟廣州觀音山總統府，從而造成孫中山二度護法的失敗。
護法之役的第三階段。二度護法的失敗因使孫中山有了「山窮水盡」之感，所以他才選擇了另一條反覆辟的「危險之路」，即在蘇俄數度謀劃請求之下，開始了「聯俄容共」的做法，雖給未來的中國國民革命埋下了天大的禍患（參見下章），卻為他重建南方革命政府、創建黃埔軍校和北上護法帶來了機會。雖然北上護法，因段祺瑞與各路軍閥的抵制和孫中山本人的逝世，而再一次夭折，然而，五年護國，六年護法，以反對袁氏復辟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以復辟」的艱辛歷程，卻沒有白走。因為，正是護法之役，才為孫後蔣介石領導北伐勝利、實現中國國民黨「竟辛亥之功」的歷史願望，奠定了基礎。換言之，中國國民黨，也正是在十七年反覆辟的艱辛歷程中才得以成長和發展，並迎來了她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輝煌歷史歲月。
兼論 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革命誘發沒有因果關係
第一、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寶愛共和，厭棄專制」的思想革命，標舉的是「民主與科學」，追求的是人權和民權，推崇的是科學和崇尚科學的精神，批判的是傳統思想文化中專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及其體系，反對的是專制政治和專制制度的復辟。因而，新文化運動才既不是依據馬克思主義所發動的一場思想運動，更不是要標舉馬克思主義的一場共產革命。更何況早已在晚清民初就開始流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非但只是當時正在中國傳播的資本主義、功利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直至杜威實證主義等形形色色「西學」中的一種，而且是這些並存西學中唯可顧影自憐者，即最無市場者。因而，它非但沒有條件，而且也根本沒有資格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旗幟和理論武器。
其次，新文化運動作為在思想革命前提下所發動的一場文化革命，亦有兩個組成部分。一為白話文運動，二為文學革命。前者固然與馬克思主義思潮沒有任何關係，後者，尤其是在它的發動期和發展期，則從理論到實踐都不曾有過馬克思主義的任何侵入。由魯迅小說「狂人日記」所代表的那一聲「吶喊」，要揭穿的無非是「中國數千年專制的歷史乃是吃人的歷史」這樣一個主題。以魯迅為首的作家所創作的其它文學作品，目的雖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卻根本沒有開出過任何一張「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革命」的藥方，來作為救中國的靈丹妙藥。他們身為作家，直面社會，表現生活，批判專制，渴望療救，固在本質上毫無錯處。即便是因為他們看不出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的艱難反覆較量，才是造成社會病苦的根本病因，我們亦不能因此而去苛求與責斥他們。至於一九二一年中共在蘇俄的直接扶植下成立之後，立即秉承列寧「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的專制政治要求，要把文學變成「共產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甚至於一九二二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上，提出了要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無非是中共要師法蘇俄，將中國的新文學變為 「遵命文學」，即遵蘇俄命，要在中國為發動共產革命而發起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而已。它，無非導致了「從文學要革命而向‘革命’要文學」的過渡，以及共產文學的興起和文學自身的消亡。在本質上，則是要將「文以載道」改變成「文以載共產革命之道」，因而才是對文學革命的變相反撲，和對中國新文學發展的一個根本反動。
第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以反對軍閥賣國為旗幟，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目標，固無任何「主義」作為其後盾，才能激起社會各界和最廣大群眾共同起來以支持之，參加之。如果說工人罷工乃標明「中國的工人階級已經走上了政治舞臺」，那麼，早已在反袁、反張復辟中就已經罷過市，更於五四運動中先於工人罷工罷市的全國商人，即中國的「資產階級」，豈不是更有資格走上政治舞臺嗎？顯然，只有托名這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並給它強加上共產革命的色彩和性質，更標榜 「中國的工人階級已經登上政治舞臺」，才能給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既帶來它的「光榮性和進步性」，又製造了它的「歷史必然性」。
第三、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和中國共產革命的誘發，之所以沒有因果關係，還因為，馬克思主義向中國的傳播乃始於晚清民初西學東漸之時，而非「五四」之後。一九零三年日人福井准造的「近代社會主義」一書，已由趙必振譯成中文出版，是向中國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首批讀物之一。一九零六年的《民報》第二號和一九零八年的《天義報》第十五號及第十六號至十九號，亦已經擇譯發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尤其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因辛亥革命的成功與中華民國的建立，而在中國大地上造就了空前自由與解放的思想局面，一時間不僅各種學術觀點、學問思潮均相興相存，而且形形色色的政黨政團，均呈現風起雲湧之勢。然而在以各種思潮作為背景所組建的各種政治團體中，唯獨沒有一家自稱「共產黨」者。其間，徐企文的「中華民國工黨」和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雖有傾向勞工的意向，卻也不曾明確聲稱他們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更何況他們既沒有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又沒有宣誓要為不要祖國、甚至要出賣祖國的「世界共產革命」而奮鬥，尤其沒有接受「國際」、實際是蘇俄的親手扶植、嚴密控制和直接指揮。毛澤東聲稱「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非但是一句歷史的謊言 —— 因為馬克思主義早就送來過了，而且，指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革命之發端， 若不是有意地篡改歷史，起碼也是對歷史的曲解。
再者，一九一七年在中國首先報導俄國發動共產革命的新聞標題，竟是「突如其來的俄國大政變」35 尤其是由英、法留學生主辦的《太平洋雜誌》，其所用標題「革命後之俄國大政變」，就更是對「民主革命後的俄國政變」，表達了相當的疑問心理。一九一八年，在蘇俄一再假言宣稱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後〔參見下章），除李大釗等少數知識份子乃突然寫出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克的勝利」這樣一些文章，以歌頌俄國共產革命以外，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仍然對俄國的政變抱著觀望和研究的態度。一九一九年冬，胡漢民、戴季陶等就以研究者、介紹者而非信仰者的身份，纂文介紹唯物主義思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成立的「社會主義研究會」，則以被正宗馬克思主義所深惡痛絕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為研究對象。彼時，梁啟超和他的 「共學社」亦開始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叢書》，如《資本論解說》，《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及《何謂馬克思社會理論體系》等等，但都是客觀介紹而已。同時，即便是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雜誌《馬克思主義》專號，其不僅是《易樸生專號》等等專號中的一家專號而已，而且它的出版之日，雖為五四運動爆發之時，但它的編定之日，則無疑是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前。上述事實，足以說明五四運動既與「一聲炮響」沒有關係，更不是馬克思主義才將五四運動引向了共產革命的邪路之上。
第四、一方面，由於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的一波驚起即巨瀾國中，作了思想文化上的準備；另一方面，也正因為五四運動的更加廣闊、更加猛烈、更加深入和更加具有群眾性，才能對新文化運動推波助瀾，直至將它推向了更加廣闊、持久與升華的境界。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這一互動的關係，不僅使它們相映生輝，而它們的直接成果，便是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迭呈較量的中國，推動了一場更大的和更廣泛的群眾性思想啟蒙運動。在這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中，雖然也使得從晚清民初即已東漸的西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形成了一派百家爭鳴的態勢，卻在根本上為在中國傳播民主和科學的思想，特別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而非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造就了重大的社會效應。應該說，正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交替影響和巨大影響，才帶來了對於科學與民主這一人類進步思潮的廣泛認知，和對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普遍瞭解及有心追求，從而使得由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人民已經堅持了十數年的反覆辟鬥爭，從此進入了它的第一個勝利時期。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雖然中共侈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乃使中國工人階級走上了政治舞臺，並由此而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但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即在新文化運動已經獲得巨大成功，五四運動早已奪取了愛國民主勝利之後，中共在蘇俄直接扶植下召開「一大」時，不僅只有代表十三人，其黨員總數隻有五十七人。即便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底，當中共在蘇俄命令下向國民黨謀求「容共」時，它的總人數也僅僅只有四百三十二人。其創黨元年所得民間捐款的總數竟只有一千圓（參見下卷）。這才是共產國際代表既要對中共明言「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就是要挖走那些崇拜國民黨的知識份子、學生、包括工人」 的緣由（參見下卷），更是一九二四年後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仍然只能借「幫助」國民黨，才能於暗中建立和發展中共組織的根本情由。這些無非證明，經過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中國，實在是信三民主義的多，而信共產主義的少。至於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上代表中共所發表的那些歌頌三民主義和中國國民黨的話，及其代表中共向中國國民黨所作的種種保證（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也就更加證明，只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才是當時中國大多數人真正信仰的主義。因而，正確地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乃是對中國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巨大推動，而非誘發中國共產革命的原因。
第五、之所以會產生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誘發」了中國共產革命的曲解，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和它的傑出領袖陳獨秀，後來竟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中國共產革命的最早發動者。因為它明顯地造就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即是中國共產革命的發動者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然而，陳獨秀個人在政治追求上的轉變，不僅有其時代的條件，而且有其個人的原因；而他批判傳統的思想與文化，亦不等於他已經真的決裂了傳統的思想和文化。他作為一個在新舊交替時代曾奮力追求新思想和新知識、尤其是追求西方民主與科學的中國先進知識份子，亦同樣不能說明他已然是一個完全新型的現代知識份子。陳獨秀作為一個傳統型中國知識份子和一個先進的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其對於民主與科學的理性追求，和他對於儒家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無非是在一定的誘因下，即在他眼裡乃是更高的和更科學的「共產主義理想」名義下，歸還了他作為一個傳統型中國知識份子的「本相」。如果說這是他一己的悲劇，毋寧說是新舊交替時代某些中國知識份子完全可能發生的若大悲劇罷了。其根由，無非是「俄國農民身上的共產主義本能」，不但俄國傳統型知識份子身上有之，而且中國傳統型知識份子身上更有之。更何況，中國傳統知識份子身上的那一整套儒家大同思想，又是俄國乃至其他國家的傳統型知識份子所不能稍比的呢。所以，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雖然能夠變成俄式共產革命的「中國發起人」，卻又在一九二七年之後，當他已經認識到俄國共產制度的專制本質和中國共產革命對於中國民主革命的破壞時，他又成了中國共產革命的取消派領袖，直至走向了共產革命的反面，成為中共黨內對俄國共產革命最早和最堅決的否定者，36 從而又未盡失一個民主與科學追求者的本色。應該說，正是從陳獨秀的身上，我們才看到了新舊交替時代，一個真正知識份子的痛苦和複雜追求，和他們為了這個追求所曾付出的代價。一言以蔽之，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與中國共產革命的誘髮根本沒有因果關係。至於中國共產革命的誘發究為何因，這就是本書下一章所要詳細論述的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