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中國民主革命被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的巨大危險
一中國共產革命的外在誘因
——惡鄰沙俄與陰謀推行「東方路線」的蘇俄
要瞭解中國共產革命的真正誘因，就必須瞭解蘇俄推行「東方路線」的陰謀。而要瞭解這一陰謀，就不能不首先弄明白沙俄與蘇俄在本質上的一致性，和它們對我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特別是蘇俄共產革命的目標及其成功經驗，對於誘發中國共產革命的意義。
第一、惡鄰沙俄對我國犯下的滔天罪行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不僅使我們老化和積弱的祖國從此被洋人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而且從此遭遇了東西方列強欺辱和宰割的命運。沙皇俄國雖然也是一個老化的專制國家，但因它正處在為挽救君主制度，特別是為預防革命而施行專制改良的歷史時期，雖然敗亡的命運無例外地在等待著它，但專制改良短暫的正面效應，主要是宗法制農村的破產和自由經濟的產生，卻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不僅增強了它的國力，而且迸發了它的野心。所以，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和隨之而來的喪權辱國處境，也就很快地誘發了它對中國領土和資源的慾望。由是，沙皇俄國不僅作為一個專制「列強」，更作為一個專制「惡鄰」，從此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第一次鴉片戰爭誘發了沙俄掠奪我國黑龍江流域領土的野心
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沙皇為加緊侵佔我國黑龍江流域，任命大臣穆拉維約夫為東西伯利亞總督。
一八四九年，沙俄海軍乘炮艇由海上侵入我國黑龍江和庫頁島地區。
一八五零年八月十三日，沙皇俄國強佔了中國黑龍江省的口廟街，並將之改名為尼古拉也夫斯克。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侵佔中國的庫頁島。
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沙皇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親自率軍闖入黑龍江建立村屯、炮臺和兵站。
一八五五年五月中旬，沙俄再次侵入黑龍江並遷來大批「移民」。
一八五六年底，沙俄強佔黑龍江省下游地區，並設立了「濱海省」。
二、沙俄繼續強佔我國領土，強迫我國簽訂不平等條約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沙皇俄國立即利用第二次鴉片戰爭，並利用「調停者身份」暴取強奪，從而成為我國的一個真正惡鄰。
一八五八年四月，俄國公使與英、法、美公使一道，率領海軍艦隊陸續抵達天津白河口，以進逼津、京。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乘英法聯軍進攻天津，沙俄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率軍抵達我國黑龍江省璦輝縣，並於次日向我黑龍江將軍奕山提出了領土要求。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黑龍江將軍奕山被迫與穆拉維約夫簽訂了《中俄璦輝條約》，即俄國強迫清政府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其主要內容有：中國割讓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予俄國，僅將璦輝對岸精奇裡江以南六十多平方公里的地區留給中國人居住（按：即江東六十四屯）；將烏蘇里江以東的中國領土劃為中俄共管；規定黑龍江、烏蘇里江只准許中俄兩國船隻航行……
因清政府拒絕批准該條約，所以直至一八六零年《中俄北京條約》簽訂，《中俄璦輝條約》才被清政府認可。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二日，沙俄霸佔我國烏蘇里江口伯力，將之改名為哈巴羅夫卡，一八九三年又改稱哈巴羅夫斯克。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沙俄乘英法聯軍攻陷大沽、進逼天津之際，以調停為名，誘迫清政府訂立《中俄天津條約》。其主要內容有：俄國得在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臺南）、瓊州等七處通商口岸通商，並停泊兵船，若別國在中國沿海增開口岸，准俄國一律照辦；俄國得在原定中國陸路通商地擴大貿易，對「俄國商人數目即所帶貨物並本銀多少不得限制」；俄國得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設領事館，在華俄人享有領事裁判權；俄國東正教士得入中國內地自由傳教；俄國在中國享有片面最惠國待遇；中俄兩國派員查勘「從前未定明邊界」（按：意在進一步強佔中國領土）……
一八六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沙俄又乘英法聯軍攻佔北京之際，藉口對英法「斡旋有功」，並以「兵端不難屢悖」相威脅，開始大面積強佔我國領土，強迫清政府簽訂《中俄北京條約》，即《中俄續增條約》，其主要內容有：迫使清政府確認《中俄璦輝條約》；將烏蘇里江以東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給俄國；規定中俄兩段自沙賓達巴哈起經栽桑著爾、特穆爾圖淖爾（今伊塞克湖）至浩罕邊界，「順山嶺、大河之流及中國現在常駐、卡倫等處為中俄邊界」……
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為繼續強佔我國西部領土，沙俄逼迫清政府簽訂《勘分西北界約記》，其主要內容有：將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和栽桑著爾南北四十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割讓給俄國；增開喀什葛爾（今喀什市）為商埠；兩國邊民免稅自由貿易；准許俄國商人在庫倫（外蒙烏蘭巴托）、張家口零星貿易；重申在華俄人享有領事裁判權……
一八七一年六、七月間，沙俄乘阿古伯侵佔烏魯木齊並向東進犯之際出兵強佔伊犁。經交涉，因沙俄拒不交還，清政府乃於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命左宗棠西進。至一八七七年五月，左宗棠率軍相繼克達阪城、魯克必、吐魯藩等地，阿古伯敗逃自殺。之後，清政府派崇厚使俄談判歸還伊犁事，崇厚卻在沙俄脅迫下，於克里米亞半島的裡瓦基亞與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米斯擅訂《裡瓦基亞條約》共十八款。另有《璦輝專條》，《兵費及恤款專條》和《陸路通商章程》十七條。《裡瓦基亞條約》和《陸路通商章程》的主要內容有：中國收回伊犁城。沙俄割去中國伊犁西面霍爾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爾巴哈爾地區栽桑湖以東土地；沙俄可在蒙古和新疆全境免稅進行貿易；開放鬆花江；俄得在嘉峪關、烏魯木齊等七處增設領事；中國賠償兵費五百萬盧布（約合白銀二百八十萬兩）……
因國內輿論嘩然，紛指崇厚誤國，清政府拒絕批准並將崇厚治罪。一八八零年，清政府命駐英、駐法公使曾紀澤兼駐俄公使，赴俄談判《裡瓦基亞條約》。曾於次年在聖·彼得堡簽訂《中俄改訂條約》即《中俄伊犁條約》，雖爭回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卻通過此約與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訂立的五個《勘界議定書》，將七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並入俄國，又將兵費賠償增至九百萬盧布。
三、沙俄侵略我國東北，殘害我國人民，繼續強迫我簽訂不平等條約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由於俄、德、法諸國擔心日本在中國東北勢力形成，遂於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由三國駐日公使照會日本外務省，要求日本放棄遼東半島。特別是對我國東北懷有極大野心的沙俄，更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並以「願與中國共同防禦日本侵略」為藉口，於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誘使清政府於莫斯科簽訂了《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法文本稱為《防禦同盟條約》。其主要內容有：戰爭期間，中國所有口岸均應對俄國軍艦開放，中國地方官應盡力供應俄國軍隊需要；允許俄國在黑龍江、吉林修筑鐵路直達海參威，無論戰時或平時，俄國均有權通過此路運送軍隊和軍需品……通過這一「密約」，俄國終於將它的侵略勢力伸向了我國東北。
嗣後，德國於一八九七年強佔了我國的膠州灣。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沙俄乃緊步其後塵，迅速地強佔了我國的大連灣，並於翌年強迫清政府訂立了《續定旅大租借條約》。
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侵略我國。為乘機大規模侵佔我國東北，沙皇尼古拉二世於一九零零年七月六日親任總司令，下動員令先後調集十八萬軍隊分六路侵入我國東北，並製造了海蘭泡慘案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海蘭泡原名孟家屯，位於璦輝縣黑龍江北岸，一八五八年為沙俄強佔，改名布拉戈維申斯克。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五日海蘭泡俄軍突然封鎖江面，十七日強令中國居民及商人五千人集聚江邊，施以大屠殺，致使「骸骨漂溢，蔽滿江岸」，僅數十名落水者游至對岸璦輝被救起。七月十八日沙俄軍隊又於博多至精奇裡江口一帶，全然不顧江東六十四屯的中國居民擁有永久居住權，竟將其所有房舍毀劫一空，前後共殺害中國人兩千餘。消息傳出，舉世憤慨。七月三十日，俄軍侵佔我海拉爾、琿春和三姓。八月三日，俄軍侵佔哈爾濱，次日佔領璦輝和營口，至是年十月三十一日，俄軍已經佔領齊齊哈爾、吉林、遼陽、瀋陽和錦州。
一九零零年十一月十八日，沙俄又以談判交還東北為名，強迫盛京將軍增祺的代表周冕，在旅順簽訂為他們所擬好的《奉天交地暫且章程》。其主要內容有：瀋陽設俄總管一員，盛京將軍置於俄國總管的監督之下。凡是盛京將軍所要辦的事情，該總管應當明晰；奉天省的軍隊一律解散，軍械一律收繳，各處未經俄軍駐紮的炮臺，營壘和火藥庫，全部撤毀；留俄軍駐防；奉天省各處設立馬、步各隊，轉請俄帶兵官盡力幫助辦理……沙俄以交還奉天為名，企圖完全控制我國東三省。一九零一年一月沙俄逼迫增祺擅訂「章程」事敗露，清政府將增祺革職，並宣布「章程」作廢。
雖然東北人民開始了武裝抗俄鬥爭，英、美、日等國亦因各自的利害關係而出面干涉，沙俄仍於一九零二年四月八日逼迫清政府訂立了《交收東三省條約》，即《俄國撤兵條約》。其主要內容有：俄國撤兵後，中國駐東北的軍隊人數，應添應減，應隨時知照俄國；規定交還山海關、營口和新民廳沿線鐵路後，清政府應給予賠償等。
一九零三年四月，由於沙俄在第二期撤兵期滿時，不僅違約不撤，反而增兵，更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項新的侵略條件，從而激發了中國的拒俄運動，日俄爭奪中國東北的矛盾也隨之激化。由是，一九零四年二月，在中國的領土上爆發了日俄戰爭。
老大的舊專制俄國終於在日俄戰爭中敗給了日本，隨之迎來了國內革命的次第爆發。舊沙皇俄國雖然已經不再有力量成為一個瘋狂的侵略者，但是，它對中國領土的野心，特別是對中國外蒙的野心，卻始終沒有「冷卻」。乘我辛亥之後的歷史動亂，一九一一年，沙俄策動外蒙封建王公宣布自治，並奉博克多格爾為大汗活佛。一九一二年沙俄又強迫庫倫傀儡當局簽訂了《俄蒙協定》。一九一三年，沙俄迫使袁世凱同意外蒙自治，簽訂了《中俄蒙協定》（袁堅持領土主權仍屬於中國）。一九一四年六月，沙俄侵佔了我國外蒙古唐努烏梁海地區。一九一七年，舊沙皇俄國雖然被革命推翻，但是，它對我國領土的野心卻為列寧和斯大林的新沙皇俄國，將之迅速地轉變成為對於辛亥之後的新中國——中華民國的蓄意顛覆和長期顛覆。俄國這個惡鄰確如蔣介石先生所言，實為「我國的世仇大敵」。也難怪我國著名學者和政治家蔡元培，早在一九零三年就創辦了《俄事警聞》報，提醒國人要警惕惡鄰俄國的野心。
第二、惡鄰蘇俄的東方路線、陰謀手段和奪權經驗
一、俄國共產革命的目標和列寧的東方路線
如導論所述，由馬克思主義號召和發動起來的共產革命，因聲稱「工人階級沒有祖國」，所以，它才以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成功，即要「得到整個世界」，來作為它明確的最終目標。酷似中世紀羅馬教廷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共產國際，其宗旨，一是為了統一世界共產革命的組織，二是為了發動和指揮世界各國的共產革命，三是保有對於共產革命理論的權威解釋權，以衛護正宗，反對異端。第一、第二國際雖然在不要祖國和祖國也不要他們的馬克思及恩格斯領導下，在歐洲並企圖在全世界發動共產革命；第三國際則在列寧和斯大林的建立和把持下，將世界共產革命變成了既要忠於蘇俄又要保衛蘇俄的，沒有祖國和不要祖國的革命。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在派兵大舉侵略中國時，就曾對中共指示稱：「誰決心——絕對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誠地捍衛蘇聯、保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國際主義者。」01
共產國際，至此乃成為一國之私，成了為維護蘇俄的利益，而在全球煽動「革命」、實際是進行顛覆活動的巢穴。自二十年代後半期直至全面抗戰開始，在中國由共產黨所發動的長期叛亂和叛國，就全為第三國際所直接指揮。二戰末期，第三國際即已解散，但戰後所謂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內訌和內鬥，均愈演愈烈。儘管如此，在要「得到整個世界」的「共產革命」目標上，他們卻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繼承了列寧和斯大林的遺教及手段，外則對不信共產主義新宗教的國家竭盡顛覆之能事，內則對不服共產教規的人民敢於斬盡而殺絕。這無疑是一樁世界性的新宗教血案。只要你的祖國還沒有被納入「共產國際」、蘇俄帝國或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版圖，或僅僅是沒有去莫斯科教廷「認宗」或「歸宗」，世界共產革命的領袖，即有冕或無冕的紅色沙皇們，就會千方百計地煽動那些不要祖國的「革命者們」造反，或將你排斥在異端的地位之上。而東方第一大國——中國，作為舊沙俄專制帝國一直對之懷有領土野心、並對她犯下過滔天罪行的近鄰，就更成了蘇俄新沙皇專制帝國，用蔣介石先生的話說就是「赤色帝國主義」，用後來中共的話說就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一心垂涎之所在。中國由此而成為他們要發動共產革命、進行紅色顛覆的最主要國家。換言之，即不論中國自身正處在何種歷史狀態之中，亦不論中國是否爆發過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或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新蘇俄專制帝國都不會對中國等閑視之。何況，其時中國不僅已經爆發過民主革命，而且正處在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的「歷史混亂」中呢？這就更加刺激了蘇俄要在中國乘亂髮動共產革命的「革命主動性」。更何況，中國已經爆發的民主革命及其初造成功，又與俄國的二月民主革命性質相同，因而也就如是地不合新沙皇列寧的口味。加之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在歐洲的疊遭失敗，又令列寧早在一九一三年就提出了到歐洲去的捷徑是經過北京和加爾各答這樣一條「東方路線」。至於斯大林所一再警告的「勿忘東方」，就更是說明「東方路線」早已成為蘇俄要「顛覆新中國——中華民國」的一條陰謀路線罷了。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其目的和內容，就是「要號召、組織和領導東方革命」。猶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說，共產國際，「因此而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偉大指導力量」。02共產國際「二大」後，新沙皇俄國便立即從中國的外蒙開始推行它的「東方路線」了。在蘇俄的「幫助」下，外蒙的蘇哈巴托爾和喬巴山終於開始了「革命」。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蘇俄又幫助他們成立了蒙古人民黨（一九二五年改名為蒙古人民革命黨）。同年六月，蘇俄遠東共和國軍隊借追剿逃往外蒙的溫琴白衛軍人而「進軍」外蒙古。七月，蒙古人民軍和蘇俄紅軍聯合攻打並佔領了庫倫（烏蘭巴托）。「人民革命」取得勝利。七月十一日，外蒙在蘇俄的導演下成立了君主立憲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蘇俄又「幫助」外蒙廢除了君主制，成立了蘇俄的紅色附庸國「蒙古人民共和國」。舊沙皇俄國對中國外蒙古的侵略野心，終於由新沙皇俄國「在革命的名義下」如願以償。
二、新專制俄國對中國推行東方路線的陰謀手段
共產革命在俄國的勝利，一方面膨脹了新沙皇俄國的極大野心，一方面則誘發了東方馬克思主義信徒要發動共產革命的熱望。然而，俄國共產革命前列寧雖有「莫斯科——北京——加爾各答」之發動歐洲共產革命的迂迴戰略，但俄國共產革命後，當列寧疊遭歐洲列強威脅，並在對東方、主要是中國稍作誘惑而不得之後，03乃立即轉手，企圖西向，乾脆直接進攻歐洲。為此，列寧不僅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建立了第三國際，重建國際共產主義教廷，建立美、英、法、德、奧、捷克、義大利、芬蘭、匈牙利、瑞典和俄羅斯等國支部，而且直接策動並指揮了匈牙利和德國的「共產革命」，謀立由蘇俄直接控制的蘇維埃共和國。只因為轉瞬敗亡，才使蘇俄要直接在歐洲各國發動共產革命的熾烈慾望，不得不再作收斂，04而將推動世界共產革命之「莫斯科——北京——加爾各答」的舊戰略，重新放到了發動世界共產革命之刻不容緩的日程表上，尤將革命後的中國及其遼闊版圖，當成了他首要的和主要的進攻目標。
這一次，蘇俄非但沒有再淺嘗輒止，而且是鍥而不舍了。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加拉罕發表對華宣言，聲稱放棄帝俄時代與中國所訂的一切侵害中國之條約，即放棄俄人在華之領事裁判權與庚子賠款，租界與租借地，中東鐵路與外蒙以及一切特權。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蘇俄又發表了第二次對華宣言，希望與中國訂約，以肯定第一次宣言中宣布放棄的各條，藉以獵取中國人民的好感。05然後又以「革命的兩手」，一面積極與中國北洋政府修好，一面又謀與中國革命力量聯合以進行顛覆。即，一邊派伏林為代表到北京與北洋政府建交，一邊則派第三國際代表維辛斯基、馬林、越飛等數次來華，一再主動聯絡孫中山先生和中國當時的一些著名知識份子，將反覆辟連遭挫折、正處於困境中的孫中山先生，作為他們一心要爭取和聯合的對象（參見下卷第一章），一邊又積極策劃在中國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革命在俄國的勝利經驗，以直接扶植建立中國共產黨。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即已成為國際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一個組成部分；孫中山「聯俄容共」的做法尚未開始，新沙皇俄國就已經將之納入了它要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陰謀策略之中。
三、俄國共產革命的奪權經驗對於策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意義
由共產革命在俄國的成功所提供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經驗」中，其最為主要的兩條，一是世界共產革命可以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薄弱環節、即封建落後的傳統農業國家或地區首先發動成功。二是以分階段革命理論來代替馬克思連續革命的理論，即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後，立即發動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並在革命的名義下，顛覆剛剛誕生的民主共和政體，全面建立教政合一的共產專制極權制度。這兩條，前者固然在表面上違背了馬克思所謂「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才能發動成功」的共產革命理論，但在實際上卻倡明瞭「馬克思主義復辟哲學恰恰是來源於傳統農業社會的思想意識形態，因而只能夠為封建專制落後的國家和地區所接受」這樣一個歷史的本質。後者則對於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並正處於革命與復辟較量中的落後農業國家或地區，帶來了發動共產革命以背叛民主革命的完全可能性。而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又都能夠在辛亥之後的中國，找到它廣闊的社會基礎和同樣的時代條件。這自然是蘇俄要推行「東方路線」，並首先要在中國策動共產革命的最重要原因。
二 中國共產革命的內在誘因
第一、共產革命思潮在辛亥之後的中國獲得了自由傳播的時代條件
蘇俄意圖推行「東方路線」，即意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之時，辛亥之後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正呈現空前自由和空前活躍的狀態。一方面，自晚清即已傳入中國的西方各種思想、思潮，在中國獲得了更大的文化市場；另一方面，中國思想界仍承襲晚清以來將種種西學都當作「科學」的傳統，亟欲將他們在中國發揚光大，卻既不問其正確與否，亦無能力判斷其是否正確。可以說，「一聲炮響」之前既無人重視馬克思主義；「一聲炮響」之後亦無人去制止馬克思主義。待到蘇俄有心要來中國宣傳它時，則既有欣賞者，亦有反對者，無非是把它當作一種思想或思潮而已。這就為馬克思學說，共產革命思潮，更為蘇俄要向中國傳播俄式共產革命的經驗，造就了天賜良機。
第二、辛亥革命失敗了的錯覺導致了對俄國共產革命成功的羨慕和讚賞
辛亥之後專制復辟勢力對於辛亥革命的反撲及其數度得逞，使得許多身臨其境者頗有辛亥革命已經失敗的遺憾和痛苦。猶如孫中山所言：「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 這種遺憾和痛苦，既然連孫中山本人也不能免，則其影響之深，壓力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因此，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它兩度偽稱「廢除不平等條約」，便在相當程度上激起了中國革命家的羨慕甚至讚賞，直至激發了他們對於俄國「嶄新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嚮往之心。一九一八年元旦，孫中山即在其宣言中稱：「吾對於此近鄰之大改革，不勝其希望也。」同年底，他乾脆致電蘇俄政府稱：「中國革命黨對於貴國革命黨員之艱苦卓絕的奮鬥，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其時，孫中山尚因不瞭解俄國共產革命的本相而出此險招，則一般的知識份子就更把俄國的革命當成了一場新式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革命。中國民間團體不僅強烈表示要接受蘇俄「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還要置南、北兩政府於不顧地，企圖直接與俄國攜手結好。06 《新青年》就曾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以宣傳馬克思的共產革命學說。陳獨秀、李大釗等終於成為蘇俄青睞和扶植的中國第一代共產黨領袖。共產革命因此而在中國獲得了它「真正的開端」。列寧的「東方路線」由是「初戰而告捷」。自晚清以來，因歐風美雨而崇尚與追求西方民主和科學的中國思想界，亦從此開始了自身份裂的悲劇。
第三、中國部分知識份子對於俄國共產革命性質的雙重誤解
首先，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先進知識份子因崇尚西方民主，效法歐美革命而推動起來的政治革命，蓋因民主列強們對內民主卻對外強權，而飽受「歐風吹之、美雨淋之」的痛苦。中國的革命非但沒有獲得歐美民主列強的幫助，歐美民主列強甚至反而支持和助長了中國的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尤其是反動軍閥的長期混亂和混戰。所以，因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而為之一振的中國部分知識份子，對內固然缺少對於革命與復辟較量的深切認識，從而認為辛亥革命已經失敗；對外則天真地認為，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不僅為俄國開闢了「天下大同」的新境界，而且已在國際上推行著一種嶄新的「平等國風」。特別是蘇俄數度偽稱要對我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示」，就更加使得他們因不瞭解其陰謀手段，尤不瞭解其革命的性質和本相，而自己為俄國共產革命畫上了一道美麗的光環。
其次，已在思想文化上堅持數年反覆辟的中國先進知識份子，彼時，他們在國內所追求的革命目標，一為反對封建，即反對封建軍閥的復辟與混戰；二是反對列強，即反對東西方專制列強和民主列強對我國的欺凌和侵略。前者是謂反封建和爭民主；後者則謂反列強和爭獨立。因此，對於俄國共產革命反對沙皇專制統治成功的誤解，07 和蘇俄共產專制政權反對西方列強的政策，也就不僅與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的追求完全吻合，而且起碼在表面上與目標上，符合推動中國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的方向。這就為中國部分知識份子錯認共產革命也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中國革命亦應該與俄國共產革命攜手共進，帶來了認識上的絕對錯失。
第四、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桃花源夢促成了共產革命在中國的誘發
馬克思主義的復辟哲學因自稱是「科學」的共產主義 —— 即「科學」的大同主義，並且又是對於「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徹底否定，特別是它對於「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動人心。因此，這個用十九世紀的科學包裝起來的歐洲大同主義思潮，也就帶著近代西方科學的色彩與魅力，迷惑了視西方一切均為科學的中國知識界，尤其是迷惑了那些土生土長的中國知識份子，和那些並不曾真正瞭解西方文化及其發展的「假洋鬼子們」。再加上他們既憎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革命的干涉和破壞，又不瞭解俄國和俄國共產革命的真情及本相，特別是俄國十月共產革命和俄國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關係，因而竟簡單地認為，只需拋棄歐風美雨，進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以及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劃上等號，即將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對於「桃花源夢」的永恆追求，與馬克思所構造的西方共產主義天堂，以及它在俄國的「實現」混為一談，便不僅算是真正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轉身一變，也就成為「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 了。
然而，這些剛剛脫下了長衫、換上了西裝，剛剛剪下了辮子、梳出了洋妝的中國知識份子，由於洋裝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顆傳統知識份子的靈魂，即雖已「新其貌」，而並未「新其心」，所以，他們才會從對民主與科學的理性追求，轉眼之間就能轉變成為對於現代西方共產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應該說，這既是當時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份子，轉身一變就成了共產主義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共產革命，之所以能夠由那些剛剛還在高喊科學和民主的少數先進者們所發起的根本緣由。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現代部分先進知識份子與共產主義思潮的一拍即合，在實際上僅僅是中國知識份子中的極少數。或曰，在轉身即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追求者的人當中，稱得上是學有所成的知識份子、尤其是大知識份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過西方教育者幾乎沒有。周恩來、鄧小平等所謂赴法國「勤工儉學」，無非是在短暫的打工餬口之餘，去抄了幾條巴黎公社造反的口號罷了。相反，一大批在後來為共產主義思潮所誘惑者，絕大多數是小知識份子即知識青年，尤其是小知識份子中的失意者，或農村中沒有出路的知識青年。他們不僅與歷代農民造反中，專事出謀劃策和制定口號綱領的小地主階級不仕子們一脈相承，而且更為共產革命在中國的發動和擴張，尤其是共產革命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結合和發展，帶來了一批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十三位創始人中，便無一在歐美國家留過學。陳獨秀、李大釗雖為一時之俊彥，前者也只在日本留過學；張國燾、陳公博雖為北大畢業，李達乃陳獨秀學生，但他們不是後期中國共產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叛者和失意倒霉者；其餘八位則不是輟學的農村知識青年，如毛澤東；就是由中國的舊學培養出來的鄉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幾位中學生。08 這樣一個結構，無疑使中國共產黨在其建黨之初，就已經具備了中國傳統農民造反力量在「知識結構」上的基本特徵。倘使說一九二七年前，中國共產黨還是由一兩個大知識份子為領袖的小知識份子的黨，一九二七年之後，其不僅在思想上，尤其在組織上，則迅速蛻變成了一個由一群失意的農村知識青年所領導的農民造反黨了。中共後來的「革命」歷史，特別是它在知識和知識份子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反知識和反文化的農民造反特徵，不過是把這一場由國際共產革命思潮所誘發起來的中國共產革命，合情合理地轉變成了一場傳統型現代農民造反而已。毛澤東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曾一再告誡他黨人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這樣一類「最高指示」，就是它最本質的說明（參見下卷）。
第五、中國共產革命誘發的社會基礎和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革命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被誘發，最根本的內部條件，乃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性質和形態，在辛亥之後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因而，傳統中國農民革命造反的思想和方式，才能與國際共產革命思潮順途而同歸。這才給代表了傳統農業社會復辟願望的歐洲共產主義思潮，和俄國共產專制復辟勢力企圖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奠定了社會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於建黨伊始，其黨內就能夠迅速形成一個專事鼓吹農民運動派別的根本緣由（參見下卷第二章）。此其一。其二，一九二七年之後，正是這個派別，才在俄式中國共產革命慘敗，中共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之後，能夠借鑒洪秀全借用和改造西方宗教以造反的歷史經驗，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即乾脆將馬克思所鼓吹的共產主義革命的大同信條與暴力形式，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大同目標和暴力手段一拍即合，以在革命與復辟迭呈反覆較量、內憂和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國，重新開啟一場旨在「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制度」的傳統型現代農民戰爭，並乘機在祖國遭受瘋狂侵略的特殊歷史條件下，打下了江山，坐成了天下，實現了專制制度的全面復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