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一口氣看完了臺灣作家龍應臺與兒子安德烈的書信集《親愛的安德烈》。這本書收錄了母子歷時三年的35封書信，在信中，「兒子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認真；母親有八分的認真，二分的知性懷疑。兒子對母親嘲笑有加，母親對兒子認真研究」。就這樣，雙方走入了對方的世界、心靈和生活。龍應臺認識了「人生裡第一個十八歲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
書中的第二十二封信是安德烈寫給龍應臺的，描述的是2005年12月4日的香港大遊行。正在香港讀大學的他發現，遊行隊伍中小孩特別多，很多人是推著嬰兒車來的。幾乎每一個被問到為何遊行時，都會說「為我的下一代」。安德烈感慨道：「我真的很感動，MM。他們要求的僅是一個時間表，他們沒有把握自己是否見得到民主，但是他們站出來，是為了確保自己的孩子們一定要見得到香港民主的那一天——他們可以忍受自己沒有民主，但是他們在乎下一代的未來。」
的確，香港人早已知曉，回歸後的香港的民主同回歸前相比，已經少得可憐，但為了自己的下一代的幸福，他們還是儘可能地爭取更多的民主。因為，對於民主一點點地被中共侵蝕而保持沉默的代價就是：自己的下一代會生活得更加可憐。
想起了被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關在監獄中的維權人士胡佳曾經說過的話：「當我看到孩子可愛的面容、看到這個嬌小生命的時候，我越發覺得生命的尊嚴是如此神聖，不可褻瀆、不可玷污」。 「我一定要為自己的孩子、也為其他我的那些朋友們的孩子以及中國千千萬萬老百姓的他們的孩子，去努力推動這個國家盡快地進入和平的變革。然後，中國能夠迎來自由、民主和法治，中國的百姓、中國所有的人、尤其是這些小孩子們能夠有尊嚴、能夠有安全的在這塊土地上生活。」
正因為考慮到下一代孩子的幸福，胡佳更堅定地選擇了與這個政權的不妥協，選擇了抗爭而非明哲保身。他覺得「為了對得起祖先和我們的後世子孫，在這個階段的話，我們付出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身為佛教徒的他甚至還認為生活在這個時代，是「上天的恩賜」，而且「能夠在這個時代發揮一定的作用，儘自己一點棉薄之力，更是榮幸中的榮幸。」
這是怎樣的境界啊，無怪胡佳的朋友們稱其為「天生聖徒般的大寫之子」，於我更感動的是他對生命的悲憫。而同胡佳一樣，對這個專制的政權毫不妥協的人還有高智晟、力虹、郭泉、陳光誠、郭飛雄、眾多的法輪功修煉者……他們的努力、他們的犧牲不也是為了下一代的幸福嗎？
記得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反抗中共的林昭曾說過：「我們是殉道者、光榮的囚犯，這鐐鏈是我們驕傲的勛章！」胡佳、高智晟等不也是「光榮的囚犯」嗎？而當歷史走過這一頁時，我們是否會嘆道：如果沒有他們，這段歷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們將無法向祖先向後代交代。
就在歷史即將翻開新的一頁的前夕，那些私下裡慨嘆著社會人心不古、養孩子不易但卻依舊保持著沉默的人們是否可以捫心自問：我為了我的孩子真正的幸福，到底做了什麼？這真正的幸福不是吃好、穿好、有好的工作和住房，而是可以生活在一個有尊嚴、自由、安全的社會中。
為了下一代擁有這樣的幸福，你、他或者她願意加入抗爭的行列嗎？哪怕只是微弱的支持！當涓涓溪流匯成大海之際，焉知社會不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你在乎你的下一代，就請站出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