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時的希特勒像一個來自地獄的魔鬼
納粹上臺之初，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不高，一時間也沒法讓家家戶戶都很快擁有一臺收音機。於是當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這樣一來，即使沒有收音機的人，不也就可以及時聽到元首的最新指示，瞭解納粹黨和政府的最新方針政策了麼？大夥在一起收聽廣播，誰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來。
一般成年人總得養家活口，要養家活口就得上班工作，納粹當局正是抓住了這一點，把許多廣播節目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在播出的時候，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收聽廣播。這樣一來，整個德國上班的人就都得收聽到廣播。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所有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對於行人來說，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耳朵裡。
納粹當局強行這麼做，難免會損失大量的工作時間。這種廣播往往不是一兩分鐘就能夠完事，因為希特勒這些人的演說，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個小時。如果把全國的人因此花費的時間累計起來，那會相當於浪費多少個工時！可是戈培爾並不因此改弦易轍，在他看來，「灌輸納粹黨學說比工人們的生產更重要」。
可是無線電波跟報刊不同。如果一份外國報紙或雜誌禁止在德國發行，一般人是無法看到的，而電臺就不一樣了，如果不能進行有效的技術干擾，一家英國電臺的廣播，柏林人也可以收聽得到。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戈培爾和他的宣傳部的努力就可能事倍功半。
為此，第三帝國就把收聽外國電臺視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美國著名記者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記裡提到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的兒子已經失蹤並被認定為死亡。可是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公布的德國戰俘名單裡卻有她的兒子。次日，有8個朋友和熟人來信告訴她這個信息。可是好心被當成了驢肝肺。這位母親向警察告發這些人收聽敵臺，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裡，沒人敢輕易接受和傳播戈培爾們不喜歡的信息，都在恐懼中自我收斂，病自然而然地成為一種生活常態。如此一來，戈培爾就可以肆無忌憚地隨意操縱輿論了，而他的西洋鏡永遠不用擔心被人公開戳破。
1940年5月10日，丘吉爾出任英國首相。納粹黨中宣部長戈培爾指使部屬：「在口頭上和圖畫中，應該把邱吉爾介紹成是英國人民的典型：一個品行不端、齜牙咧嘴的傢伙，長著類人猿一樣的前額，是製造謊言的嗜酒狂，總是與有錢人、猶太人、布爾什維克人為伍，將工人踩在腳下……。」而國外到底是怎麼回事，比如人家是怎麼看待希特勒德國的，這類的信息是否可以傳播，以怎樣的形式傳播等等，都是納粹當局說了算。
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可現在就第三帝國的新聞報導而言，只有納粹黨一家在王婆賣瓜了，她想怎麼誇就怎麼誇。英國駐柏林大使內維爾•安德森爵士曾這樣評價過戈培爾：「對他來說，沒有什麼膽汁是太苦的，沒有什麼謊言是太過於明目張膽的。」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國猶太人的噩夢，可是過後，戈培爾卻信誓旦旦地聲稱：「關於所謂洗劫和搗毀猶太人財產的一切說法，都是令人厭惡的謊言，我們沒有動過猶太人的一根汗毛。」戈培爾和納粹黨睜著眼睛說瞎話，但沒有哪家德國報紙電臺可以唱反調戳破它。
即使是明知帝國已經日薄西山，戈培爾依舊把德國人民當猴耍。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記裡，戈培爾這樣寫道：「晚上放映每週新聞。電影裡的西線情景真令人吃驚。我們根本不能讓公眾知道。」這自然是從大局出發——納粹統治不可動搖的大局。沒過幾天，明知許多人在準備將卐字旗換成白旗，戈培爾又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記裡說自己「打算大大強化我們整個宣傳通訊政策。在目前的戰爭階段，調子最高的語言即是最好的語言」。
但戈培爾心裏也清楚，謊言重複一千遍，那也不會成為真理，但這位跛子堅信，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的話，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因為謊言的陷阱，到處都是，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就會掉進那個陷阱。
不過，第三帝國宣傳部炮製的那些政治謊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國人的內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為在政府欺騙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會用欺騙政府來保全自己。1943年2月8日，戈培爾在柏林體育館的演講，贏得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當戈培爾對聽眾們說：「你們願意打一場總體戰嗎？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們願意打一場比我們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為全民化更為極端化的總體戰嗎？」聽眾報以狂熱的回應：「願意！」在這種場合，這自然是戈培爾願意聽到的標準答案。不想進集中營就不會說「不願意」。離開講臺時，戈培爾對心腹說這些聽眾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對這幫傢伙發問，是否願意從哥倫布大廈的樓頂上往下跳的話，他們也同樣會吼‘願意’的。」
至於戈培爾是否真的說過這句話，並不重要。那些掌聲裡有多少是逢場作戲，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必須歡呼雀躍，一副十足的腦殘模樣。戈培爾視他們為白痴，其實，對戈培爾那激情四溢的精彩演說，何嘗就不可能也有聽眾會心裏譏笑他：真是個白痴！我們一鼓掌他就以為我們真的支持他！在極權政治的世界裡，有時候你很難分清到底是誰在騙誰。
為了更好地蒙人，納粹德國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比如，對於隱瞞和掩蓋真相的一個理由就是，如果如實地公開披露，會損害國家的威望，為英法等西方國家提供了攻擊德國的口實。哪家報紙公開披露第三帝國的陰暗面，那就是為反對德國的敵人提供宣傳資料。
家醜不准外揚的另一面，一定是家醜也不准內揚，通過實行嚴厲的新聞出版管制，儘可能把更多國民蒙在鼓裡。同樣地，面對境外的批評，納粹的行話稱之為「惡意宣傳」。於是，第三帝國就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那些並不是納粹分子的德國人，卻在起勁地捍衛納粹的言行，反對別人的批評。他們認為，對納粹的抨擊就是對德國的抨擊。作為一個德國人，他們「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評德國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是傷害他們的「感情」。
當時的德國人就像是著魔了一樣。1935年，美國大學生剋雷格在慕尼黑街頭看到，商店門面高懸的橫幅上寫著：「誰在猶太人商店裡買東西，誰就是人民的叛徒！」在飯店或者小酒館裡，克雷格偶爾跟人攀談，那人可能會暗示他並不讚同反猶政策，可就是這樣的人，也會辯白說，希特勒畢竟解決了失業問題，或者說希特勒的對外政策恢復了德國的尊嚴。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在1940年的日記裡，夏伊勒記下了一個生動的案例：1940年8月28日晚，英國轟炸機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國人。第二天，戈培爾命令報紙聲討英國飛機「攻擊手無寸鐵的柏林婦孺的‘野蠻暴行’」。他讓報紙向德國人灌輸，德國戰機只攻擊英國的軍事目標，可是「英國海盜」卻根據「丘吉爾本人的命令」，專挑德國的非軍事性目標攻擊。戈培爾的忽悠還有人真信，1940年8月31日，護士就問得了流感的夏伊勒：「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夏伊勒告訴她：「因為你們轟炸了倫敦。」可這位護士小姐卻反駁說：「是的，但是我們攻擊的是軍事目標，而英國人卻轟炸我們的房子。」這位普通的柏林婦女，用夏伊勒的話來說，「簡直就是戈培爾宣傳有效性的活廣告」。
實際上，這位護士小姐之所以會這麼看，並非只是戈培爾宣傳的力量。這位婦女難以接觸到納粹當局反感的各種信息，就是因為有強權的存在。當年《紐約時報》駐柏林記者說，「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歡迎，戈培爾就會失業；如果戈培爾完全成功，希姆萊就會失業。」
希姆萊是第三帝國的警察頭子。宣傳的成功有賴於暴力的配合。在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時候，還有集中營、死刑和流放等發揮作用。對於德國人民，不僅文攻心，而且還武攻身。誰敢公開不跟納粹黨一條心，就沒有好果子吃。納粹對付異己分子，可以監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關押，可以驅逐，可以不讓回國，可以判處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謀殺；「在判決政治犯罪時，規範和程序的運用只能意味著束縛元首的手腳，有利於反抗者。」
而在宣傳征服群眾之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這樣一來，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
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婢女。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馬克•吐溫可以在美國經濟騰飛之際出版《鍍金時代》，可托馬斯•曼這些人在納粹德國卻沒有容身之地。現實題材中，滿是荊棘和陷阱。對於不少人來說，惹不起，那就想法子躲。不讓寫現實，就寫點歷史；不讓寫真實生活，我就寫田園牧歌……只要不肉麻給納粹統治唱讚歌就行。第三帝國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歷史題材的作品一枝獨秀。但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題材的作品照樣會觸犯納粹的禁區。1933年柏林把艾米爾•路德維格和沃納•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號就是：「反對偽造我們的歷史，玷污歷史偉人，捍衛我們往昔的尊嚴！」
一旦文藝成為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過，希特勒、戈培爾們並不是笨蛋，他們也不想德國的文化藝術「退化」得無人問津。相反，他們希望藝術性和納粹化能完美結合，不僅德國人喜聞樂見，就是全世界也喝采。希特勒親自邀請德國著名女導演裡芬施塔爾出馬，就是例子。1934年，納粹在紐倫堡召開黨代會，女導演裡芬斯塔爾拍攝了《德意志的勝利》，成功地將納粹政治藝術化。該片在柏林烏髮劇場首映時，戈培爾稱讚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納粹德國，常常被人貶為極權國家。何謂極權？最通俗的詮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換言之，權力無所不管，一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志為轉移。
自然，因為這種管制，難免會有納粹電影上映觀眾未必買賬的情況發生，而戈培爾戰前許可引進的好萊塢影片卻門庭若市。但這並不意味著納粹德國的電影業一片蕭條。畢竟，投資者在商言商。為了利潤，他們會竭力在納粹當局容許的框框之內發揮自己的才幹，儘可能地迎合觀眾的欣賞口味，換言之，會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榮，畸形創造。也會有票房業績不俗，戈培爾和投資商都皆大歡喜的大片。同樣地，納粹德國也不是像《民族觀察家報》之類的納粹黨報黨刊一統天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或控制的報紙，只佔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控制報業，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納粹黨辦。即使是報刊為私人創辦和所有，但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
俾斯麥或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國，相對於英美國家，德國人的政治自由只是個多少的問題。而到了第三帝國，是沒有自由的問題。在納粹當局手裡，私人媒體為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為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做到，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戈培爾對新聞的管制，細緻入微。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這樣寫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駐柏林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裡，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布，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第三帝國的宣傳部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導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秘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著手泄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泄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1936年，夏伊勒在日記裡就提到，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其實，密令的內容無非是用謊言代替真相的指示罷了。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制之下，一份份報紙勢必在輿論一律中變得索然寡味。戈培爾跟他的教化和宣傳部，也並不希望第三帝國的報刊被讀者不喜聞，不樂見。1934年，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緊跟的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他們是希望看到德國奇蹟：編輯記者們戴著鐐銬也能夠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
埃姆•韋爾克是《格魯恩郵報》的編輯，他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那麼乾巴巴，是因為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可是，大人物嘴裡的那些漂亮話，不過就是說說而已，哄哄沒有頭腦的人，怎麼能夠當真呢？如果不要單調劃一，還要宣傳部幹嗎？媒體的存在，不就是為了讓納粹黨滿意麼？哪能各唱各的調？韋爾克這下是摸了老虎屁股。這份週刊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新聞媒體還成為納粹震懾德國人的殺人不見血的利器。即使是帝國的末日迫近，戈培爾還把新聞報導當成一種製造恐怖氛圍的工具，一種對自己的人民進行心理戰的手段。因為戰火連年，德國人的生活難以為繼。有一天，200人衝進兩個麵包鋪，搶走了麵包，戈培爾立即決定採取「嚴酷的措施」鎮壓。他要求臨時法庭立即審訊「首惡分子」。當天下午，人民法院就從重從快地判處了一男兩女死刑。
因為戈培爾認為其中一個女的案情要輕一些，決定饒她不死。對於這事，戈培爾在1945年4月8日的日記裡寫道：「……關於審判和處決這兩個首惡分子一事我打算張榜公布……我還打算用有線廣播加上適當的評論，將這件事通報柏林居民。我相信這是一帖清醒劑。總而言之，我以為在近期內柏林不會再發生麵包鋪被搶的事件。」
換言之，戈培爾自信柏林的群眾就會這麼被他征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