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陶懋頎 作者 胡顯中
陶懋頎是我在南昌心遠中學時的同班同學。1947年他父親突然去世，他在第一時間告知的那個人就是我。足見我們友誼之深。1948年我秘密參加中共地下黨，後來又奉命發展黨員，其中就有陶懋頎。解放後，我繼續「革命」，他繼續唸書，進大學深造。此後幾十年，我倆雖生死兩茫茫，卻不思量，自難忘。
大約是1979年，我還在煤礦從事強制勞動。某日一大早，剛下晚班，本應是睡覺時間，一個姓孫的幹事把我叫到辦公室，問：「你認識一個叫陶懋頎的嗎？」「認識。」「什麼關係？」「中學同學。」「還有什麼關係？」遲疑片刻，我說：「還有就是，我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入什麼黨？」「當然是共產黨了。」
只見他突然用驚異的目光看我半天，好像出現在他眼前的不是地球人，而是外星人。良久，「原來你還是個共產黨？」「當然。不過現在談這些，似乎沒什麼意義了。」孫幹事叫我馬上寫份材料。他可不管現在是不是我的睡覺時間。我這才知道陶還活著，正在辦理恢復黨籍的事，需要我這個勞改就業分子給他作證。
年底，陶寄來一份油印刊物《北京之春》。我如獲至寶，一字不拉地讀完。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平反在望，指日可待。但是我的問題比較複雜，為此我曾問計於陶。他早已平反，並且頻繁參加學術會議，非常活躍。他約我定個時間，到北京和他見面。某日中午，我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等到了參加學術會議剛散會的陶。他建議我寫一份材料，由他轉交胡啟立。
由於交談機會太少，我們一直沒有時間互相交流各自的案情。直到陶1997年9月3日患胰腺癌去世，我仍然不清楚他到底犯了什麼罪，為何被打成右派。2007年反右派50週年，我先後讀了北大當年的學生右派陳奉孝的《夢斷未名湖》和王書瑤的《燕園風雨鑄人生》兩書，才弄清楚陶案的原委。原來是他看了從國外進口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拍案而起，立刻和幾位志趣相投的朋友合譯了這份重要文件，並加上一篇重要序言，準備在《廣場》上發表。可惜由於形勢急轉直下，沒能實現，陶由此被劃為右派份子。
今天看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是世界文明史上劃時代的偉大文獻，足可與法國《人權宣言》相媲美。如果說《人權宣言》宣告了封建專制制度的死刑，那麼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意義在於揭開了自我吹噓什麼「開創了人類歷史新紀元」背後的驚人黑幕，讓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們看清了發生在蘇聯的那些慘烈血腥的大屠殺、大陰謀，從而在道德上宣判了現代封建極權專制制度「無產階級專政」的死刑。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從巴黎公社算起有100多年的歷史，從1917年算起也有近一個世紀的實踐歷史，沒有一個成功的先例。相反，慘敗的典型倒是昭昭在目。蘇聯斯大林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將近4000萬，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7000萬。毛澤東最優秀的學生波爾布特等紅色高棉領導人，在一個僅800萬人口的柬埔寨，在1975-1979年短短四年時間裏竟殺害了170萬人，而且受到毛的高度讚揚。所以全世界有識之士一致認為，必需徹底消滅這種吃人、殺人的制度。只是由於主客觀多方面的原因，這個死刑判決推遲了30多年，直到90年代前後才開始執行，到今天仍然沒有執行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還宣告了共產主義理想的虛妄和虛偽，給那些被共黨洗腦洗得神魂顛倒的人們一帖清醒劑。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桿信徒毛澤東害怕了，恐懼了，顫慄了。他斷然採取行動，通過搞陽謀，大批虐殺知識份子和政治精英，以抵消秘密報告的巨大影響，維護自己的極權統治地位。
陶懋頎看了這份文件拍案而起，正是他有良知、有熱血的體現。他還敢譯成中文，傳播開來，更表明他是一個有擔當、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份子。據陶的夫人楊淑敏回憶，陶病危期間，他的學生、中科院學部委員張景中全家特地乘飛機來看望，並給陶老師洗腳。陶過意不去，急忙阻止，說學部委員怎麼能給他洗腳。張卻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多麼令人感動啊！這種感人的故事恐怕也只能發生在像右派這樣的人身上。右派份子幾乎都是最具有人性、最講人道和師道的人，而不是那種一闊臉就變的人。陶懋頎的膽識、魄力、貢獻，感染了無數人，足可彪炳史冊，與日月爭輝，與天地同壽！勇敢的難友，安息吧！你雖死猶生。你敢於翻譯那份傑出的文獻，就是你生命史上最大的亮點、最耀眼的火花、最傑出的貢獻。無論經歷幾多歲月、幾多風雨，你的功績都將永存而不磨。
補白：土改劃地主是有政策指標比例的，比如5%，8%。沒有很富的，就拿較富的湊數。在我家住的一個大屋裡，1950年土改中劃出2戶富農，2戶佃中農，2戶中農。那2戶富農的生活跟其他4家一樣。有一家甚至還差一些，之所以被劃為富農，只因為這家的老人過去當甲長時抓過偷谷的小偷，這小偷的丈夫後來正是貧協骨幹。
補白：我的戰友郭東昆在天津北寧公園與學生聯歡中，和一名女生有了戀情，打了結婚報告。領導一調查，女方父親在鎮反被鎮壓，立即駁回。男方堅持要結婚，被立即清除出軍隊。我另一位戰友孫道明，曾任華北軍區文工團舞蹈隊隊長，近四十歲認識了張家口一位演員，因她的前夫被關押，結婚申請自然被駁回。他為結婚也選擇了離開軍隊，落戶在柴溝堡。筆者的婚姻道路也不平坦。她的父親曾是馮玉祥部下的中校軍械官，因而被分配到河北壩上行醫。我打了結婚報告，領導不說明理由，只告訴我：另找吧！我堅持，也準備步郭東昆和孫道明的後塵。後因我的業務部門首長顧炎替我說了話，才沒有被迫離開軍隊。 方影竹
好險的棒子根 作者 林玉
文革初期我還是一個小學生。恍惚是九十月間，我家一次次被抄，批鬥父母的大字報貼得鋪天蓋地。這時我們黑幫子女接到學校通知，要安排我們到順義潮白河農村參加勞動，改造世界觀。天剛擦黑，我們這群只有十一二歲的孩子，被老師帶到村裡的場院上排隊，立正、向右看齊一頓喊。奇怪，那個時代一切向左，就這條「向右看齊」被忽略了。
一位年輕的農村婦女，手執紅語錄，走上前來對我們朗聲道：「同學們，我是本村的貧協主席（後來得知，這官可不小，對全村黑五類有生殺大權），可以代表本村全體貧下中農對你們進行階級教育！你們來了就要好好地參加勞動！世界觀改造好了，你們還是可以積極參加革命的！下面，我領大家唱個歌兒。」於是大家跟著她唱：「我是貧農的好後代，黨的教導記心懷。踏著前輩的腳印走，把革命的大旗接過來。階級鬥爭永不忘，昂首闊步向前邁！」
學唱之後，有人用一支大手電筒筒照向另一邊，高叫著：「同學們，階級鬥爭很複雜，下面你們要認清這些壞蛋的醜惡嘴臉！」孩子們在驚恐中齊刷刷地轉過身來，隨著大號手電筒筒的強光，猛然發現我們旁邊竟蹲著一群人！他們都是黑五類。電影裡的壞蛋面目猙獰，可是這些壞蛋與我們長相差不太多，讓我們感到意外和震撼。
這次旨在改造小學生世界觀的三秋勞動為期1個半月。有一天，我們小組被分派到玉米田去刨棒子根兒。秋收時，先把玉米稈砍掉，下邊剩的一截就是棒子根兒。滿地的棒子根，一根根斜茬朝上，如同尖刀。貧下中農把這時的田地叫做刀山。
為了表現得好一點，孩子們爭先恐後地下了田。我們負責將刨出來的棒子根兒拉到田頭兒。我使勁抱起幾個刨出的棒子根兒，可哪裡走得動啊，好不容易拖到一大堆橫臥的玉米桿兒旁，累得我一個屁墩兒歪倒在那一堆玉米桿上。
沒有想到底下藏著一個沒有刨出來的棒子根兒，尖朝上，一下子杵進我的內褲裡！我哇的一聲叫起來，老師同學都向我跑了過來。外褲內褲全被杵破了，大腿根內側鮮血如注，疼得發抖。老師讓一位女生幫我扭著外褲，扶著我一步一步往回走。
「什麼出身？你？」一位男赤腳醫生一邊舞動著藥棉棍一邊問。我淚眼巴巴地答
「……貧農。」我瞪著眼撒了個謊。「嗯，貧農後代還哭什麼，沒大問題，過幾天就能好。」一位女赤腳醫生看著流血的大口子說：「幸虧還差那麼一點點！我給你上點兒藥，很快就好了！」上藥時，我疼痛難忍，終於忍不住哭出聲來。
我躺在地鋪上好幾天不能動，每天聽著同學們唱著「我是貧農好後代」的歌曲出工，回來，又出工。有一次，女貧協主席進來了，老師把她帶到我鋪邊。她問：「不疼了吧？」我點頭。她轉頭對老師說：「要說可夠危險的。再偏一點，這孩子這一輩子就慘了。」「怎麼就慘啦？」我聽見這話就傻問她。「你就……就……」她看著我，一時竟答不上來。老師接上話茬兒說：「你就不能和同學們一塊鬧革命了！」我一驚。不能革命了，那還真是夠危險！
許多年後，我無意中翻出那條被棒子根兒杵破了的舊褲子，當時的情景頓時重現於眼前。我這才意識到那個尖刀似的棒子根兒是多麼可怕，它差點就破壞了我最基本的女性生理器官！
補白：父親有一副好心腸。文革期間，生產隊開社員大會，四類分子是不能參加的，他們必須低頭站在屋檐下請罪。一個冬天的晚上，天氣非常冷，房前站著的四類分子凍得直哆嗦。父親出屋門上廁所，看到其中的一個哆嗦得特別歷害，便冒著自己可能被批鬥的危險，毅然脫下自己的破皮襖給他披上。 博客
同學李大顙 作者 佚名
李大顙是我小學時一個同桌的外號。那時他身軀瘦小，卻頂著個大腦袋。顙是我們陝西的土話，腦袋的意思，俗曰「顙大心不悶」。李大顙家是地主，其實他家並沒有多少土地，主要是因為他爺爺當過國民政府軍的營長。李大顙兄弟姐妹六人，他是老三。他最小的妹妹出生於1967年，因為長期飢餓，母親沒奶水，妹妹整天吊在母親奶上哭鬧。不到三個月，妹妹含著母親的乳頭餓死了。鄰家大叔用一塊破布捲起妹妹，提著一把鐵锨，抱出去埋了。
一般貧下中農糧食也不夠吃，也有孩子眾多的，但是可以申請救濟糧。李大顙家不行，因為這項待遇對地主家庭無效。1967年餓死孩子是例外，對他家卻是必然。他家甚至吃過皂角樹葉子。二月二龍抬頭，農村有吃炒玉米粒的習俗。李大顙放學回家對母親嚷：「今天人家都吃苞谷豆，咱怎麼不炒？」母親什麼也沒說，搬過一個小板凳，放在一口大缸跟前——這口缸是他家盛糧食的唯一器具，讓他站在板凳上踮著腳尖往缸裡看。裡面除了少量的苞谷糝，一粒苞谷也沒有。他不再喊炒苞谷豆了。
1970年，我們讀三年級，學校排演現代秦腔劇《杜鵑山》，李大顙扮雷剛。在一個水庫工地演出結束時，天色已晚。工地慰勞小演員，每人兩大碗麵條，外加一個槓子饃（長條狀饅頭）。兩碗麵條足以吃飽，槓子饃誰都沒有當場吃掉。回家的路有15里長，每個人背著自己的演出道具往回走。路過村莊，有狗跟著他們亂咬。許多學生掏出槓子饃，一塊一塊掰著打狗，看狗搶食。李大顙卻想著哥哥、妹妹在家挨餓，捨不得逗狗，而是緊緊揣在懷裡。到家大概九點多了，屋子裡黑著燈。哥哥和兩個妹妹已躺在炕上，母親坐在炕沿兒發愣。李大顙興奮地對母親說：「媽，你知道我拿了個啥？」說著把槓子饃遞給母親：「這是發的。等明天早晨讓哥哥和妹妹也吃一頓白面蒸饃。」誰知哥哥餓得並沒有睡著，一軲轆爬起來說：「媽，我沒有睡著，現在就要吃槓子饃。」
李大顙個子不高，如今也只有1.66米。他的學習成績卻是班裡最好的，也很有繪畫天賦。四年級時，他曾在演草紙上畫了兩隻豬的交配圖，很生動，貼教室牆上。女同學看了，臉紅心不滿，可又無話可說，因為他在畫上寫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大力發展養豬事業」幾個字。進入初中，他的畫畫天賦進一步發展，學校的板報畫多出自他手。有老師提醒他說，光畫粉筆畫是成不了器的，應該用畫筆來畫。可是他沒見過畫筆，不知道畫筆什麼樣子。請教清楚後，知道家裡沒錢買，就尋思著自己製造一支。他把父親吸旱煙的煙嘴偷走，想著再找些豬毛羊毛什麼的栽進去就是一支畫筆。可是沒等他設計成功，父親就在他書包裡翻出了煙嘴，一口咬定他在偷著吸菸，不容分說胖揍一頓，任他怎麼解釋也白搭。他畫畫的興趣由此斷送了。
大約是1969年，春節過後，家裡面臨斷飲，十一歲的他和母親以及一個七歲的妹妹走上逃荒討飯的路，目的地是渭水以北的涇陽縣和三原縣。一晚上，無處過夜，一家三口只好睡在一個棄廢的窯洞裡。窯洞靠裡的一半已經完全塌掉，前半邊還可擋風避雨，但頂部卻有一塊裂著長長口子隨時可能跌落的大土塊。李大顙讓母親和妹妹睡覺，自己則一直盯著窯頂。如果落下面面土（細末土），就馬上叫醒母親抱著妹妹跑。由於擔心，他一晚上沒睡著。
還有一次，天黑之後，他們來到一個村莊借宿。那個村子家家都養著狗，每到一戶人家門前都引起一陣狂吠。出於對外鄉人的警惕，儘管他們低聲哀求，卻沒有人收留他們。無望中，娘兒仨在村邊一個空場地坐下，茫然無措。狗叫的聲音消歇了，妹妹由於行走勞累和飢餓，泣哭聲顯得清晰起來。過了一會，村頭一戶人家吱嚀一聲門開了。夜色朦朧中，一個老婦人站在門口，向他們望瞭望，又退了回去。沒多久，門裡走出一個小夥子，來到他們跟前，把他們領進了家門。這一家偏偏沒養狗。那位老婦人給同學一家騰出一個大炕。妹妹不哭了，卻開始對著母親喊餓。老婦人聽到後，立即用大碗滿滿挖了一碗苞谷糝，生火做飯給他們吃。李大顙喝了兩大老碗苞谷糝糊糊，喝飽了，倒頭便睡。好幾天沒睡過一個囫圇覺了，他睡得太香也太沉，到下半夜尿了炕。雖說是鋪的葦席子，可總擔心第二天早上怎樣向主人交代，於是不停挪動身子，直到用體溫把尿濕的地方全部暖干。
那一天，一家三口來到一個鄉鎮。母親和妹妹坐在鎮食堂（當時鄉鎮級的飯館都叫食堂）門外的台階上，大顙進食堂見機行事要飯。一位上身穿四個口袋幹部服的中年男子，進門坐在飯桌前要了一碗紅肉泡饃。大顙走到幹部面前，膽怯地說：「叔，我跟我媽還有我妹妹都是逃荒要飯的。我們已經一整天沒吃東西了，肚子餓得狠，餓得狠。」幹部沒說話，兩眼盯著同學足足審視了兩分多鐘，也看了看門外的母親和妹妹，似乎是在做思想鬥爭。估計這碗泡饃對他而言也是偶或一次的奢侈享受，只見他猛然間把筷子往桌子上啪的一拍，不說話，起身走出了食堂。李大顙愣了愣，端起那碗飯，走到了門外。
要飯的人都必備著一根打狗棍。李大顙說這並不是打狗棍，應該叫防狗棍。到別人門前要飯，本來就是乞求於人，打了人家的狗，也就要不到飯了。每當有狗圍著他娘仨亂叫時，他只掄著棍子虛張聲勢，以保護妹妹與母親。碰到實在凶猛的狗撲上來，就把棍子塞到狗的跟前，讓它咬住棍頭。近三個月的要飯過程結束，同學提的那根棍子，本來圓圓的棍頭已經讓狗咬成了扁平狀。
中學時期，童年的好友漸漸與他這個地主子弟劃清界限，像躲避瘟疫一樣保持著距離。村幹部的子女也日益顯現出優越感，趾高氣揚，對他不理不睬。他與女生的關係更因其地主成分而變得越發冷漠。同年級同學中，同班同學之中，唯一與他說話的女同學是一位黃姓的女生。黃同學容貌出眾，小時候男同學扯起來找哪個女子當媳婦，我們的首選都是她。有一天晚上，鄰村一個村幹部子弟找到李大顙，問他跟黃同學能不能說上話，知道不知道她家住啥地方。大顙問啥事情，回答說是想把黃同學約出來談一下，和她談對象。李大顙大約對黃同學也有好感，這種為他人牽線搭橋的事讓他止不住悲從中來，心想自己這輩子怕是要光棍到老了。
夏天的夜晚，村裡老少爺們兒喜歡在麥場上露天過夜。兩塊磚頭墊一張紙就是枕頭，鋪的是隨手帶的葦席子。一群人湊在一堆，躺在地上邊搧扇子邊諞閑傳。李大顙也歡喜露天過夜，可從不往人堆裡湊，總是一個人在邊角處躺下。他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是一個不受待見的另類，彷彿不讓別人眼裡出現自己，這世界會顯得清靜一些。我們村距秦嶺不遠，那個時候夜裡仍然時常有狼出沒。
李大顙就讀的那所高中，離我們村有三十里路。每週回家一次，自己帶糧食，來回都是步行。1976年，大顙高中畢業，回到村裡，立即遭遇冰冷的現實——被編入黑五類子弟勞動組，一天12個小時強體力勞動，中午只有半小時的吃飯時間。他時常尋思，就算我的爺爺有罪，我們這些後代又有什麼過錯，為什麼要遭受這種不公正的待遇？十六七歲的他，開始過早地關心起政治來，心想毛澤東這個造孽的咋還這麼能活呢？四人幫倒臺後，閉塞的農村並沒有刮進多少新的信息。當時村裡放映一部電影《歡騰的小涼河》，是反鄧小平的題材。可是兩個多月後，這部電影突然不再放映。從這個細微的變化上，大顙似乎看到了一丁點曙光。
恢復高考後，大顙仍然在黑五類子弟勞動組上工，境遇並沒有得到改善，頭上的帽子似乎也永遠沒有被摘掉的那一天。但他已經知道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上大學，以改變自己地富子弟的境遇。他知道，對他來說，這是生死攸關的拚搏，要麼鯉魚跳龍門，要麼把賤民當到死。白天勞動，沒有時間複習，也怕別人看見；晚上回到家裡，不管多累，他都強迫自己振作精神，在煤油燈下複習功課到深夜。這一切的努力都是在外人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的，他怕別人嘲笑他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李大顙是1979年考上大學的。我相信他的實力，寫信鼓勵他參加高考，還買過一套高考複習叢書郵遞給他。有一天他們院子裡一個女孩訂婚，裡裡外外站滿了人。大顙沒有地方複習，就爬上一顆高大的桑樹，在樹上看書。密密的桑葉隱藏了他的身影，入神的複習隔斷了樹下的人聲喧囂。
大顙白天勞動，沒工夫到公社郵電所去，他央求父親去一趟，看沒有錄取通知書。郵電所離家只有兩里路，父親卻勸他別做這白日夢，說這樣的好事不會落到咱這種家庭頭上。直到有人轉告大顙的父親，說在郵電所看到了他兒子的錄取書，這位父親才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去了一趟。在郵電所當場拆開信皮，看到吉林工業大學鮮紅的大印章時，他才相信這真的不是夢，自己的兒子真的是被大學錄取了。這時離入學報到只剩下五天時間。
消息很快傳在村子裡傳開。這是村裡幾十年來唯一的考上大學的新鮮事。當晚，大顙家接踵而來很多人。大隊幹部來了，左鄰右舍來了，同學們和他們的家長來了，平素沒什麼交往的也來了。院子裡擠滿了人，道喜祝賀的，希望也能沾上點喜氣的，甚至盤算著嫁閨女的，都有。熱鬧過去後，大顙還是抱著葦席到麥場上乘涼過夜，但他這次卻不是睡在邊邊上。有人盛情安排他睡在麥場中間，周圍再圍睡著其他人，說村裡好不容易出了個大學生，可別讓狼給叼走了。黑五類勞動小組也不用去了。走在路上，鄰村一個漂亮的中學女同學，大老遠就熱情地叫李大顙的名字，請他到家裡坐坐，而以前碰到他時，是看也不看他一眼的。說起錄取後周圍人態度的變化，李大顙深感世態炎涼之起伏突兀，與範進窮困潦倒下的中舉沒什麼兩樣。
幾十年的人生歷經，李大顙說感到最幸福的是大學時代，徹底摘掉了黑五類子女的帽子，能夠直起腰板平等地與他人交流。在大學裡，他第一次看到《中國青年報》，還有他認為只有一定級別才能看到的《參考消息》。李大顙曾將他上大學之前的遭遇寫成一篇回憶文章，妻子看了之後以為是其他人寫的小說，兒子說那是荒誕的天書，沒有任何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