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和在胡錦濤訪美時舉行了記者會。
耿和在胡錦濤訪美期間通過記者會呼籲歐巴馬總統幫助丈夫重獲自由。
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本週接受了BBC中文網的採訪，談到高智晟在關押期間遭受毒打的經歷，她本人和孩子幾年當中在監視下的生活，以及2009年逃離中國的驚險，和到達美國之後對高智晟的擔憂。
記者：首先請您談一下您的先生高智晟2006年第一次遭到逮捕的時候發生了什麼情況。
耿和：2006年8月15日當時我和女兒在北京的家裡，這幾天高律師的姐夫病危在山東，他去到山東照料他的姐夫。
這一天我帶著女兒去理髮，我們剛進理髮館，隨後他們就進來了一幫人把整個理髮館都給封住了。他們當時對我進行了搜身，要帶我們回家。
當時我女兒的頭髮還沒有理好，理了一半，但是他們說必須要走。好多人組成一個方隊把我們夾在中間走到了我們家裡。
整個方隊進了我們樓道口的時候，一個女警察開了我們家門兒，這個時候我往樓上看，我們家住二樓，我看的時候二樓和三樓都佈滿了警察，從二樓到一樓往下走也都是警察，我也數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
進了家門他們就對我宣讀說要進行搜查，然後就開始搜查我們全家。這是早上12點鐘，他們一直搜查到6點到7點。
此時的律師事務所已經停業整頓了，所以家中也有律師事務所所有的案卷，財務資料，他們就等於把家中所有的東西洗劫一空，全部都搜走了。
把東西都搜走之後，留下的警察就說，從現在開始你們家中就要有這些警察跟著你們，你們的一舉一動就要在他們的視線範圍之內。
記者：當時高智晟的情況怎麼樣呢？
耿和：這個時候就應該是我先生這一天在山東被抓。
記者：他在被抓以後，受到了什麼樣的對待？什麼樣的待遇，您能否說一下？
耿和：他在監獄裡遭受了酷刑，但是他沒有過多地講。我只知道2007年被綁架時受到的酷刑。因為他每次回來是不願意讓我知道的。
記者：他在2007年也受到了酷刑麼？
耿和：對，2007年9月底的時候，他給國會寫一封關於人權的信，警察就把他帶走了，帶走了近50天。
記者：我想問一下，您說的國會是美國國會，還是中國的…
耿和：美國國會。
記者：然後他就被帶走了是麼？
耿和：對。
記者：您請繼續講。
耿和：當時他被6、7個警察帶上黑頭套帶到了一間房子裡遭受酷刑，當時他們扒光他的衣服暴打他。
暴打之後，四個人就用電棒電擊他，也電擊他的生殖器。昏死過去之後再用涼水把他潑醒，他們就這樣整夜的折磨著他。
第二天早上他們還用五支香菸，一個警察抽著煙，一個按著他的頭和身子不讓他動，然後用香菸熏他的眼睛和鼻子。
警察不給他吃食物，然後讓他唱《社會主義好》等歌曲，如果唱得好就會給一個饅頭，如果唱得達不到他們的滿意度，他們就會用牙籤挑他的生殖器。
記者：警察如此對待他，是為了達到一種什麼樣的目的呢？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對他呢？
耿和：因為他在裡面不屈服，警察說了如果你要聽我們的，比如你要寫一篇文章，說法輪功不好的文章，我們就會給你一千五百萬以上的價格由你開。
記者：一千五百萬？
耿和：對，我的先生沒有屈服，過了兩天他們又說要不然你就寫一些共產黨好的文章，我們也可以給這個價。
最後我的先生沒有屈服，他們又說要不然你就什麼都不用寫，我們也能給你這個價格。你就停下手中的筆什麼都不用做。但是一旦有時間，他還是把他受迫害的經歷和對揭露中國的人權狀況讓外面知道。
就是因為他有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中共就非常憎恨他，就非要把他打垮。
記者：那麼在被關押的50多天以後，他出來以後，身體狀況如何？
耿和：他回來之後，眼睛一直流眼淚，白天晚上都會流。面對面的講話他的眼睛就會流眼淚。
他不能自由的蹲和站，如果蹲下了起來的時候只有慢慢調整好了以後才能起來。他睡覺的時候也得讓我協助他躺下，起來的時候我還得把他攙起來，不能很自然的起來，他的腰不行了。
在裡面他受到全身的電擊，皮膚被電擊的烏黑，回來後就開始全身脫皮，從頭到腳都在脫皮，全身乾裂需要每天渾身抹油才能不難受。
記者：在這段時間內，你的生活還有你孩子的生活受到了什麼樣的影響？你們是否一直在受監視的情況下生活？
耿和：2006年8月15日，警察在我們家住著，他們是三班倒，一班有4個女警察2個男警察在我們家住，他們在我家住了有將近20天，在這20天中他們成了我們家的主人，一旦有人敲門我不能去開門，他們開門，他們去解決。
我去洗手間、衛生間洗澡他們都會有人在門口看著不能關門。
我們家門口也有警察站崗，我們家在二樓，二樓的門口也有警察，在二樓通往三樓的樓梯口也有警察，在我家一樓的門口警察又在那裡蓋了個房子，臨時的房子，裡面也住著警察。我家單元樓後面，陽臺後面也有警察和他們的車輛。
記者：這種情況對您的孩子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孩子學校是不是知道他們的爸爸已經遭到逮捕，他們受到什麼樣的對待？
耿和：反正孩子上學要坐他們的一輛商務別克車，那個車裡能坐6、7個警察。到了學校以後警察把我的女兒格格帶到她的班裡。警察就會坐在樓道口等著，他們要從窗戶裡能夠看到格格上課的情景。
然後格格全班的計算機課就被停了，不讓上。同學們就由此恨格格，就認為是格格的原因造成了他們班級的計算機課不能上，他們老師對全班同學說都不能帶手機，如果帶了手機，或者給格格用手機，你們就離犯罪越來越近了，學校也管不了你們。
記者：這會不會對你女兒的心理狀態造成一種很大的影響？
耿和：對，是的。女兒從13歲起就生活在他們的毆打、侮辱、謾罵之下。
記者：您剛才還提到過毆打？
耿和：對，他們也毆打我女兒，因為有一次我女兒放學後想在路邊吃小吃，他們不允許，但我女兒當時已經把飯要好了，他們讓我女兒走，女兒不願意，他們就把飯打翻，4個人把她抬進車裡。車子很大，他們就把她扔進了車裡。
記者：這些都是警察做的，是麼？
耿和：都是警察做的。他們這些警察每次在車上押著孩子上下學的路上，每次都是侮辱她爸爸。記得有一次他們看到路邊有兩個人，他們就說：「哎，這個人像高律師、那個人像胡佳，他們兩個是同性戀」，就這樣在車上侮辱孩子的爸爸。
記者：那麼，你女兒是否感到特別難過？
耿和：對，她很難過，但是她沒有和我講，因為我在家也要應付跟蹤我的警察。警察對我也有侮辱、謾罵。所以她沒有講，到了最後孩子情緒特別低落，老師說讓我去開家長會。所以我的女兒很能忍，對她任何的折磨她都能堅持，但是我們到了美國以後，孩子第一時間就選擇了醫生。一直沒有她父親的消息，一直到09年的聖誕節她住進了醫院。
記者：她為什麼住院？
耿和：從13歲起她的精神狀況不好，心理留有陰影。那時候她父親回來的時候，她就和父親說要去見心理醫生，就是因為那時總是被跟蹤在國內也沒有時間看心理醫生，我們出來以後再加上沒有她爸爸的消息，總是沒有她爸爸的消息，她的精神就崩潰了！
記者：當時您做出決定離開中國，這個決定是如何做出的呢，做這樣的決定是否非常困難呢？能不能您當時是什麼想法。
耿和：當時是2008年9月，孩子不能上學，我們選擇了一個學校，過了一段時間學校不要我們了。為了她能上學，沒有辦法，我們決定離開。
因為我的家庭是以我的先生為精神支柱的。所以這種選擇對我們雙方來說都是痛苦的，但是為了孩子，我們必須離開。
記者：你們離開的時候沒有告訴高智晟嗎？
耿和：對，是的。沒有。
記者：為什麼呢？
耿和：我擔心他接受不了。
記者：能介紹一下從您離家的那一天，一直到最後離開中國，經歷是什麼樣的呢？
耿和：那是很平靜的一天。（我先生）他出門走了，我就給女兒指定了一個位置，我就說，你出門到那裡等著我，因為那時候我們家也被監視，我跟孩子想走出去不容易。
外面的人傳遞了一個消息，他們長期在我們家附近觀察，知道中午午後警察們要吃飯，監視比較松，所以讓女兒先出去到一個指定的地點，然後我和兒子過了兩三個小時也出門跟她會合，就這麼逃離了他們的視線，打的到了火車站。
記者：你有沒有給高智晟留張字條什麼的呢？
耿和：有，我留了張字條，說我帶孩子上學去了，不要找我們。
記者：但是那一天，您並沒有帶孩子去上學，您反而帶著孩子開始了一個非常艱苦而長期的旅途，這個旅途是不是很困難呢？
耿和：是的，因為我們孩子要上學，我們家庭要付出比一般家庭多的代價。這在文明社會是不能想像的事。
記者：您從離開中國前往泰國到最終抵達美國，您能不能談一下這一旅途的經歷呢？
耿和：我們是1月9號離開的，大概1月28，29號到達泰國的。這期間朋友幫我們就像接力棒一樣。今天你帶一站，明天他帶一站，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所以就跟著他們走吧。
記者：在這個期間，你是住在朋友家裡呢？還是說您有時候要露宿街頭？
耿和：沒有在朋友家住，一般都是在晚上走，晚上都在車上，摩托車上，步行啊，翻山越嶺阿，都是在交通上。
記者：那麼您在火車上也好，汽車上也好，摩托車也好，您有時間休息嗎？
耿和：沒有睡覺，都非常緊張，非常害怕。因為帶我們的人，我們也不認識。語言也不溝通。所以每天就是提心吊膽，是那種不吃不喝不睡的那種狀態。
記者：那麼孩子們對你離開家、離開父親的決定有什麼反應？對於不能再見到父親友什麼感覺？
耿和：我沒有跟孩子講。上了火車，我跟我女兒講，我們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要給你上學。我們這一路，沒有跟孩子溝通。我們只是逃命，逃命，逃到這一站再接著逃到下面一站。我們這時候沒有想，也沒有想我們的未來。只覺得，只要今天不出事，就行了。每當想起女兒的狀態，我們做父母的都非常的內疚。我記得女兒在醫院的時候睡不著覺，她就夢到她的爸爸死了，她就說：‘媽媽，我特別想見到爸爸，我想跟爸爸說，我愛他。我從來沒跟他說過這句話’。
記者：自從您到了美國之後，您有沒有和高智晟有什麼聯絡呢？
耿和：去年4月，他有一次短暫的露面，我們打了兩三次電話。
記者：他跟您說什麼了呢？
耿和：我跟他說，從照片看你前面的牙齒又黑又歪，你應該去看一下醫生。他就不吭氣。在我再三的追問下他說，‘要是我能去看醫生，我就會去看醫生了’。所以我就知道他旁邊有人跟著他，他沒有權力選擇醫生。
記者：您認為從去年4月到現在，你覺得高智晟發生了什麼情況呢？
耿和：美聯社在今年的元月份又有一篇文章報導，說這次他受的酷刑，比2007年受的酷刑還要厲害。
記者：那麼現在高智晟杳無音訊，你一直聯繫不到他，你是不是心情感到特別難過？
耿和：對對對，尤其是不知道他的下落，甚至不知道他是否還活著。所以我跟孩子每一次聽到這種消息，都是在網上得到的。又有酷刑了，又有迫害了。這種消息，想起來我們都撕心裂肺的。
或者，我們感覺他是在一個沒有人煙的地方受著折磨，所以我們每天都是提心吊膽的一個狀態。我記得有一次送兒子上學的時候我就說：媽媽學英語學的非常的慢，學得非常的著急，你要在學校好好學習。他說：我不能都學英語。我說為什麼呢？他說我要留著中文，我要給爸爸講話。
記者：胡錦濤主席前一段時間到美國訪問時會見了歐巴馬總統，您當時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您當時希望發出一個什麼樣的訊息呢？
耿和：我發出一個信號就是因為歐巴馬總統當年他也渴望得到父愛。所以我想，我女兒和我兒子也深深渴望得到父愛。我想如果歐巴馬總統記得他童年時沒有得到父愛的痛苦的話，他應該幫助我的孩子得到父愛。
記者：歐巴馬總統有沒有對您的訊息做出反應呢？
耿和：沒有。
記者：您還在做一些其它的努力來讓高智晟獲得自由嗎？
耿和：是的。我到華盛頓見了一些議員，還有一些國務院的人。我把我先生受到迫害和孩子們思念父親的經歷和狀態講給他們聽。他們非常的同情，他們願意繼續幫我。
記者：高智晟最早是因為維護人權才遭到政府的拘押。您認為他這麼做值得嗎？您覺得他當時是不是應該這樣去做呢？
耿和：我先生是一名律師，他始終堅定不移地站在當事人這一邊。他盡其所能地為窮人提供免費的幫助。金錢和權力誘惑不了他，權力和黑暗壓倒不了他。他不僅把律師作為一種職業，更通過這種職業向大眾傳播公平，正義和良知。
就是這樣人民需要的好律師，中共政府吊銷了他的執照，關掉了他的律師事務所，然後監視著他的家庭，把他關在了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進行著酷刑。他只做了堅守著道義和良知的底線一件事，而我們家庭就要付出了這麼一個沈重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