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翻譯出版了曾經的日共黨員川口孝夫的自傳《蜀國飄流記》。《南方週末》2011年1月20日D27版予以介紹：一個日本共產黨員，因為日共愚蠢的武裝顛覆政府的政策的失敗，被騙流亡到中國，以中國人的姓名在四川重慶、成都等地生活了18年，親歷了共產黨的荒謬。我讀後頗有感慨。
第一，共產黨真是個混賬東西。
川口孝夫，1921年出生於日本北海道的農家弟子，加入日本共產黨後，從事了6年顛覆政府的地下活動，1952年1月21日在北海道涉嫌參與日共暗殺白鳥一雄警官的恐怖事件。之後於北海道10名免於被捕的日共黨員受日共欺騙，1956年被迫流亡中國18年。當時日共以赤色暴亂活動奪取日本政權的「五一綱領」失敗了，其領導人要帶去一批日共黨員到中國大陸受訓，等待時機再回日本製造新的暴亂。但日共並沒有這樣跟川口誠實地說，由他自由選擇，而是告訴他「在北京同黨的領導人見面後再決定具體工作內容」。結果他來到北京，首先受到日共黨員羅明一週一次的審查，不停地寫在日本的活動報告，不停地責難追問。赤誠地投入社會主義革命的川口覺得很受侮辱，開始後悔不該來中國。在京期間，日共駐北京的代表褲田根本就沒來接見他，川口明白受騙了，卻已無可奈何。
川口是個日本農民，不懂「二戰「後美國軍管日本是在幫助日本重建，創建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但日共則很清楚日本重建一旦完成，它就很難奪取政權，所以它要利用日本重建初期舉步為艱的困難時期，利用國家被美軍佔領帶給日本人的羞辱和長久發動侵略戰爭給日本造成的飢餓、寒冷、失業的現實，以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蠱惑川口等日本人搞暴亂和暗殺，以實現日共的極權專制夢。失敗之後還不放過川口們，編謊言騙他們背井離鄉，從此連姓名都失去。
第二，共產黨總說混賬話。
審查兩個半月才結束，川口去了北京西郊「中國人民大學分校」，那是蘇聯人掌控的洗腦基地，學校裡有很多穿中山裝的日本人，門口有士兵站崗，完全與社會隔絕。川口等日共黨員在這裡接受馬列主義理論教條，被告知要把他們培養成為「真正的革命家」。 中華民國時期中共騙城市青年到延安去，也是這樣干的。看川口們的學校生活，這完全是共產黨的混賬話。他們生活很奢侈，每餐必有上乘的魚、肉，紅腸、鹹魚籽等，各種酒都有賣的。每到週六川口的同學樣一個個都喝得醉醺醺的。如此革命者享有特權，奪權和掌權過程都很像酗酒撒瘋。
學習一年後，川口夫婦和日本部分學員被日共疏散到四川，從此叫田一民，妻子川口榮子叫李蓮英。1957 年盛夏，川口夫婦到重慶郊外歇檯子的中共中央「七黨校」生活了一年，親身經歷了整風、反右和除四害運動。眼瞅著身邊的高級幹部，一個個被黨組織的所謂「幫黨整風」、「肝膽相照」、「言者無罪」的混賬謊言「引蛇出洞」，然後把充分發表意見的人打成「右派」。川口感到很困惑：怎麼「黨內會有這麼多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很感慨：「黨內民主制度喪失」。其實說穿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右派」這些詞，哪個不混賬？
從1957年到1960年，川口（田一民）走進中國人群，卻以日共黨員的特殊性（月薪共92元，享受外賓的肉類特供）沒有捲進去，迷惑地旁觀了中國大陸的整風、反右和除四害運動。蔣介石在1927年清黨中曾經說過：中共如果勝利，必將帶給中國人的十八層地獄的痛苦煎熬。川口想不到這麼深，卻也活在恐懼中。
第三，共產黨老干混賬事。
1958年，川口夫婦到成都「省黨校」， 以省委黨校工作組的名義下基層，同中國人同吃、同住、同勞動，親身經歷了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川口這種無慘痛的親歷，使他關於這1958年到1960年這三年的陳述，正如《南方週末》的報導所說，既客觀又不失溫度：「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災’的因素，‘人禍’乃無可爭辯。……那時日照比較充足，晴天持續出現。……川西平原的田疇，絕未發生過乾旱。……在天府之國，沒有人能接受‘天災’的 結論。」
川口親眼見證的中國共產黨干的混賬事，可不止所謂「天災」掩飾的「人禍」，還有他1963年秋天被下放到彭縣農村所參加的「四清」以及「小四清」運動。在彭縣川口任農業局副局長，他目睹劉少奇搞的「小四清」運動中他之外的4名正副局長一個個被打倒。局長先被打倒，後因毛澤東發表《二十三條》又被解放，痛哭流涕地感謝毛主席，卻沒想到一年後又被毛澤東打倒。川口身邊一對同事夫婦，因所謂「歷史問題」而遭輪番批鬥，致使精神崩潰至自殺邊緣。
混賬事都是混賬人弄的。川口在中國可沒少見混賬人。1966年5月，混賬「文革」開始。10月1日，川口等日本人作為貴賓被邀請出席了北京的「十一」慶典，晚上與全國農民勞動模範陳永貴相遇，上去握手之後，覺得「他的手軟乎乎的」，「感覺與頭戴白頭巾，耕田犁地的純粹農民的手相去甚遠」，給他「留下某種難以言喻的不太愉快的感覺。」中共在農村養了不少這樣的農民幹部。
川口還見到中共為搞「文革」培養出來的混賬學生。1967年3月，上海「一月風暴」的奪權革命後，外賓參觀團赴上海視察「文革」現狀，上海港出面負責為川口一行人介紹情況的是一位年僅17歲的紅衛兵。紅衛兵得意地介紹他們如何從「保皇 派」那裡奪權後克服了「經濟挂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等等。但川口懷疑：「這樣一個孩子真能夠領導這麼大的港區麼？」 川口不糊塗。
第四，共產黨混賬人世間。
但中共發動的「文革」不被日共認同，1967年日共代表在北京遭暴力批鬥。1967年1月，在北京的日共左派發表了同日共的決裂聲明，也跟中共黨員一道混賬人世間。2月，日共造反組織有人起來造羅明的反，發展到召開批羅大會，川口也被批判。8 月，日共決定調在北京的黨代表砂間良一和《赤旗報》特派員 紺野純一回日本。紺野、砂間在北京機場被批判。川口參加了批鬥會，目睹暴力批鬥砂間並予以人身侮辱的混賬事：「中國紅衛兵和日本各左派成員從砂間的口袋裡掏出翡翠，擱在他的頭上，反覆批判砂間和日共。……批判大會竟持續了三小時以上，從推搡進而發展為拳打腳踢。」砂間「從機場大廳出來……被逼得最終在地上爬行……」川口「認為那種批判大會太過無情，但嘴裡沒敢說出來」。
1971年，川口被分配到成都紅旗柴油機廠，在工具車間鉗工夾具班修理氣錘。川口不再想革命的事，謀求回國。1972 年2月、9月，美國總統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先後訪華，他親身感受了中國多數群眾質疑中共中央這種混賬人世間的「腦筋急轉彎」，上方以周恩來所謂利用美蘇、美日矛盾，使其相互牽制，削弱敵人力量，增進中美、中日人民的友好往來的講話來消除群眾的疑慮。但川口卻在觀看工廠放映田中訪華的新聞記錄片，看到銀幕上出現「日之丸」旗升起的畫面時，從放映場內人聲鼎沸的氣氛感受到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的仇恨。
第五，共產黨禍亂全世界。
1972 年，中日邦交的正常化。1973年11月，田一民恢復川口孝夫姓名。12月11日，川口夫婦從天津港乘「聖山丸」回國。當時川口頗為感慨：他被黨（日共）幾近強迫地欺騙流放中國，「把壯年時代的18年歲月留在了中國」，回國對於他，「並不單純是返回故鄉，而意味著從人為的桎梏中被解放出來」。
共產黨混賬，不是只在某國，而是世界。1848年它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腦子裡的時候，就已經作為一個紅色的共產主義幽靈在歐洲上空遊蕩，通過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匯聚無政府主義者、極權專制主義者危害世界，利用普法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所致的參戰國的經濟困難和政治危機，策動了把「文明（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巴黎公社暴亂和俄國十月暴亂。俄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並通過蘇聯的國家權力和共產國際組織，以革命名義推廣禍害到德國、法國、義大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中國、越南、朝鮮、日本等世界各地，就這麼混賬。
讀川口的《蜀國飄流記》，不難發現：川口是一個真誠、善良的日本人。他的真心善意，是在1950年加入日本共產黨之前，在北海島的農村家庭養成的。是日共禍亂戰後日本的「五一綱領」使他先成為禍亂日本的恐怖暗殺分子，為此他付出了流亡中國、飄遊四川在人為的桎梏中生活的代價，最後還是共產黨想打個落花流水的舊世界的憲政文明，是日共不擇手段、趁亂奪權而沒能顛覆的日本政府讓他重新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俄國、烏克蘭等東歐的共產革命者莫不如此。
人世間成不了天堂。私心人情導致國家戰爭和政府腐敗等，但人因自製忍讓而具有的真善美訴求，構建起以私有制文明為主導的社會制度和秩序。人不是神，無力改造私有制文明歷史的諸多缺陷（爭鬥、嫉妒、殺戮、仇恨等），惟有遵循神佛教誨予以改良，延緩歷史的西西弗裡石頭被私情推到頂點的時間。但共產黨卻不這樣對待歷史。它完全是個無法無天、以權為天、反神佛害人類的混賬東西。
《九評共產黨》揭露了共產黨的暴力和謊言基因組成的邪靈本質：暴力作惡卻謊言美化，畫地為牢的全民洗腦讓人作繭自縛。《蜀國飄流記》是旁證。川口有日本政府搭救破繭。中國人沒有，惟有靈魂自救，醒悟少先隊（紅小兵）、共青團（紅衛兵）、共產黨的邪教本質和禍害人類的原罪，聲明脫離它，不做混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