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美國時，我打工的最高理想是當個餐館的男侍生（WAITER）。妹妹對我建議說：當男侍生這個工作不錯，小費收入很高。這樣我一到美國的第一個星期就全力想在開學註冊前，在餐館找個這樣的工作，解決學費問題。但是很不順利。較好一點的餐館都是粵菜館，人家一來就問你會不說廣東話，招人的廣告上也有會講粵語的要求。當男侍的希望就破滅了。以後又看到一個廣告是個中餐快餐館要招切菜的，而且餐館就在和妹妹家同一個城市的帕薩迪納，趕緊打電話去應徵。老闆讓馬上過去面談。問地址，老闆說就在帕薩迪納的MALL裡。我不知道什麼叫MALL. 就再問MALL 在那裡，老闆很不耐煩的回答說，怎麼MALL都不知道，帕薩迪納就這麼一個MALL 啊。我趕緊打電話去問在上班的妹妹，妹妹對我說，MALL就是百貨商店，告訴我怎麼走，我就趕著去面談了。老闆見面後沒有多問我什麼，讓我留個電話後，就結束了面談。
一個星期過後，工作還是沒有著落。心中萬分焦急。正在這時，妹妹在我到美國之前看中文報紙上的招工廣告聯繫過的一個老闆來電話了。這個老闆姓林，臺灣人，是個兒童自行車進口商，主要從臺灣進口兒童自行車來美國批發。聖誕節前為了賺更多的錢，除了正常的批發業務外，自己也到跳蚤市場買個攤位，直接當零售商賣自行車。他要我做的就是到跳蚤市場擺地攤協助他賣兒童自行車。他要求我吃住都在他家裡。每小時最低工資四美元。
第二天早上，妹夫就開車送我去. 我在他家被安排打地鋪睡在客廳裡。我記得我就睡在他家客廳的聖誕樹旁邊。早上四點半就要起床，簡單吃點東西後，就跟車到倉庫去裝自行車。然後到跳蚤市場去擺攤，一直工作到下午七，八點跳蚤市場關門後才又跟車回到老闆家。有時，半夜也會爬起來為林老闆的批發生意去裝車卸車送貨到洛杉磯市中心的客人倉庫去。
第一次打工中記憶最深的有這麼幾件事：
一天晚上身體不太舒服，有點發燒。剛睡下就被老闆叫起來跟車去裝貨，然後送貨到市中心的一家客人倉庫。司機和帶車去的二老闆坐在駕駛室裡，我這個裝卸小工只好和貨一起坐在卡車的貨倉裡。車子在高速公路上飛駛，我在黑暗中和搖搖晃晃的裝滿自行車的貨架擠在一起。現在想起來那是很危險的事，美國的交通法規不允許人不系安全帶，更不用說坐在卡車貨倉裡上高速公路。可是剛來美國，根本不懂這樣做的危險性。因為發燒，幹活是沒有力氣的，但為了賺學費，也只能咬著牙去幹。每裝卸一輛自行車，都覺得很費力氣。在有一家公司倉庫卸貨時，有個打工的臺灣女孩過來很關心的對我用中文說，你不用干，讓老墨 （墨西哥）卸就行了。我很感激身處那種境遇下她給予的關心，我現在還很清楚的記得她的樣子。不過我還是繼續和老墨一起卸貨，因為老闆沒有發話說我不用干。
還有一次在跳蚤市場，有個墨西哥婦女帶著一個小姑娘來買了輛自行車。我幫著把自行車推到停車場裝上汽車後，小姑娘微笑著給了我一美元小費。那是第一次得小費。心裏很高興也有點淒涼。覺得是被人施舍的感覺 （小費其實在美國是很正常收入，可我當時剛從國內來還很不習慣，覺得是像乞丐樣被人施舍了）。在從停車場回攤位的路上，我對自己說: 「我會在美國一直這樣幹下去嗎？我要是這麼做下去，到美國來有什麼意思呢？我絕不相信我會一直做這個。」
三是有一次，我去一個倉庫拉貨出來，轉運到另一個地方去。貨太多，先拉出來堆在空地上，由我看守，等著下趟車過來接著拉。當時是冬天，天很冷，還刮著風。我一個人圍著貨堆不斷走動讓身體暖和。就在這時，旁邊一家公司裡的一個小夥子端了一杯熱茶給我喝，那是個香港來的和我年齡相彷的人，我心裏頓時很溫暖。看來人在逆境中得到別人的關心，都會印象非常深刻。
當時都講中國人到美國後會有個面對西方文化的震撼。對我們從國內來的人說這個文化震撼是兩個不是一個，除了面對西方文化差異的震撼外，還有面對海外中國文化的震撼。那時的海外中國文化就是港臺文化，和當時國內文化有很大差別。比如稱謂，這裡都叫先生太太小姐，國內都叫同志師傅愛人。我開始叫先生太太都覺得很難出口。我們把1949年前叫做解放前，他們叫淪陷前。他們喊蔣介石為老總統, 我們則直呼其名：蔣介石。住在那個老闆林先生家也覺得很不習慣，空氣裡總覺得有種很不熟悉的味道.
除了文化差異外，還有社會制度的巨大差別。國內當時大部分單位還都是公有制的大鍋飯，競爭沒有現在這樣激烈。突然來到美國這樣一個社會制度完全不同的國家，行為上形態上處處要調整。最簡單的就是工作中與老闆和與領導關係的不同了。在國內，對領導不滿，可以提意見，吵吵也沒有什麼事，基本的生活如住房，吃飯，醫療都是有保障的。在這裡，老闆從自己腰包掏錢雇佣你來幹活，你和老闆鬧矛盾你就得丟工作，沒有了工作，你就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條件。
第一次打工經歷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面，剛到美國就可以打工賺錢了，心裏當然高興。另一方面，離開熟悉的環境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度，從北京高校到這裡寄人籬下，住在人家客廳地板上，聽人使喚擺佈去幹體力要求很高的工作，心裏有幾分悲哀感。不過總的說來，我還是對前途充滿信心。我在國內時，人生曾經有過一次巨大的轉折，那就是1978年的高考，把我從青海高原最基層地方帶到了北京高校。這次來到美國，我一切又要從新開始，又要從社會最下層的地方開始出發奮鬥了。我期待著人生在這裡再來一次轉折。
妹夫當時對我說的一句話我一直深深刻印在腦子裡：他說，這個國家的這種社會制度提供了一種比較公平的機制：一般來說，只要你肯吃苦肯付出力氣，就會得到回報。一種社會制度能提供這樣一種機制就是好的制度。
從聖誕節前一個星期一直做到新年前夕，大約是半個月的時間。一共掙錢400多美元，加上我從國內帶來的400美元，我就有了800多美元。妹妹答應給我墊上800美元，這樣我新年後開學的學費就有著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