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魯西一個小村，東南方十餘裡即為黃河，東面二十里為曹子建埋身處魚山，向西十餘裡是古運河。
村莊目前常住人口兩千餘人，方圓幾十里內，也算得上是個大村。據父親講，如果上世紀六十年代沒有那一半的人遷往東北，村莊人口恐怕就得超過四千了。這一說法的實證就是村莊裡有很多殘破的房屋，院內荒草叢生。上了年紀的人還能說得上來那是誰家的地方。我家對面的一塊空地，一直被我家用作堆放柴草之用，據爺爺說，那家人在去東北前，將那塊宅子托付給他看管，但此後再無音訊。
這樣的地方在村莊裡有很多，有的人家若干年後還會有老人或後代回來看過。偶爾也有老人回來養老，終老在這祖宅。村民們對這些宅子的產權是承認的，沒有人會去惡意侵佔這些宅基地，也沒有人敢侵佔。因為村民都是聚族而居，宅子的主人雖然不在，但其家族中的近親仍在，而且由於年代並不太久，很多近親還沒有出五服，未出五服即為一家人，所以，一旦有人侵佔，即會有人出面阻止。村民需要新宅基地時，村委會只能在村莊的邊緣重新劃定區域，也不敢打這些空宅的主意。但這樣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它造成村莊的規模不斷擴大，佔用耕地或使水塘縮小，生活環境受到侵擾。
如果按現行的法律，那些空置已久的宅子應該屬於集體所有，此前的主人沒有任何證件證明自己對宅子的所有權——即便從落滿灰塵的房樑上扒拉到發黃的房契，也不會被現在的官方承認——現在認的是宅基證。
但村莊的習慣性做法仍然為人所遵守，很少有的敢公然違反，這種習慣的權威性來自村民聚族而居的道德約束——鄉土的中國，道德和習慣在規範人們的行為上，常常比法律更有效。
但村莊的土地早已變換了模樣，也變換了主人。
最近的一次改變在去年。文件上說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期保持30年不變，但在實際上，由於這些年不斷地有人生老病死、讀書入城，有的家庭人口減少，有的家庭人口增加，但人口減少的土地不減，人口增加的土地不增，這就使得前者地多種不過來，後者想種而種不到，矛盾凸顯。
所以，去年，村裡重新分了一次地，由於經過多年的承包到戶，鹽鹼地早已被各家各戶的努力改造下消失，以前的孬地全都變成了好地，所以也就沒有了根據肥沃程度劃成小塊平均分配的必要，而且由於農用機械的普及，小塊土地的不便日益顯現，所以，每戶的地塊都集中到了一起，成了一大塊地。最終結果當然是皆大歡喜，而農村的現實戰勝了僵硬的30年不變的規定。
上一次意義重大的分地發生在我出生的第二天，那一次的名稱叫做「包產到戶」，也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再往前，則是發生在我父親出生以前，是為1947年開始席捲所有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周立波先生寫過一部著名的小說反映此事，書名《暴風驟雨》。父親的講述中關於這一運動在我家鄉開展的情形，只是一些零散的細節，在他開始聽說並能記起這些細節的時候，已經是十幾年之後。此時，這些細節之所以在村民中還被記起，完全是被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資。這些故事有趣，但在我聽來，卻比《暴風驟雨》中的描述更驚心動魄，或者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血雨腥風。
這些事情雖然多是聽來的，但其中的很多當事人父親都見過，有一些在我記事的時候也還活著，而且有些事情我從其他人的口中也聽到過同樣的描述，有些事情則從另外的人那裡看到或聽到過類似的描述。所以，我對於它們的真實性毫不懷疑。
地主吃什麼？
地主可以吃得起白面，但也不是每天都吃得起。
地主地多，有車有牛有雇工，雇工分長工和短工。農忙時，長工和短工都會忙起來，收麥打場都是力氣活，所以吃得很重要。這時候，主人家就要給雇工「換飯」，就是說不再吃平時的飯，而是改吃農忙飯——白面饅頭。主人家自己則仍然是平時的飲食，雖然比窮人家要好，但也是白面、高粱面、玉米麵混合的面做的花卷子。
七幾年，村裡經常組織老貧農到課堂上「憶苦思甜」，村上也開「憶苦思甜」大會，定期還要吃一頓「憶苦思甜」飯，就是豆腐渣與野菜的混和物。
每個到課堂上做「憶苦思甜」的老貧農都要被集中起來搞培訓，以達到聲淚俱下、感天動地的效果。這其中，又有一些笑話。
張廣宗，因為輩份大，被稱為「佛江二爺爺」，我小的時候，他已經成了一個瞎子，夏天躺在家門口乘涼，我們一幫小孩子們唱著「老佛江，炸丸子，大成吃丸子，二成端盤子」，大成、二成是他的兩個兒子，大概他家最早是在集上擺攤炸丸子賣的。我們經常偷走他的拐棍，氣得他大罵。
「佛江二爺爺」在村裡的「憶苦思甜」會上發言說，過去的時候，我給張大賓家扛活，一年給我四百五十斤棒子（玉米），到冬天再給我做個棉袍子，我這一家人湊合著也夠吃的，這會兒裡弄的他奶奶的麼呀！——這位爺爺看來只知道什麼是「苦」什麼是「甜」了，但還沒有分清該說哪個「苦」該說哪個「甜」。
春厚的爹，在培訓時即被刷了下來。大隊書記運生是他的孫子輩，他叫著運生的名字，說，運生來，你說五八年那時候，你讓我去大隊裡放羊去，弄點泔水，我喝點稠的，讓羊喝點稀的，要不不得你奶奶的餓死我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