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就一定清貧嗎？這個問題在民國時期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學術氛圍濃厚、學術思想活躍的民國時期，文化人在經濟生活方面，大多數是比較寬裕的。據史實，在1920年代，北京大學一級教授胡適、辜鴻銘、馬敘倫、蔣夢麟、瀋尹默、馬寅初等人的月薪為280銀圓。當時的1塊銀圓在上海可買7斤豬肉。
以梁啟超、胡適和魯迅三人為例，分析知識份子當時的經濟收入：
1912年12月，梁啟超在天津創辦半月刊《庸言報》。12月18日，他在家信中說，「《庸言報》第一號印一萬份，頃已罄，而續定者尚數千，大約明年二三月間，可望至二萬份，果爾則家計粗足自給矣。若至二萬份，年亦僅餘五六萬金耳，一萬份則僅不虧本，蓋開銷總在五六萬金內外也。」不僅有很大的社會效益，而且經濟收入達5萬多銀圓。梁啟超跟商務印書館的來往也很密切。根據1922年10月他和商務印書館經理張元濟的通信，梁著《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書版稅為40％；而梁啟超在《東方雜誌》上發表文章的稿酬為千字20圓（約合今人民幣800元）。後來，梁啟超到歐洲考察，決心退出政界，宣稱以教育文化為業，走教育救國之路，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上。
胡適在1917年6月9日從紐約啟程，搭乘海輪；7月10日，輪船到達上海，胡適立即專程回到安徽績溪老家，探望久別的母親，並小住一個月。開學之前，他北上來到首都，應聘就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這一年他實足26歲。胡適到北京大學文科講授中國哲學、英文修辭學課程，他在美國所寫的博士論文就作為北大哲學課的講義。26歲的胡適剛進入社會做事，就拿260銀圓的月薪，相當於今人民幣1萬多元。而他住的北京大學教員宿舍是免費的，9銀圓的伙食已很豐盛 (當時北大的學生在食堂包伙僅4兩銀子即5.6銀圓)，每月還有200多銀圓節余。北大教授是胡適理想的職業。北大開學以後，他在9月30日寄給母親的信中寫道：「適之薪金已定每月260圓。……教英文學、英文修辭學及中國古代哲學三科，每禮拜共有十二點鐘。……適現尚暫居大學教員宿舍內，居此可不出房錢。飯錢每月九圓，每餐兩碟菜一碗湯。適意俟拿到錢時，將移出校外居住。」不久，胡適和安徽同鄉高一涵合租一處僻靜的住房，每月租金6銀圓，每人僅出3 圓。上課一個月後，立即加薪為本科一級教授。胡適在北京大學的經濟生活，比他在美國的日子優越得多。他很滿意，從此安心於學術，繼續為新文化事業奮鬥，有了可靠的經濟基礎。
而魯迅在他生命的最後9年，靠版稅和稿費生活，每月收入700多銀圓，相當於現在的2萬多元。而當時上海一個4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費不到40銀圓。對魯迅的研究到現在，文獻資料可謂浩如煙海，但幾十年來沒有人注意到他的經濟狀況。《魯迅全集》最後兩大卷是《魯迅日記》，研究者多半以為是寫感想、寫交往的。其實，700多頁的《魯迅日記》中總共有幾千處是記錄他的經濟收入的。從1912年魯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職，一直到1936年去世，24年中日記的主要內容就是記錄收入情況，魯迅總共收入12萬多銀元，約合今天人民幣 480萬元。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庫門樓房的寫作環境。魯迅能夠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堅持自由思考，得益於他殷實的收入。
書，在魯迅看來，簡直比吃飯更有價值。侍候魯迅母親生活了多年的幫工王某回憶：有一次，母親勸魯迅買幾畝水稻田，供自家吃白米飯，省得每月向糧店買大米吃。魯迅聽了笑笑說：「田地沒有用，我不要！」然後又大聲說：「有錢還是多買點書好！」從1912年5月(魯迅31歲)初到北京教育部工作，至1936 年10月(魯迅55歲)在上海病逝，這24個年頭中，魯迅平均收入的11.1%專門用來購置圖書。共耗資1.3萬多銀元用來購置圖書1萬多冊(幅)，價值約合今天人民幣52萬元；也就是說，平均每年耗資5000多銀元(約今人民幣2萬多元)專門用來買書，別人贈送的圖書還不計在內，而且後10年所用書款，更多於前期。
魯迅一生購書費用約合今天人民幣52萬元——這還是一個較為保守的數字，有些經濟學家提供的數值比這更高。縱觀《魯迅日記》24年的書賬，詳細記載了他平生購置並保藏的9600多冊書籍和6900多張古文物拓片，共1.65萬件圖書。
魯迅的著作如《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參考了數量驚人的古籍文獻，大半出於他精心蒐集的藏書。他還利用藏書和借書編輯了《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等。為了翻譯一些外國文學作品，魯迅預先購置了大量參考書籍，甚至委託朋友們從歐洲、日本購買外文原版。即使如此，魯迅還經常感嘆：「書到用時方恨少」，並為一些珍愛的圖書無法購置而遺憾。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似水照緇衣」；魯迅抱怨無處寫這兩句話的時候是1931年，此時國民黨已經統一全國。在這前後直至其去世，魯迅還是有地方寫的。這一年，魯迅以連續7篇文章匯入當時洶湧的民意，一舉攻掉了當時的內閣總理段祺瑞。起因是為抗議八國通牒，李大釗等人組織了一次示威遊行，在執政府門前遭到衛隊開槍射擊，死47人。這一天是3月18日，史稱3.18慘案。慘案發生，政府為開脫責任辯稱是學生先開槍。此說剛一出口，便即遭到當時如《京報》《語絲》等眾多報刊的痛駁。不僅如此，各大報小報連篇累牘的跟蹤揭露評論，使得真相浮出水面。而段祺瑞儘管事先不知情，事後卻長跪不起，還終於難安其位，挂冠而去。平心而論，面對幾十條人命，段祺瑞丟官去職完全應該。但段祺瑞在教科書上是被定義為軍閥的，軍閥也者，應該是厚顏無恥心狠手毒之輩。只是段軍閥身為總理，曾數度執政，曾三造共和，曾位高權重一時無兩。為何沒有將那些諸如魯迅之類的雜音河蟹掉呢？！
河蟹掉一小撮如魯迅之類別有用心的敵對分子，從而穩定廣大不明真相的群眾，是很有必要的。於公，可以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於私，可以繼續總理中國，不失權柄。然而，段祺瑞選擇了下野，把自己河蟹掉了。對此，習慣於1949年之後思維的中國人實在有點不大明白。幸好，段祺瑞自己明白：「限制輿論的做法不適合共和國的國體，對輿論應先採取放任主義。」
民國的大人物大都見過清朝大人物的樣子，（或者如徐世昌等人本身在前清就官至宰相），規行矩步，往往也有一些大人物的氣度。清朝大人物們是封建官僚，當然有封建官僚的許多毛病。但也有一條好處，就是知道敬天地，畏輿論。同光年間翰林四諫望重當朝，筆鋒掃處，軍機府道，無不凜然。跋扈如慈禧，當年因午門護軍毆打太監一案大發雌威，執意重處護軍，從軍機到刑部明知枉法而束手無策。最終靠陳寶琛、張之洞兩道片紙回天，當時朝野振動，乃知言官不虛設，輿論之可畏。
這些舊聞，與張之洞同立當朝的北洋兩巨頭袁世凱、徐世昌是知道的。袁世凱因為深知輿論的厲害，所以從他打算做皇帝的那一天起就著手嚴格控制輿論。 1915年，在稱帝前的緊鑼密鼓中，袁世凱一口氣查禁了《中國白話報》、《愛國晚報》等多家反袁報刊，全國報紙銷量銳減。留下的基本上都是贊成帝制的河蟹聲音。8月10日，袁的御用首席外國專家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代表全國人民論證中國適合帝制，帝制適合袁世凱。接下來的事似乎應該順理成章，全國人民一致強烈要求袁世凱同志就任皇帝，一片河蟹。不料，僅僅10天之後，一個別有用心的的人士發了一個極不河蟹的雜音《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梁啟超從頭到腳將帝制論駁了個體無完膚，立論之深，力透紙背。大膽發這篇帖子的是上海的《大中華》月刊，隨即加入大膽行列加以轉貼的有《申報》、《時報》等大的論壇。當時，一片嘩然。
袁世凱是誰？是李鴻章之後最具實力和權勢的漢大臣。自小站開始，袁手中的北洋六鎮是晚清的絕對主力，後來也是民國初年陸軍的絕對主力。至少在此時，北洋軍還牢牢控制在袁世凱手中。手握十萬雄兵，身為民國總統，袁世凱竟然沒奈何得了一個書生梁啟超，一份小報《大中華》。
徐世昌也知道輿論的厲害，畢竟是翰林出身，加上有袁世凱的前車之鑒。在整個4年左右的任期內，徐大總統基本上沒打過能完全控制輿論的妄念。有一次，徐世昌倒是真的下令檢查新聞，不過很不理想。那一年是1919年，在巴黎開的瓜分會議上列強內定由日本接替德國接受在山東的利益。學生憤怒了，「一小撮」甚至還走上街頭，社會因此不太「穩定」。迫於無奈，徐世昌下令控制輿論。誰知此令一下，輿論徹底翻了天。不僅學生，而且北洋內部都有不安定不團結因素。
吳佩孚是北洋系統內為數不多的秀才師長，此時更成了體制內最不安定因素。連續發電支持學生，「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誰無義憤」。這，簡直就是指著徐世昌大罵他全無人心。全國一片混亂，徐世昌再也扛不住了，合約拒簽，堅決拒簽。於是學生成功了，史稱五四運動。從此，在被趕下總統大位之前，徐世昌都不打「控制輿論」的主意。
與袁徐長期在清朝官場滾打的經歷不同，段祺瑞儘管也是出身淮軍參與創建北洋，但段曾留學德國數年，親身經歷過西方現代文明的熏陶。袁世凱死後，作為掌握實權的人物，段祺瑞立刻斑駁《報紙條例》，徹底開放報禁。一直到3.18慘案發生，報刊輿論已經嚴重威脅到段的政治生命的時候，段祺瑞都沒動過控制輿論保持權位的念頭，反而以去職來擔當責任，這是一個政治人物起碼的良知和道德。段祺瑞擔當的還不只是政治責任，還有內心的良知責任：終生食素。多年以後，風燭殘年的段祺瑞因病身體狀況惡化，醫生強烈建議改變素食習慣以增加營養。段嚴詞拒絕，不久病逝。
段祺瑞是一個舊式人物，或者也是軍閥，可是這個軍閥的操守和人格與後世那些至死都不願放權的山大王們相比，高下是不可以道里計的。
黎元洪曾兩度出任總統，但他離開湖北去北京後，一直是個弱勢人物。第一次出任總統，被段祺瑞排擠；第二次「法統重光」回任，又被曹錕吳佩孚把持。所以姑且不論其內心是否支持言論自由，單以實際而論，黎既無興趣也無能力壓制言論，相反，很多時候還要靠輿論為自己喊冤叫屈。馮國璋代理過總統，一年多的時間忙於和段祺瑞內鬥；曹錕的總統是買來的，只有被人罵的份。張作霖倒是真的幹掉了一個大記者邵飄萍，罪名是宣傳赤化，但這位貨真價實的「黨報」記者，真正被殺的原因是參與張部下郭松齡叛變。
所以，北洋那幾年，一半因為段祺瑞的堅持，一半因為混亂，中國的報刊發行量居然一度出現過井噴。據葉再生先生所著《中國近現代出版史》統計，1920 年全國報刊雜誌有一千多種，甚至「每隔兩三天就有一種新刊物問世」。這種意義無需怎樣評價，有一點就足夠說明：如果那個時代也實行「奉命刪貼」制度的話，那些被後世稱為大師的人物，肯定不會出現，包括胡適，陳獨秀，魯迅。
比較之下，北洋軍閥治下的中國，居然是中國歷史上言論最為自由的時代！
最令人敬重的，是北洋軍閥段祺瑞。此人對政治未必最有興趣，之所以在民初一再出頭，應該是與其身邊眾位屬僚有關。以一人之力，能凝聚人心若此，顯然非尋常之輩；拿現在的話來說，應算是相當有人格魅力。這也從側面證實，段應該為人甚善，樂於交際，基本上能夠以誠待人。
段祺瑞一生，在政治上也算是對民國立過大功，所謂「三造共和」，如果以「共和」為絕對之「政治正確」，其勛勞自然無人能及。在人格方面，段祺瑞對得起其所屬政治派系及其家庭，外界攻擊段氏，鮮見涉及其私德者。他擔任國務總理、陸軍總長、及重要疆吏，前後幾十年，並無什麼積蓄。不但沒有貪污，其任政府總理時，甚至被稱為「六不總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佔」，其清譽可見一斑。
段祺瑞一生不事生產，對於金錢，概念不是太強，1926年6月，他曾因欠黎元洪7萬元，無力償還被被黎氏告上法庭，這在當時也算是一樁大新聞。到 1928年底，外界曾報導隱居在天津的段氏有一段時間家裡居然揭不開鍋。當然段祺瑞是大戶人家，即使其退出政治後身邊仍有人天天追隨，每天迎來送往，花費不少，這種揭不開鍋與普通人家還是有差異的。
段祺瑞一生功業未競身先退。退出惡濁政壇後，似乎煥然一新，一心向佛，慈悲為懷，專心下棋吟詩，日子過得非常充實。1926年12月，天津大雪，凍死難民很多，段祺瑞為督促各慈善家趕辦急賑，曾撰詩為災民請命：「瑞雪覺年兆，哀鴻轉弗安，眾生悲業積，我佛結緣難，冬至陽生漸，春回氣不寒，閉門恩寡過，善惡待天於。」以其曾任高位，弟子滿堂，段祺瑞登高一呼，對賑災事宜幫助甚大。段雖退出政圈，但並未因此而放棄其社會責任，這也是值得讚嘆的。
段祺瑞不像其他政客，口頭上宣布退出江湖，但實際上仍然出賣良知，為錢財官位奔忙。這也可以看出段氏是有些政治原則的人物。此類政治性格在此後中國史上實在不多見，比較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馮玉祥等人，段確實算是難得的政治家。
1926年後多次有段要再次出山之消息傳諸報端，但最後都證實是謊謠。段祺瑞也一再透過報紙發表聲明，表示無論誰以其名義活動，均屬冒頂，決不承認。正因為此，蔣介石上臺後，對這位曾經的老師執禮甚恭，為解決其生活困難，還囑咐每月補助若干，以濟時需。
段祺瑞不但自己信守諾言不再出山任事，而且對其子弟約束也嚴，不准其借父盛名在外面招搖，要官要錢。段祺瑞曾自撰許多篇詩文，以訓戒子弟。其中有一 「因果篇」，文曰：「輸迴環無端，恩怨債分明，未生先造死，因果當權衡，善惡報不爽，非力所能爭，安養惟淨土，要在一心誠。」
正因為有這種信仰與道德觀，段祺瑞無論在位還是退位，其行為舉止均能達到一種較高標準。如果從職位升遷長久的角度來說，他做官似乎不算是最成功。但如果從負責任或職業政治操守職業道德等角度來看，段祺瑞大概可以算作是今日官吏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