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共認宗蘇俄、分裂祖國並製造兩個中國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這個長達十年的時期內，蘇俄命令並指揮下的中共叛亂叛國有三個階段：即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武裝叛亂階段，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八月的武裝叛國階段，與一九三四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制定假抗日真圖存陰謀策略的階段。
第一、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中共武裝叛亂
本階段中共武裝叛亂的特徵及手段，是發動武裝叛亂、煽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認宗蘇俄、背叛祖國」的城鄉俄屬蘇維埃政權。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說，共產國際為轉變中國革命，首先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招回了共產國際首席代表羅易，停止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成立了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職權。但是，由於共產國際並不指定新的總書記或臨時負責人，所以，在緊急時期裡，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和繼之而來的羅明拉茲，就取得了更高的決策地位。羅明拉茲被授予全權「糾正過去的錯誤，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同時，「共產國際考慮以瞿秋白代替陳獨秀……因為瞿秋白同意按共產國際方針實行中國革命的政策轉變」。26
由是，在羅明拉茲的決策和指揮下，中共掀起了武裝叛亂的第一個浪潮，即發動「八一南昌暴動」。羅明拉茲和新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組織前敵委員會，負責指揮這次武裝叛變。是時，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共產黨掌握的武裝有：隸屬於國民革命軍張發奎的葉挺第二十四師，由原葉挺獨立團改編的周士第第七十三團，賀龍的第二十軍，盧德銘掌握的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一部，和隸屬於國民革命軍第五方面軍的第三軍軍官教導團，南昌公安局的兩個保安大隊，以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部分學員。27叛亂髮起後，乃推出宋慶齡、譚平山、賀龍、郭沫若、惲代英等人組成主席團，並仍盜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名義，由賀龍任總指揮，郭沫若任總政治部主任，劉伯承任參謀長，號稱下轄三個軍，總兵力三萬人。但是，不數日，只因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張發奎發兵平叛追剿，叛軍乃逃出南昌，逃至廣東，兵敗潮、汕。嗣後，千餘殘部乃迂迴逃竄，於翌年四月由朱德、陳毅帶至井岡山落草，為毛澤東所接納。
中共武裝叛亂的第二個浪潮是在八七會議之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所主持的中共八七會議，決策了中共叛亂的三大政策，或曰三大手段、即武裝暴動、發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於是，該次會議首先批判了前中共中央「不敢發動武裝暴動」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指責了大革命時期的中共中央「始終沒有認真想到武裝工農的問題，沒有想著武裝工農的必要，沒有想著造成真正革命的工農武裝隊」，因此，號召要「造成真正的革命的工農武裝隊」，以實行武裝叛亂。28其次，因土地革命是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給中國革命提出來的路線和任務，所以，本次會議不僅確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針，而且，據中共黨史專家稱：「自羅明拉茲來華後，土地革命變得異常激進，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被派赴各省組織農民暴動，土地革命真正變成了全黨的革命行動。」29八月九日，由於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同意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指示，於是，九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和蘇維埃口號的決議」。決議指出「現在的任務不僅是宣傳蘇維埃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該成立蘇維埃」。同時指出「蘇維埃組織應當首先在廣州、長沙這些確實取得勝利的關鍵地方建立」。嗣後，「只是因為攻打長沙沒有進展，所以沒有提出蘇維埃，而廣州暴動的政權就稱為廣州蘇維埃」。
八七會議決定的另一個大規模武裝叛亂行動，便是派毛澤東赴湖南發動秋收暴動，以攻打長沙和武漢。毛在湖南招降納叛，於九月初建成了四個團的叛亂武裝。第一團由原武漢國民政府警備團部分叛變軍人和平江、崇陽、通城農民武裝組成，第二團由安源一些工人武裝和附近各縣的農民武裝組成，第三團由瀏陽農民自衛軍、平江農民自衛軍及部分警衛團叛軍組成，第四團由原夏斗寅殘部組成。計畫分三路進攻平江、萍鄉、灃陵，然後共同進攻長沙。九月九日，秋收暴動從破壞鐵路交通起，一團進攻平江，因四團叛變，慘敗；九月十日，二團在安源起義，在瀏陽遭圍殲，損失三分之二；九月十一日，三團進攻東門市遭襲擊，亦敗亡。九月十九日各殘部敗聚文家市，認為「革命已經暫時沒有可能在城市取得勝利」，所以「否定了取瀏陽直攻長沙的主張」，決敗走贛粵邊界以求存，然後落草井岡山中。
中共武裝叛亂的第三個浪潮，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上海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所發動。如前所說，這次仍由羅明拉茲所主持的會議，通過了羅明拉茲為中共起草的「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以及「關於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的決議」等。據中共現代史教材稱，這次會議的重大要求之一就是「反對退卻，要求繼續進攻，堅持城市中心，認為城市工人暴動，是革命勝利的關鍵，要努力使暴動的城市成為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30這次會議的重大要求之二，就是「提出中國革命已經進入蘇維埃階段，現時革命階段中，黨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並稱，「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總政策，在黨領導的全國各地革命鬥爭中，都得到了實施。特別在海陸豐起義和廣州起義時，已把這個口號公布於全國」。31這次會議的重大要求之三，就是主張「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動派，應當採取毫不顧惜的消滅政策，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眾式的性質，要極端嚴厲絕無顧惜地殺盡豪紳反革命派」。32中共中央於會議結束後第三天發出了「致兩湖省委的信」，明確指示「在城市中當戰爭激烈以及某一部分軍隊敗潰時應……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的工頭……在漢口長沙如是工人群眾的行動，可領導其打外國人。在鄉村中大力發展游擊戰爭，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目前主要口號應當是：工農兵大暴動起來，消滅新軍閥戰爭，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會議，殺盡土豪大地主，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33據中共現代史教材稱：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湖南特委代表曾到井岡山批評這裡的工作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使小資產階級變無產階級，然後再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34此後，在由中共所發動的武裝叛亂中，大都執行了燒殺政策，其情景慘絕人寰（參見本章第四節）。
會後，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計畫」，佈置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舉行總罷工、總暴動，佈置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省的「工農總暴動」，先後發動了宜興、無錫的農民起義，上海起義，武漢起義，順直暴動。武漢暴動計畫，因無以執行而被取消；長沙暴動雖有中共湖南省委「奪取全省政權總暴動」的總動員通知，亦組織了二百多人的敢死隊，但瞬間敗亡。上海及順直等地區的暴動，非迅速慘敗，即無以發動。主要的武裝叛亂，乃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指揮，蘇俄駐廣州領事館直接參預，和由張太雷、葉劍英等參加指揮的廣州暴動。參加暴動的主力是葉劍英的原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約一千三百人。另有周文雍指揮的工人赤衛隊，約三千人。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叛亂爆發，當日即宣佈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又稱「廣州公社」，由蘇兆征任主席，葉挺任工農紅軍總指揮，葉劍英任副總指揮，併發布政綱稱：「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一切權力收歸國有」，「打倒反革命國民黨和各式軍閥，聯合蘇聯、打倒帝國主義」等。暴動竭盡燒殺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屍」。35暴動和暴行延續了兩日，迅以慘敗為告終。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幾於共產國際召開「六大」的同時，因蘇俄出錢出力，中共亦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用中共黨史專家的話來說，中共「六大」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實際是俄式共產革命在中國失敗的教訓。中共「六大」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以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為指導，明確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前途，準備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36中共「六大」提出了十項政綱，主要有「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沒收外國資本和銀行，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等。大會認為，當前的革命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第一個浪潮已經過去……新的革命浪潮還沒有到來。但「新的廣大的革命高潮是無可避免的」。「黨的總路線是先爭取群眾，要團結無產階級的群眾，發展工農群眾組織，準備武裝暴動。」中共「六大」還通過了《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規定：「共產黨在準備武裝起義中，就要秘密建設政權的核心；起義後要堅決、敏銳地成立政權機關；革命政權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裝起義隊伍的基礎上，變成常備紅軍。黨要贊助農民的游擊戰爭，要在農民運動的基礎上建立工農革命軍……」大會認為，革命的動力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民族資產階級是最危險的敵人之一。第三黨是「反革命工具」，是「統治階級的姦細」。國民黨的各派別都是「一樣的反革命」。37
中共「六大」以後，中共的武裝叛亂幾已全部轉移到了農村。但各地農民在中共煽動下的暴動和暴亂，卻呈現出一種時起時消、瞬間敗亡的景象，並且發動不易。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那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麼敵軍內部的倒戈和暴動」。38所謂的新革命高潮非但沒有到來，失敗的景象卻隨處可見。
據中共現代史教材和中共黨史著作稱，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發動了一百多次武裝暴動，其中大型的暴動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廣州暴動外，其餘都是農村暴動。主要有：一九二七年九月至十月的兩次海陸豐暴動 曾於十一月間建立過蘇維埃政權。一九二七年十月的廣東瓊崖暴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的湖北麻城暴動。一九二八年一月贛東北弋橫年關暴動。一九二八年一至二月由逃竄在湘南的朱德、陳毅所發動的年關暴動。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春的洪湖和湘鄂西暴動。一九二八年三月的湖南平江「扑城」暴動。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間的陝西渭華暴動。一九二八年春的閩西龍岩、永定暴動。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平江暴動。以及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五月紅四軍的兩次入閩和一次入贛。39這些暴動，除掉一時燒殺無度、血濺山野之外，大多數遭到了慘敗。其後，若不是以李、馮、閻為代表的殘餘軍閥大規模武裝叛變，為中共的武裝叛亂帶來了機會，則不僅是中國的「紅色政權」將無由存在，即便是由蘇俄所直接命令和指揮的武裝叛國以保衛蘇聯，都只能是有令難起了。
第二、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中共武裝叛國
中共武裝叛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中東路事發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第二階段自九一八事變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紅軍逃出江西。第一階段中共武裝叛國的特徵，是在蘇俄的直接命令並指揮下一邊公開號召「武裝保衛蘇聯」，一邊擴大武裝叛亂，以與蘇聯侵略裡應外合。第二階段中共武裝叛國的特徵，是於國難當頭之時，「借重」日本的侵略，繼續高喊「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堅持叛國，擴大叛亂，反撲圍剿，直至失敗逃亡。
中共兩階段叛國的共同手段，都是在蘇俄的命令與指揮下，堅持武裝叛亂的形式，堅持煽動農村造反，和堅持建立認宗蘇俄的蘇維埃政權。
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一階段
據中共黨史專家稱：中東路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極大關注。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發表了宣言和中央通告四十一號、四十二號，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國民黨軍隊「進攻」蘇聯。宣言和通告根據共產國際精神提出：
一、「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反帝國主義的大本營，尤其是蘇聯社會主義緊急的建設與鞏固，更加吸引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與殖民地的勞苦群眾，日益傾向革命，所以蘇聯與帝國主義為生死之敵，特別是帝國主義互相衝突不可終日的時候，更加緊對於蘇聯的敵視，企圖首先消滅蘇聯。」作者按——中東路事件，在中國政府，是要收回主權；在蘇聯，是要繼續強佔沙皇俄國所曾搶佔的中國主權。因中國政府要維護主權，反對強佔，蘇聯便發兵侵略中國——這就說明蘇聯才是真正的帝國主義。
二、「帝國主義指示中國國民黨進攻蘇聯的陰謀，已進行兩年了」，「收回中東路便是具體的表現」。作者按——事實是，蘇聯命令並指揮中共武裝顛覆北伐成功後的中華民國已經整整兩年了。事實是，收回中東路為國家主權所在，為任何國家所不能反對，中共忘記了自己也是中國人。
三、「中東路事件就是進攻蘇聯戰爭的開始，這是一個極端嚴重的事件。」作者按——如果在本國領土上收回國家主權就是進攻蘇聯的開始，則近百年來全世界只要是宣布過國家獨立、收回過國家主權的各殖民地國家，豈非全部變成了侵略者？如果這一立論「正確」，則今日收回香港和澳門主權豈非成了中共在「進攻英國和葡萄牙」？
四、「現在世界大戰的危機日益迫切，而中國在帝國主義戰爭與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中，都是最嚴重的地方。」作者按——此無非是說：只因為中國在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中，都是最嚴重的地方，所以中國就不能收回主權，所以中國若要收回主權，蘇聯就應該武裝侵略中國，中共就應該武裝保衛蘇聯而不應該保衛自己的祖國。這不是徹底的賣國助敵又是什麼？
五、「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反對國民黨做帝國主義的工具，應是最主要的口號。」40作者按——如果應該反對國民黨做帝國主義的工具，那麼，在蘇聯侵略我國之時，最主要的口號豈非更應該是「反對中共去做蘇俄侵略我們祖國的工具」嗎？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黨史專家們，在敘述中共這一段武裝叛國的歷史時，因多少有些為中共「無地自容」之感，因而，在引用資料時，才不得不「做了一些手腳」。但是，當他們批評起被中共後來的領袖所否定了的前領袖王明時，卻說：「王明雖然在這些文章裡（按：指王明十二篇論證中共應該「武裝保衛蘇聯」的文章）有一些正確的論述，但這些文章主要的還是大肆宣揚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在中東路事件爆發後提出的‘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等極埠號……41此可謂「一語露盡天機」。由是，他們才如是小心翼翼地批評說：「武裝保衛蘇聯，實際上是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對立了起來，它脫離了當時中國廣大群眾的實際要求，也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42他們的話，雖然掩蓋了中共叛國的鮮明本質，抹去了當時國民對於中共這一叛亂賣國的憤怒指責（包括除中共以外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所有其他政治派別）。但是，在中國大陸沒有言論自由的前提下，能如是說，已經難能可貴。
如本章第一節所說，中東路事件爆發之際，蘇聯侵略者不僅對我國大打出手，而且侵略並佔領了我國東北的大片領土，只因我國政府受制於國內的殘餘軍閥叛亂和中共武裝叛國，而不能戰勝它的侵略，才使它達到了要繼續強佔我國主權的目的。雖然祖國的失敗已經若此，中共卻非但不收斂它「武裝保衛蘇聯」的叛國方針，卻在這一叛國的旗號之下，將武裝叛亂推向了頂峰階段。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當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中共江蘇省「二大」第九次會議上發表演說時，即稱：「反對進攻蘇聯和保衛蘇聯的任務，中央已經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據中共史家稱，這次會議的決議就是「武裝保衛蘇聯」。43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第六十號通告的標題就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該通告指出：「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的世界大戰已經迫在目前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將是人類歷史上未曾有的殘酷的階級戰爭，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爆發。」由是，中共黨史專家才會坦白地說道：「中共乃由此在中國安排發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制定紅軍的策略。」44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接受國際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決議」即「接受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緊接著，中共又發出了「中央通告七十號」，號召全黨「變軍閥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戰爭，以推翻國民黨統治，以建立蘇維埃政權」。還說「這是目前總的路線」，是「最積極進攻的路線」，是「集中進攻的中心策略」。
一九三零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華全國總工會經過三個多月的準備，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組織法》和《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大會認為，當前，中國統治階級在「崩潰」，革命高潮即將來臨，要迅速準備武裝力量，與帝國主義、軍閥決最後勝負。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在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聲稱：「在革命的具體發展、偉大革命高潮已經接近的現在，黨不只是要注意到奪取廣大群眾、組織廣大群眾的鬥爭，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發時，組織全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任務。因此，加緊組織群眾的政治鬥爭，加緊宣傳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必要，注意促進全國革命高潮，注意武裝暴動的組織上和技術上的準備，注意佈置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的首先勝利。」對此中共黨史專家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李立三提出了全國武裝暴動計畫，即城市工人暴動和農村紅軍進攻相配合的奪取一省幾省勝利的計畫。」45同時，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武裝暴動計畫主要有：命令紅一軍團攻打南昌，紅三軍團攻打武昌和長沙，紅二軍團和紅一軍團出兵漢陽、漢口，紅十軍團進攻九江，紅七軍團挺進柳州，幻想‘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同時又要求上海、南京、廣州、北平、天津、哈爾濱等中心城市舉行總罷工、總起義，以造成全國革命高潮。」46
中共中央所發動的各大城市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計畫，均因為行不通而失敗。唯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於七月二十七日突襲長沙，並於七月二十八日建立了以李立三為主席的長沙蘇維埃政府。八月五日失敗後，八月三十一日復又攻陷長沙，九月二日再次敗退長沙。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紅二軍團由一萬五、六千人減少到三千人，縮編為紅三軍，離開洪湖根據地，撤往鄂西山中。廣西紅七軍北上後喪失了右江根據地，部隊由六千人減少到二千人，最後進入中央根據地。紅十軍由兩萬人減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圍退回到贛東北根據地。」47
中共第一階段武裝保衛蘇聯的叛國計畫，雖乘新舊殘餘軍閥的大規模軍事叛變而起，但隨著中華民國政府軍平叛的全面勝利，亦以全面失敗為告終。
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二階段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後，日本陰謀侵佔了我國的東三省。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東北人民自組義勇軍以抗日，中華民國政府曾明有十九路軍、暗有第五軍血戰淞滬的壯舉（參見上卷第六章），政府軍在長城沿線對日本的頑強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輕易南下和西進。全國人民呼喚抗日救國的悲情壯歌更是波瀾國中。當此國難當頭之時，中共非但對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不願與聞，相反，卻乘國難而發難，一意堅持和擴大武裝叛國。
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內，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一個任務，便是乘機擴大武裝叛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當天，中華民國政府軍乃不得不停止圍剿，蔣介石本人亦不得不於第二天離開江西前線。由是，中共不僅歡呼「衝破了第三次圍剿的勝利」，中共臨時中央竟立即根據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決議案」，於九月二十日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即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案」。這個「緊急任務案」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反對蘇聯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險」，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同時，認定中間派是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斷定當時「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因此，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組織工人罷工」的計畫。
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內，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二個任務，則是乘機建立附庸蘇俄的「國中之國」，以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蘇聯的國慶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佈成立「中華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繼續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立即在蘇俄發表「中國的革命鬥爭」一文，稱：「中國正在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這一事實本身便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因為當此日本人佔領滿州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際，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顯示了一個新的革命的中國存在！」48一九三二年春，即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國政府軍付出了極大的犧牲，贏得了第一次淞滬抗戰的勝利時，中共領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國目前的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一書中，稱：「中國所面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興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與腐朽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鬥爭。」並稱：「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49中共現代史教材甚至「揭露」說，「一二八」之後，正當我國軍民在淞滬抗戰前線用血肉捍衛自己的祖國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對十九路軍抗戰也採取了錯誤的策略，搞要兵不要官的‘下層統一戰線’，號召士兵‘立刻組織兵士委員會’，號召‘武裝的工人農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推翻國民黨軍閥的這一領導，把領導權拿到自己手裡’」。50
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內，中共實行武裝叛國的第三個任務就是利用日本對我國的侵略，一邊擴大武裝叛亂，一邊反撲中華民國政府軍的圍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中華民國政府軍被迫停止了第三次圍剿。此後，直至一九三三年春，中共的武裝叛國便獲得了一次很大發展。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經過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贛南、閩西之間的‘白點’完全消失，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擁有人口三百萬。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鄂豫皖蘇區和紅軍獲得猛烈發展。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京漢線，北達寰州、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總面積約四萬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萬，擁有五個縣城，建立了迄二十餘個縣的革命政權，主力部隊已達伍萬人。」一九三一年十月，移駐湘鄂邊的紅三軍重回洪湖，至一九三二年春發展到一萬五千餘人。51
一九三三年春，正在進行第四次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又因長城抗戰爆發而被調防長城沿線。中共的武裝叛國又得到了一次大發展。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中央蘇區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地域更加擴大，已經跨湘贛閩粵四省，並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閩浙贛區的紅十軍擴大為紅七軍團，南下歸紅一方面軍指揮。紅一方面軍發展到十萬人左右，赤衛隊發展到二十萬人。這時是中央蘇區全盛時期。」「在中央紅軍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同時，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陝邊界，開闢了川陝蘇區。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陝蘇維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陝蘇區發展到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總面積四萬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餘萬的廣大區域。紅四方面軍發展到五個軍、十五個師、四十五個團，共八萬餘人……這是川陝蘇區的極盛時期。」「在陝北……九一八事變後，在河北阜平起義的紅二十四軍轉戰入陝（按：不是抗日），與謝、劉（謝子長、劉志丹）的游擊隊會合……成立了紅二十六軍……在一九三三年內，全國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達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高峰。」52
這一切，無非證明，正是日本帝國對我國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的全盛期。為了在祖國遭受侵略的日子裡武裝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為乘國難當頭以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並篡立起一個「俄屬蘇維埃中國」，中共唯以製造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為己任，雖然自稱數十萬人馬，卻非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以東進上海抗日，以北上長城抗日，以遠征東三省抗日，甚至連抗日的口號亦不曾喊過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便必定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而已。而武裝保衛蘇聯的行動，就是受俄命而在國難當頭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中共的叛國本質和叛國行徑，也就無須再作其他任何的證明了。
最後，仍必須指出的是，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這十年間，不論是中共所稱的瞿秋白的盲動主義，還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他們在按照蘇俄的命令與指揮，旨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一心顛覆中華民國和蓄意製造兩個中國的目標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於他們的內部鬥爭和互相否定，不過是這個史無前例的叛亂叛國集團的內鬥和內訌，或曰蘇俄統治集團內鬥和內訌在他們當中的表現罷了。充其量他們也只是在比較誰更忠誠於蘇俄，誰在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上面更有成績，誰的思想和路線更能夠達成叛亂和叛國的目標罷了。就像某個盜竊集團的一群首領們，既要在盜竊前為誰的盜竊辦法最好而發生爭論，又要在盜竊後為偷盜的失敗或分贓的多寡而互相指責一樣，不僅沒有是非可言，即便有，那也只是這個盜竊集團內部的是和非而已。而當我們只需就這個盜竊集團對社會所產生的危害進行揭露、指控和清除，而非對盜竊集團中的每一個成員分別予以「量刑」時，他們內部的是還是非，又與我們何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