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季，張金剛先生在《南國都市報》撰文，言及他在日本所感知的「手機文明」問題。透析日本人的「手機文明」，可見中國文化的瑰麗和中共的罪惡。
一、日本人的「手機文明」令人深受感動。
張金剛去日本旅遊，由於疏忽未辦理國際長途業務，手機無法使用。隨旅遊團一路乘坐地鐵、參觀旅行、逛街購物、餐館就餐，出乎意料地沒有聽到一聲手機鈴聲、沒有見到一人大聲接打電話。旅遊團的導遊、日本的司機使用手機，都用振動模式。他以為有專門的規定，打聽之下才知道：這只是日本人的一個習慣，不讓手機鈴聲影響別人。除此之外，張金剛還發現地鐵車廂內的老、弱、病、孕、殘的專座上方，貼有明顯的告示，提醒要關閉手機。詢問之下，知道：這是為了避免手機對有些老人和病人心臟搭橋等的輻射影響。一路乘車，張金剛享受公共場所的安靜，還在日本一家醫院走廊發現禁打電話的提示牌。護士告訴他，醫院限制使用手機，主要是怕影響病人的休息，以防電波干擾醫療器械；接打電話， 必須到醫院「通話室」去打，還不能大聲講話和長時間通話。這讓他深受感動。
二、國內經常遭遇的手機困擾，緣於禮儀文化傳統被破壞。
張金剛感嘆：國內經常遇到的手機困擾，平日裡，總會在公車、會場、餐館、樓道等公共場所，聽到突然響起的高分貝手機鈴聲，接聽者也往往大呼小叫、旁若無人。這種被別人的手機鈴聲、電話內容干擾生活、打斷思緒的感覺著實不爽。實際上我們被吵慣了，在吵聲中「自然」成長。張金剛的「不爽」倒像無病呻吟。
尋思起來，日本的手機文明其實是中國禮教傳統「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仁愛原則的在科技文明的現代社會中的表現。禮教傳統在今日中共統治的大陸五星級酒店，依然能夠見到殘存的印跡：要求職員遇見任何人，都要說一聲；你好。這禮節在中華民國的大宅院、茶樓、飯館等場所隨處可見，在當今成為工作要求。
中國人有文字記載的禮教傳統在周朝就開始了。三千年到歷史中華民國，禮儀文明隨處可見，以致英國大哲學家羅素都由衷羨慕：做白種人，不如做中國人。他說：「我終於意識到，白種人並不像我曾經想像的那樣重要。假如歐美人在戰爭中全都同歸於盡，那也並不意味著人類的滅絕，甚至也不意味著文明的終結，大量的中國人還在那裡呢……」他稱讚中國「有最偉大的智慧」，沒有把事實扭曲成「一種特定的模式」。而這種讓英國名人敬佩的禮儀智慧，卻被魯迅以「禮教吃人」惡語中傷。大陸人曾經全民學魯迅，寫吵鬧雜文，恃強凌弱地罵國民黨和老百姓（以國民劣根性亂罵），加之政治運動中批鬥謾罵成風，鬥爭中的吵鬧居然成了生活的經常內容。以至於今天在大陸男女老少都覺得文明的港臺男人娘娘腔，酸！中國大陸手機困擾，緣於中華禮儀文化傳統被破壞，幾乎都有責任。
三、只要共黨存在，中國就不可能有「手機文明」。
中國禮教文化和文明最大的破壞者是共黨。日本共產黨曾經也惡劣破壞過日本禮儀，失敗了。所以張金剛旅遊才得以靜心感受日本人的「手機文明」，體會到中華禮教智慧給日本高度現代化的科技生活營造出來的非常好的文明氛圍。日本的手機文明，就是在日本整體禮儀文明氛圍中一朵小花，體現出禮的美好在日本得到完整的保留，沒有被糟蹋。而中共嚴重破壞中國禮教，所以才有手機困擾。
張金剛設想，如果國人也能如日本人這樣自覺地管理好自己的手機，將通話的聲音壓到最低，並將這種文明影響推廣到其他類似的領域，那我們的生活將會多麼美好。這個心願非常好，但只要共黨存在，將永遠是瞌睡中的夢。在大陸別說把手機放振動模式，就是聲音設置得比較小，一次漏掉了手機的接聽，就可能引來抱怨：你幹嘛不開聲音啊？你有病啊？打手機都像做賊，你是不是有見不得人的事？中國大陸吵吵嚷嚷的生活方式，是鬥爭運動歲月的產物。在共匪小人山寨或部落，一切都要公開透明。1960年代，我父親是學校惟一有收音機的人，晚上收音怕影響鄰居，戴耳機講文明在文革被指責是「收聽敵臺」。中共反君子道而行小人之事，自吹自擂「偉大、光榮、正確」。大陸打手機的人大聲嚷嚷，那是一種神氣。我在1990年代初，拿著磚頭手機在街頭嚷嚷，就是要引人羨慕。
手機困擾是禮教文明丟失的現象之一，罪魁禍首是共黨。這務必要弄清。缺乏手機文明之前，我們早就因為失禮缺了很多文明：過馬路不走斑馬線、開車不減速讓前方的行人、隨地吐痰、不跟陌生人說話。如此野蠻人生，手機困擾算個啥，根本就是都市叢林的「正常」狀態，中國大陸不是國，是山寨，是部落。
我們是「被野蠻」的，被中共以暴力和謊言「逼騙」成了「現代原始人」：有現代工業、共和、科技、樓房、高速公路、手機網路、監獄、軍警等各方面的元素，但卻是原始部落戰爭中的意識和精神，用鞭子、刀劍說話，把輸者當奴隸。所以，解體中共，重建中華國家和社會是當務之急。這第一步就是三退黨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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