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共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黨
第一、中國共產革命被迫轉變為中共農民造反
一、農民革命與共產革命的關係
如導論所說，一是馬克思主義原來就是歐洲傳統農業社會意識形態的近代化和「科學」化，所以馬克思主義非但不排斥農民革命，而且批判那些否定和詆毀農民革命的思想，馬克思對拉薩爾的批判就是明證。53二是由無產階級聯合併領導農民結成工農聯盟的基礎，不僅是共產革命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成份，而且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馬克思所指出的，巴黎公社造反因沒有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而招致失敗的教訓，和恩格斯所提出的農業合作化道路，就更加證明了馬、恩對工農聯盟以共同發動共產革命和共同建設共產國家的重視。三是一九一七年之後，正是俄國農民對於蘇俄共產專制政權的長期反抗和頑強反抗，才促使斯大林一方面對本國農民採取了殘酷鎮壓的手段，一方面則愈來愈明確地要求中共發動土地革命和煽動農民造反。斯大林甚至明確地指示中共：「中國革命實際上就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中國的革命實質上就是由中共領導的一場農民戰爭。」（參見本章第一節）顯然，這一切，都對中國共產革命轉變為中共農民革命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就不用說，中國原來就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落後農業國家；更不用說，中共建黨伊始，黨內就有一個十分活躍的「農民革命派」。
二、中共建黨時期的組成成份已經決定了這一轉變的完全可能性
如前所說，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初，不論它曾如何地標榜自己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實際上，它卻是由一兩個著名知識份子與數十名小知識份子組織起來的黨（參見上卷第三章）。而在建黨初期即成為其主體的小知識份子當中，有的雖然是鄉村秀才出身，有的則是農村知識青年，或是失意與失學的農村小知識份子，毛澤東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這些在漫長的君主專制社會裏，常常會成為農民造反領袖、或能成為為農民造反領袖出謀劃策者的農村小知識份子，或曰小地主階層的不仕子們，正因為他們生活在新舊交替時代的中國社會，處於中國歷史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早期階段，再加上辛亥之後，土地問題既未能及時解決，平均地權的革命理想又未能迅速實現，傳統農業社會還遠未來得及解體，因此，不論是從他們的個人處境出發，還是從他們要變革社會的願望和理想著眼，也不論他們是否接受了何等的新思想與新主義，更遑論作為農村小知識份子的他們，對這些新思想和新主義能否真正理解和接受，或僅僅是生吞活剝，他們都不可能不在相當程度上，既承受著傳統農民造反的影響和驅使，又不可能不熱切地關心著，包括其自身命運在內的中國農村社會的變化。說穿了，即是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的解決。因此，作為中共早期重要組成成份的農村小知識份子們，也就不可能不把他們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如何認識歷史上的農民造反，和如何在共產主義革命的旗幟下，發動當代農民革命的問題。特別是在中國，歷代農民造反革命的實踐，早已為他們提供了現成的造反傳統和豐富的造反經驗。這就為中國共產革命轉變為中共農民革命帶來了極大的可能性。
三、中共黨內向來就有一個鼓吹農民造反的派別
由於上述原因的存在，所以，在中共內部向來就存在著一個竭力鼓吹農民造反的派別。一九二二年，地主出身的農村小知識份子彭湃，就已經開始在家鄉海豐縣從事發動農民運動和組織農民協會的工作，後來並成立了由中共黨人所發動和組織的第一個農會，即惠州農民聯合會。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澤東就已經用「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作為理由，來強調農民革命的重要性，進而指出中共不應只看見廣州一隅的國民黨，而應重視全國廣大的農民。他說：「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所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樣的局面。」54一九二三年九月，毛澤東在長沙大學補修班上講國文課時，就曾指出：「農民的出路只有從地主手中奪回土地」。55
此後，在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為中共所把持的情形下，特別是在蘇俄和斯大林已經明確指示中共，要在中國國民黨北伐進軍的後方發動土地革命
之後，中共中央因於一九二六年二月提出了「北伐政綱」，要把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大方向轉變成為發動土地革命，建立鄉村農民造反政權，毛澤東遂成為廣東和武漢兩地農民運動講習所的主持人。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前，廣州農講所已主辦六期，每期均有各地農民運動的積極份子參加。至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亦加緊開張，為嗣後中共的武裝叛亂，培養了一批農村造反人才。一九二六年九月，即在北伐軍解放了湖南，對湖北的攻堅戰即將開始之時，毛澤東又發表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指出「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與全國人民一心相與的北伐打倒軍閥的大方向唱反調。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共在北伐軍剛打下武漢、南昌、福建，就要東進南京、包圍上海之際，中共中央又在「農民政綱」中提出，要在國民革命政權剛剛建立的北伐軍後方，「沒收大地主、軍閥、劣紳及國家、宗祠的土地，歸給農民；武裝農民，推翻農村中的劣紳政權，建立農民平民政權。」同月，毛澤東始擔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十二月，毛澤東參加了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並使該次大會通過了「減租、減息、鏟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建立農民政權，組織農民自己武裝」等決議。56據中共史家稱，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省已有五十多個縣成立了農民協會，會員激增至二百萬人。於是，在中共「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號召下，湖南農民運動開始「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不僅省、縣、市、鄉各級農民協會形同政權，動輒沒收土地財產，而且自結武裝，橫行鄉里，隨意處決地主紳士。「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造反口號，既無限擴張了造反殺人的範圍；「剪長衫、吃大戶」的無理要求，更將湖南農民運動推向了與傳統農民造反一般無二的「大同境界」。他們不僅要「將土豪劣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而且要「衝進地主家裡，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滾上一滾」。其批判、批鬥、戴高帽遊街，無辜打人、關人、濫施種種刑罰，雖與歷代農民造反的暴民行為如出一轍，尤與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共「土改」和中共「文革」一般無二。由是而把傳統農民之暴民運動的本相表演得淋漓盡致。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不僅把湖南農民運動吹上了天，妄稱「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力量都阻擋不住……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孫中山先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農民在幾個月內就做到了」。而且，毛澤東還興奮地讚嘆道：「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有過的奇勛。」甚至因此而得出結論說：「沒有貧農的參加，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更妄言「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後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57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在毛澤東等人的推動下，全國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在武漢成立。至此，中共黨內以毛澤東為首的農民造反派別終於形成。
四、中國共產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敗提供了這一轉變的歷史條件
上述種種原因雖然是中國共產革命轉變為中共農民造反的重要原因，但是，恰恰是中國共產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敗，才迫使它更迅速地轉變成了中共農民造反。其原因：一是中國共產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敗，已使它因大量的叛變、自首、脫黨、少數人被捕和極少數公開叛亂首領的被處決，而銳減到不足一萬人。由中共乘北伐之機而組織的工會，亦從其高峰期的三百萬會員減少到三萬人。曾號稱擁有一千萬會眾的全國各地農民協會，基本上已經不復存在。58其後，中共雖然在蘇俄的命令並指揮下，持續地發動了以城市為中心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但是，城市武裝叛亂的逐次失敗和全部失敗，不僅使它的地下組織遭遇了很大破壞，而且迫使它的地下中央機關和各級機關陸續遷往農村。從此，江西農村便成了他們的中央「蘇區」，南中國貧窮、落後的偏遠農村遂成了他們武裝叛亂的戰場，城市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也就只能為農村的傳統式農民造反所代替。
二是中國共產革命於一九二七年的失敗，在實際上雖然是蘇俄企圖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的失敗，但是，蘇俄非但沒有因此而善罷甘休，甚至就此將「誘逼」變為「直接發動」，乾脆命令並指揮中共發動武裝叛亂，煽動農民造反和建立認宗蘇俄、出賣祖國的俄屬蘇維埃政權。因此，中共的農民造反，也就在蘇俄的命令下，獲得了它仍然作為中國共產革命性質和內容的正宗性。特別是一九二八年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時，由於斯大林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定性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武裝鬥爭，因此，中共農民革命就是中國共產革命，也就不僅在共產革命的理論上得到了認同，而且在組織上得到了國際共產教皇斯大林的批准和支持。長期以來，中共史家曾指斯大林認為毛澤東的農民革命不是共產革命的說法，不過是要把這個認中共農民革命就是中國共產革命的歷史功績，完全歸功於毛澤東一人罷了。
三是中共黨內向來就存在著一個鼓吹農民造反的派別，而這個派別既在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革命失敗以前就走「對」了道路，又在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革命失敗以後，因堅持發動農民造反而挽救了中國共產革命。同時，更因為中共黨內的農民造反派領袖毛澤東，在發動農民造反的革命中能夠借鑒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經驗，不僅確定了「工農武裝割據」和「農村保衛城市」的方針，而且提出了「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的口號，並把二者緊密聯繫，從而造成了附庸蘇俄的「中華蘇維埃國」的建立，為蘇俄蓄意顛覆中華民國、分裂中國、製造兩個中國而「功莫大焉」。所以，在中國共產革命已經瀕臨危局之時，毛澤東所要走的農民造反的道路，不僅得到了蘇俄的支持，而且得到了蘇俄的讚揚。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產國際通訊》曾發表米夫的文章：「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該文稱：「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這是毛澤東同志的話……現在各國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都熱烈地希望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勝利。」其後，共產國際還致函中共中央說：「毛澤東同志的報告，中文的已經出版（指在蘇俄出版）綢制封面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都沒有這樣美觀的書……。」後來，共產國際又出版了《中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一書，該書刊有《毛澤東在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總結報告》和《毛澤東關於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工作的結束語》等內容，並用俄、德、日、英等十幾國文字出版。
從此，毛澤東不僅將農民當成實現中國共產革命的主力軍，而且，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也就是把「人人有飯吃、個個有衣穿；沒有剝削、沒有壓迫」這一馬克思主義「理論精華」與中國農民「均貧賤、等富貴，人人都能大碗喝酒、個個都能大塊吃肉」的傳統大同思想結合起來，在中國共產革命於城市遭遇全面失敗的危局之下，為中共找到了一面較之洪秀全的拜上帝會更為「科學」、更為現代、亦更能打動人心的思想旗幟，使得煽動農民造反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革命的主流和主體，更為其後毛澤東在抗戰中為實現他假抗戰和真擴張的賣國路線，以準備嗣後那一場搶天下的內戰，而一再聲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提供了理論基礎。
第二、中國共產黨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黨
由於中國共產革命迅速地轉變成了中共農民造反，中國共產黨也就迅速地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黨。
一、中共在構成上迅速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黨。有統計表明，一九二六年底，在中共約伍萬餘黨員中，工人佔百分之六十六，知識份子、主要是小知識份子佔百分之二十二，農民僅佔百分之五。但是到了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機關遷往江西「蘇區」時，中共雖在人數上已達十萬之多，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已經是農民。59中國共產黨在構成上的這一重大變化，無疑已經使它蛻變成了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黨，即農民黨。
二、中共在性質上蛻變為一個以現代政黨為形式、封建會黨為本質的農民造反黨。中共雖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黨，但因毛澤東認為「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由是，那些在辛亥前後的亂世中所滋蔓成長起來的農村造反者們，特別是一些綠林好漢、土匪強盜，以及由他們結黨而形成的封建會黨，即一再為中共所吹噓的「被改編和被改造成了革命軍人和革命軍隊者」，才真正地成了中共煽動農村造反的中堅力量。只要翻開中共於大陸建國之後所出版的種種「革命回憶錄」，特別是正宗的革命回憶錄《紅旗飄飄》系列，60則對於認識中共農民造反大軍的這一「主體構成和中堅構成」，無疑會留下極其鮮明的印象。然而，正是中共的這個構成，才造就了它作為一個農民造反黨的性質，才決定了它以現代政黨為形式、封建會黨為本質的政治特質。此後，在中共的「革命歷程」中，甚至直到它奪取政權之後，都無時不表現了它的這一政治特質。以至於不論是在哪一條「戰線」，中共所依靠和重用的，嚴格地說，都是流氓無產者，或具有流氓無產者某些性格特徵的社會成份。甚至在知識份子、直至被稱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家隊伍當中，亦非但不能免，而且大有人在。否則由中共歷次發動的政治運動，也就沒有可能在各個階層，各條「戰線」，都能造成同樣殘酷無道和滅絕人性的景象了。
三、中共蛻變為以鄉村小知識份子為領袖集團的農民黨。由於歷代有作為的農民造反領袖，必定有鄉村秀才、即地主階級的不仕子們為其出謀劃策，如朱元璋之重用劉伯溫，李自成之重用李岩；由於農民造反領袖本身，亦有可能就是鄉村中的小知識份子，即地主階級的不仕子，如黃巢和洪秀全；由於中共的農民革命，雖具有傳統農民造反的本質，卻要扛現代共產革命的旗號，甚至需要「配備」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粗淺知識；因此，像毛澤東、劉少奇等這樣一批雖無真正專業知識，卻又絕頂聰明能幹，雖失意、失路，卻又繼承了傳統造反精神的鄉村小知識份子們，蓋因他們在投身共產革命伊始，就在自學和蘇俄的陰謀教導之下，既學到了一星半點的馬列主義，又學會了不擇手段的狂熱革命精神，因而才在中國共產革命不得不轉變為中共農民造反之後，自然而然地便成了中共領袖集團的主要成員，直至成為中共農民造反和再造專制新王朝的當然領袖，即「革命皇帝」。毛澤東便是它最為突出的典型。只需稍稍考察一下中共第一、第二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出身構成，就能證明這個認知的正確。三十年代後直至一九四九年前，中共領袖集團的這個構成，不僅從此改變了它從建黨之初至一九二七年，都是由極少數知識份子作為其領袖的狀況，並且使得黨內的極少數真正知識份子，從此成為被打擊和排擠的對象，從而保證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鄉村小知識份子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並由此而決定了中共農民造反的政治特質。一九四九年後，中共這個以農村小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及其各級以鄉村小知識份子和城鄉無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領導層，就更是出於對真正知識份子的陰暗心理和變態心理，而在長期內制定了一條「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反動方針，以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利用愚昧和落後，更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戕害進步和文明。直至造就了整整幾代人蔑視文化、踐踏知識的惡劣國風。從而迫害了千千萬萬的優秀知識份子，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接班人」。
四 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共同特徵和主要區別
第一、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共同特徵
一、都擁有一個代表著傳統農民最高理想的烏托邦口號。這個口號，就中國傳統農民革命而言，便是以「均貧賤、等富貴」為革命目標；就中共農民造反而論，就是以「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為造反理想，亦即被工農化和普及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精華和共產主義理想精華。」
二、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一樣，不是農民造反英雄結合農村小知識份子以造反，就是農村小知識份子結合農民造反英雄以革命。由是，毛澤東不論在本質上，還是在表現上，都是洪秀全第二。只不過毛澤東從馬氏借來的造反理論要比洪氏借來的更現代，更「科學」，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騙性，所以他成功的版圖才比洪氏更大，統治的時間亦比洪氏更久，在全面歸復和發展中國的專制制度上，比洪氏來得更為徹底、更為殘酷和更加富有「創造性」。
三、同具有殘酷內訌的一致性。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農民革命，無有不殘酷內訌者，亦無有不內訌到底者。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家農民起義成功者，其在成功後為維護一姓江山而濫殺功臣的行為，其本質仍為「殘酷內訌」。中共自江西農村造反起即發展起來的殘酷內鬥和互相殺戮，61到毛澤東和張國燾於亡命途中的自相分裂和相互謀奪；從王明為奪取黨中最高權力而殘酷推行兩條路線鬥爭，到毛澤東為維護農村派小知識份子的絕對領導而發動的恐怖延安整風；從揪出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和彭德懷、黃石誠反黨集團，到毛澤東發動文革，揪出和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無數反黨集團，直至林彪反黨集團和毛婦江清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次第被打倒；應該說，不論是在奪取政權前，還是在奪取政權後，其殘酷內訌的屢興屢起和愈演愈烈，甚至永無休止，只能說是「前無古人和後無來者」。尤為特出的是，中共的殘酷內訌，不僅迫害了無數的黨人，而且次次殃及池魚，將無數無辜的百姓牽連其中，直至造成「冤獄遍中華」和「屠戮遍國中」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局面。更以造成八千萬無辜者「橫死」的「實績」，證明了中共農民造反及其政權，較之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家農民造反及其政權，在其內訌的殘酷性上，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四、都具有「嗜殺」的特徵。由於傳統農民革命皆具有嗜殺的特徵，再加上靠嗜殺成功的蘇俄，又直接命令並派人指揮中共執行燒殺政策，從此，在革命的名義下嗜殺，既成為中國共產黨為奪取政權而實行的主要手段，又成為它在奪取政權後為鞏固政權——美其名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所採用的殘暴統治方式。一九二七年底中共在蘇俄直接指揮下的廣州武裝叛亂，就已經嗜殺無度；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間中共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更已使嗜殺成為革命的代名詞。毛澤東曾下令殺死地主的全家，連幾歲的小孩亦不許免；周恩來則親自帶人、並親手殺害顧順章一家老小九口人，以滅其族。在江西蘇區及其它蘇區，嗜殺既成為中共發動土地革命、建立鄉村蘇維埃政權的主要手段，又成為中共製造內訌、清除異己的重要行徑。62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剿滅赤匪報告」中即稱：——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慘者——厥惟江西和湖南……江西人民被匪殘殺者約十八萬六千人，難民之陣亡者，約二百十萬人；各縣被匪焚燬之民房，約十萬餘棟；財產之損失約六萬五千萬圓。悖米之損失約三千九百萬擔……湖南匪禍蔓延……計被匪殘殺者約七萬二千人，房屋被毀者約十二萬餘棟，財產之損失約三萬萬餘圓……凡赤匪蹂躪地區……凡是過去在村莊上有體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過保甲長的人，皆連同親屬被殺害，到處可以看見一個坑裡埋著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麼辦法？」
大陸中共黨史專家文聿先生所著的《中國左禍）一書亦寫道：——一座座村莊，燒成廢墟，百裡無雞鳴。一片片焦土，啼號不絕，蒼生痛哭深。一群群百姓，無家可歸，骨肉流離散。燒，燒，燒……殺，殺，殺……湖北漢川地區農民暴動的指導者，甚至要燒去整個城市，湖北許多整個兒的村莊被燒盡。江蘇省的‘暴動須知’也說：‘必須挨家挨戶告以暴動的口號……不來者以反革命紀律制裁……’中共湖南特委還在‘使小資產階級變為無產階級後強迫他們革命’的精神影響下，提出‘焦土政策’，實行‘燒殺政策’，為了企圖讓敵軍進入湖南後無房可住，無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燒湘粵大道兩側三十里內房屋和燒燬郴州等縣城的決定……。」63在三十年代的中共蘇區，在以清除AB團、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第三黨和托陳取消派為由，而製造的清除異己的內訌中，每每虐殺無數而不知其止。其後，毛澤東在延安為反對王明派而發動的整風運動，其殘酷打擊，無情鬥爭，動輒處決，甚至橫刀以劈作家王實味的殘暴行為，尤令人觸目而驚心。在中國的專制歷史上唯有農民造反政權才有所謂鎮壓反革命的政策，而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後的數十年間，以鎮壓反革命為名目和以大搞政治運動為手段的嗜殺，包括逼殺，只能使陳勝、吳廣、張角、黃巢、王小波、李順、朱元璋、張獻忠、李自成和洪秀全們望洋興嘆，自愧難及。
五、全面歸復專制的思想和文化。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一樣，為號召革命，他們總是要以反對專制的思想文化為號召、為標榜。及至奪取政權之後，為了維護專制政權，他們又總是要在「革命」的標籤之下，全面復歸專制的思想文化觀念，藉以重建和強化專制的思想文化統治。特別是在它復辟專制的本相已經暴露之後，或是在它藉以統治的西方共產思潮已經破產之際，傳統的專制思想和文化，就更會成為他們維護專制統治的重要工具。以反孔和焚燒孔子典籍起家的洪秀全，在攻入南京之後，即在寢宮內設立孔子牌位，並依儒學而開科取士的目的，便是意在建立和鞏固他的新君主統治。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曾否定並要打倒一切傳統文化的中共，竟授意、支持到處成立孔學會、孔道會、孔研會和孔酒會，並將它們完全掌控在手，其行徑無非與歷代專制統治者一樣，不過是要維繫正在走向末路的專制復辟統治罷了（參見本卷第五、六兩章）。
六、全面重建嚴酷的等級制度。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一樣，雖然在號召造反時都要大言「平等與共產」思想，但在奪取政權之後便立即要重新劃分等級，重建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以歸復專制等級，強化專制統治（參見本卷第五章第五節）。
第二、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主要區別
中共農民造反雖然在其手段和特徵上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共相一致，但中共畢竟是一個披著現代政黨外衣的農民造反黨，是借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歐洲共產革命的旗號，在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反對中國民主革命、推行共產專制復辟的現代政治集團。因此，它也必然會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與傳統農民革命造反有所區別。這些重大區別概括起來便是：
一、中共農民造反思想的「現代化與科學化」。中國共產黨借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接過了一整套「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才將中國傳統農民的革命思想「科學化和現代化」了。由是，才既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迷惑人民，又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統治人民，更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鎮壓人民。
二、中共農民造反更富有欺騙性、嚴密性和殘酷性。中共因具有一個現代政黨的外在形式，尤其是在蘇俄親自扶植、陰謀教唆和直接指揮下，又被賦予了狂熱的共產宗教情緒和頑強的政治集團意識，這就使它較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和中國農村社會中的一般農民會黨，更具有信仰的瘋狂性、組織的嚴密性和紀律的殘酷性。這就使它增強了戰鬥力，擴大了欺騙性，從而為它的成功和成功後的鞏固權力造成了有利的條件。
三、中共農民造反具有賣國和叛國的特質。由於中共長期以來是一個在外國顛覆勢力蓄意扶植和直接指揮下的叛亂叛國集團，這就使它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造反形成了一個重大的區別。因為農民英雄們大都是鄉土主義者與愛國主義者，不會甘心做外人之奴才，不會承認「農民階級沒有祖國」，更沒有當這個「外國」已經在侵略自己的祖國時，卻要武裝起來去保衛這個「外國」。朱元璋無疑是反元的民族英雄。李自成亡明後寧肯自己敗亡而決不與滿清聯手，更不會受滿清指揮。洪秀全雖藉助改造西方的宗教而建立了「拜上帝會」，倡天下大同以造反，卻從沒有服從過任何一家外國勢力的命令和指使，更沒有成為歐洲天主教廷的「一個支部」。明末清初的會黨亦從未勾結過任何一家外國勢力以「反清復明」。義和團起義的口號則是「扶清滅洋」。即便是在現代，孫中山之爭取俄援，亦純粹是為了推動中國的國民革命，反對本國的專制復辟，前提更是說得明明白白，「絕不同意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因此，縱觀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亦唯有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這一場農民造反，才是一場為打天下而心甘情願地賣國和叛國的「革命」。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內，它對於蘇俄種種指令的鞠躬盡瘁，以及它在蘇俄的命令和指揮下，為了忠於蘇俄而出賣祖國的一整套理論、口號、行為和實績，實在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的造反者們所沒有，亦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所有的叛國者們望洋而興嘆。
四、中共農民造反是「反民主進步而非反專制統治」。中國歷代農民造反革命，雖然其結果都是專制制度的復辟，但是，其起因，則均為反抗剝削、壓迫以及反對封建專制統治本身。因此，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才具有被同情、甚至被讚揚的一面。但是，中國共產黨在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進程中，所發動的這一場現代農民造反，一是蘇俄蓄意顛覆民主中國、再造專制中國的一個惡果，並非中國農民自發的革命；二是它所造反的對象，非但不是歷史上的專制王朝、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卻是那個在外患內憂之下，正艱難地推進著民主進步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因此，就世界的專制逆流而論，中共乃是國際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一個部分；就國內的民主進步而言，中共的「革命」則是對中國民主過渡進程的反撲與破壞。因而，它才非但不是一個前進的革命，而是一個倒退的「革命」；非但不是一個反對專制統治的造反，而是一個反對新生民主政權和嶄新共和制度的造反。這便是它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的一個最重大和最主要的區別。
綜上所述，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中國共產黨，雖仍為蘇俄所支持、所指揮，亦仍然打著共產革命的旗號，標榜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是，在本質上，它已經完全蛻變成了一個在境外顛覆勢力長期指使下，以共產革命為名義，以現代政黨為形式，以傳統農民革命方式為手段，以封建會黨為本質的農民造反黨。
兼問 是誰「裡通外國」？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中共於中國大陸奪取政權後，在毛澤東推行殘酷專制統治的二十六年裡，特別是在那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及其政權曾以「裡通外國」罪，包括製造「蘇修特務」罪，迫害了成千上萬的知識份子，無辜民眾，直至它自己的黨人。五十年代以後，在中國大陸，只要家中在海外有人，在臺灣有親，中共即會施以「裡通外國」的嫌疑，閑時內部監控，連海外或是臺灣來了一封家信，也只能是由單位領導或地方派出所招去看信，看後尚要「存檔」，留下證據。有的自然是連看也不給你看。及至運動一來，則公然打擊，公開批鬥，明火抄家，強迫交代如何「裡通外國」，直至無端逮捕判罪，以至無辜遭受迫害而致死者，何止成千上萬計。文革當中，遭此迫害者，和遭遇「蘇修特務」罪迫害者，就更是難以計數。文革後，雖然「對外開放，對內搞活」，遍中國大陸已早成「獨尊海外」之景，「獨親台胞」之風，但是，今天，當有人僅僅寫了一篇論述民主的文章在海外發表，或僅僅在海外高談闊論了一番民主，或獲得了外國某大學批准的一點講學金，亦仍然會被中共政權視為「裡通外國和顛覆政府」，直至判為「危害國家」的重罪。遁身海外者，可以一時無憂，卻成了顛覆分子，有家難歸；棲身國內者，就要被內控、監視，直至判決勞教、勞改、坐監牢了，其例舉不勝舉。然而，如文中所證，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整整二十八年間，中共在蘇俄命令與指揮下，不僅持續發動武裝叛亂，甚至持續發動武裝叛國，特別是當祖國的主權遭遇新沙皇俄國的蹂躪，祖國的領土遭遇新沙皇俄國的大規模入侵之時，中共竟能在新沙皇斯大林的命令下，公然和公開地從反對祖國收回主權，直到決議、決策和決心「武裝保衛蘇聯」，更藉此瘋狂地煽動武裝叛亂，以與蘇俄對自己祖國的侵略戰爭「裡應外合」。如是中共倒反而不是「裡通外國」？倒反而不是叛變叛國？倒反而擁有了一部「偉大的和光榮的革命歷史」？倒反而成了一個專門罵人賣國，專門抓人「裡通外國」，專門標榜自己才是「愛國主義者」的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