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26日新一輪房地產調控措施「新國八條」的指引下，北京市政府2月16日推出了「京版十五條」，其中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購房須提供「連續5年(含)以上在本市繳納社會保險或個人所得稅繳納證明」的規定最為引人關注，並引發了北京不再歡迎外地人的討論。
自從去年4月中國國務院決定「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後，部分城市在政治號令下迅速行動起來。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加大土地和住房供給不溫不火，抑制需求卻風風火火，從限制貸款到限制購房，不斷升級。
中國國務院去年4月的規定是「對不能提供一年以上當地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本地居民暫停發放住房貸款」，僅僅是限制貸款而已，但同時也為限購留下了伏筆，「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據實際情況，採取臨時性措施，在一定時期內限定購房套數」。5月初，北京即領風氣之先地實施了限制購房政策──「暫定同一購房家庭只能在本市新購買一套商品住房」。截至目前，中國有30多個城市相繼出臺了臨時性的限購令。隨著北京新限購令的出臺，其他城市預計也將更新限購版本。
目前來看，北京市這次推出的針對外地購房者的限購令最為嚴格，不僅期限最長（5年），而且還要求「連續」，上海2月1日出臺的規定是，外地購房者能夠提供兩年內在該市累計繳納1年以上社保或個稅的證明即可。因此，北京版的嚴厲限購措施很自然地被公眾解讀為北京不再歡迎外地人，至少不是來者不拒地歡迎了。
當然，北京並沒有對外地人徹底封閉，按照北京房協副秘書長陳志的說法，限定5年在北京連續繳納社保、納稅並不是排外政策，這體現出政府希望留住人才在北京長期奮鬥，而且，對本市居民，同樣有著比較嚴厲的政策（最多只能再購一套房）。客觀地說，這種說法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連續而非累計繳納的規定的確過於嚴苛）。也許，此次北京新政的初衷，是不歡迎「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炒房客，從限外或排外的角度來解讀有些偏離軌道。
但是，即便是良好的動機也並不必然帶來合意的效果。無論是限外還是限內，關鍵都在「限」字，一種背棄市場的臨時性的行政手段。由於政府壟斷土地供應以及開發商和中介機構壟斷信息，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經不像個「市場」，如果再將錯就錯，利用行政手段臨時性的抑制需求，則房地產市場可休矣。
因此，北京等地推出的限購令，更像是不相信市場、不歡迎市場，而且，由於限購令版本的不斷升級，也可看出它們也不太相信自己，這恰恰是行政調控的危險所在──不節制、不長久、不透明、不公平，大起大落將是大概率事件。
有人會說，如果市場按照價高者得的原則不能保證居有其所，那麼自然需要政府介入，甚至有經濟學家為限購歡呼，也有人主張應長期化。退一步講，從價值判斷上來講，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儘管政府直接干預市場會改變或破壞市場自身的運行規律，但只要政府出臺的公共政策具有優化分配的功能，也可接受，畢竟市場和政府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市場不考慮分配後果，而政府必須要考慮。但是，限購卻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優化分配的政策。
一方面，限購針對的是新購房群體，而對於已經購買了多套住房的群體，特別是炒房客無任何殺傷力，反而激勵他們捂緊手中的住房，造成二手房市場的供應緊張；另一方面，正如許多低價或限價的保障房被高收入群體攬入囊中一樣，相比限價而言，限購的分配效果不見得會更好，因為同樣給政府甄別購房者帶來了很大挑戰，如何保證程序的公正和有效的懲罰令人擔憂，否則難免會以一種分配不公代替另一種分配不公。在政府缺乏有效約束的情況下，其出臺的任何公共政策都須警惕，即使其初衷是優化分配。如果保障房的分配都不理想，我們也沒有理由相信限購會得償所願。
從中國首都北京相繼出臺的限制購車和限制購房政策，讓人不得不懷疑計畫經濟思維在中國正死灰復燃。這也凸顯出在社會分配不公的背景下，中國政府不得不打著優化分配的大旗理直氣壯地介入市場。但是，如果不能保證行政調控過程中的程序公正，從而保證再分配的實質公正，就應該更多通過經濟手段引導市場，而不是代替市場，不能說為了鍛練而慢跑，就必須放棄游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