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現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已經將近十年了。剛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中國被動地引進了「全球秩序」，接納了主要由美國制定的種種既有政策、規則和制度。從當時的表現來看，中國很像是一個中小規模的經濟體，只能努力適應現存的國際貿易條件。如今，中國已經比肩於美國和歐盟，成了世界經濟三巨頭之一。它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最大的出口國，還是危機之後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功臣。
與自身經濟規模的增長相適應，中國政府希望能對商品價格和國際貿易條件施加一些影響。不過，要想達到這個目的，中國政府就必須大幅度改變自身制訂經濟政策的方式。然而，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始終不願意做出這樣的改變。這就為中國和世界的經濟帶來了一些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與此同時，其他的經濟巨頭原本指望中國在全球經濟事務當中扮演一個建設性的角色，值此也不免產生種種疑慮。
全球貿易問題集中體現了中國的政策轉變，同時也集中體現了它政策上的兩難處境。躋身世貿組織為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利用世貿組織的規範體系和爭議解決程式，中國不僅化解了多方面的矛盾，也讓自身快速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變得更加順暢。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簽下了一系列的雙邊或地區性自由貿易協定，它與東盟之間的協定即是一例。
然而，在旨在進一步消除全球貿易壁壘的多哈回合談判（Doha Round）當中，中國仍然扮演著一個十分扎眼的邊緣化被動角色。它的默認立場仍然是消極應變，讓其他的巨頭採取主動。此外，它簽下的各種自由貿易協定通常都沒有什麼力度。舉例來說，韓國與美國和歐盟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意味著幾個經濟巨頭之間的貿易壁壘全面撤除，中國政府與東盟之間的同類協定卻只起到了取消關稅的作用，幾乎是完全沒有觸動商品及服務貿易、投資、公共採購等領域的制度壁壘。更有甚者，中國簽署的另一些自由貿易協定連廢除大部分關稅的目的都沒有達到，它與巴基斯坦之間的協定即是如此。
另一方面，大約從2006年開始，中國面向世界經濟的歷史性開放進程便陷於停頓。除了向世貿組織承諾的義務之外，中國只採取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單邊貿易自由化措施。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領導的這屆政府遠比江澤民和朱鎔基領導的上一屆政府謹慎，與此同時，反貿易自由化的勢力——其中包括某些政府部門和管理機構，以及再度崛起的國有企業——也有所抬頭。儘管自身實力日趨強大，也許恰恰是因為實力日趨強大，中國不但不願意單方面開放市場，在協商互惠條件的時候也是錙銖必較。
與停滯的貿易自由化進程相一致，中國政府還加大了政策干預產業發展的力度，目的是扶植大約50家國有企業——這些企業多數都來自「具有戰略意義的」製造行業或是資源型產業——以及主宰中國金融系統的幾家國有銀行。中國用超負荷的財政和貨幣刺激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由此為公共產業和國有企業提供了支撐，但卻讓所得補貼遠較前者為少的私營產業付出了代價。此外，中國政府經常藉助物價控制之類的命令式手段來對抗通脹，改革市場的難度因之進一步加大。
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和政府干預的產業政策在幾個方面找到了契合點。出口限制——最顯著的體現是稀土金屬——有所加強，各種稅收激勵政策、補貼、價格控制措施以及針對投資決策的行政性「指導方針」則為國產商品提供了對抗進口產品的競爭優勢。專為本國制定的各種標準——比如第三代手機標準——往往需要外國企業付出高昂的達標成本，服務行業——尤其是金融和電訊行業—— 當中的道道門檻就算不是紋絲不動，下降的速度也非常緩慢。
在國有企業把持的一系列產業——比如鋼鐵、石化、煤炭、生物燃料、新聞網站、視聽產品以及網際網路服務——當中，針對外國投資的限制有所加強。歧視性的政府採購以本國公司為照顧對象，幌子則是促進「本土創新」。在高速鐵路、電動汽車和可再生能源等領域，外國公司也需要滿足關於合資經營和技術轉讓的種種限制條件，從中受益的則是本國的明星企業。到最後，這種「投資民族主義」還滲入了中國的「走出去」政策：集中體現是那些資源型的國有企業，它們正在利用國有銀行提供的廉價資本大量買進各種外國資產。
問題在於，這樣的政策組合與全球經濟領袖的身份水火不容，而眼下的中國已經別無選擇，只能擔起全球領袖的責任。中國政府不能一邊指望自己的交易夥伴無止境地接收滾滾湧入的中國出口產品，一邊又不讓對方的產品進入自己的市場。因此，為自身利益著想，中國也應該收斂眼下的干預型產業政策和過度的保護主義傾向。除此之外，中國還應該繼續推行各種「超WTO」改革，不能止步於入世之時的那些字面承諾。可行的措施包括進一步削減進口關稅，尤其是工業品進口關稅。與此同時，中國也應該取消對原材料和農產品的出口限制。
中國還面臨著一個更大的挑戰，那就是消除商品、服務、投資以及公共採購等領域的制度性壁壘，這些高不可攀的壁壘雖然存在於國內，但卻與貿易息息相關。相關的措施應該與內政改革緊密掛鉤，以便改善商業環境、實現經濟「再平衡」，也就是說，助長經濟的消費導向，削弱其投資導向，給私營產業更多的自由，同時放鬆對公共產業的管制。
上述種種美好願望多數都不在中國政府的計畫之內。中國的領袖們無意收斂產業政策，也不想推進入世承諾之外的各種改革，因為後者不僅要求政府放鬆對產品市場的管制，還要求政府改革嚴管之中的生產要素市場（比如土地市場和資本市場）和能源供應市場（比如石油、水力和電力市場），這些市場都處在國內經濟和政治的核心區域。今日中國最需要的種種改革恰恰會傷及共產黨政府-公共產業利益集團的根本，傷及它對權力的控制，因此就不太可能在短時間之內成為現實。
不過，前景不一定會像乍看起來那麼悲觀。之前的自由化改革已經把中國深深地楔入了全球供應鏈條，要是在回頭路上走得太遠的話，後果將使它無法承受。與此同時，中國政府致力於製造穩步增長的繁榮局面，因此也就越來越無法維持原地踏步的狀態。然而，如果找不到一個打破眼前僵局的辦法，中國就發揮不了什麼真正意義上的全球領袖作用。這樣的事實要求中國的領導人放低身段，免得在國際舞台上留下一個越來越盛氣 人的印象，同時也要求外國的領導人採取一種務實的態度，這樣才能指望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貿組織和G-20峰會之類的國際論壇上發揮更大的領袖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