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宏觀經濟管理應直面難題，不能對「限購令」這一依附於早應消亡的戶籍制度的歧視性手段心存僥倖
面對房價屢調不降的困局，中國政府決定採取非常規手段，「限購令」便成為北京等地調控房市的「殺手鐧」。
春節前夕，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新國八條」，除了提高二套房首付款比例和貸款利率，重申「各直轄市、計畫單列市、省會城市和房價過高、上漲過快的城市，在一定時期內，要從嚴制定和執行住房限購措施」。春節過後，大中城市住房「限購令」蜂擁而至。2月16日，北京出臺新版「限購令」「京15條」，要求「對已擁有1套住房的本市戶籍居民家庭、持有本市有效暫住證在本市沒擁有住房且連續5年（含）以上在本市繳納社會保險或個人所得稅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限購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在此前後，超過12個二線城市和部分三線城市出臺了新的「限購令」，只是嚴厲程度有別。
「新國八條」再次表達了中央政府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決心，值得肯定；但它為地方政府各行其是、出臺不恰當的「限購令」措施亮了「綠燈」。過往的限購措施表明，它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更為嚴重的是它對市場經濟原則和政府公信力的破壞，其影響是難以預料、難以控制的。
「京15條」出臺後，在京外地人備感不公，欲購房者設法規避，開發商連夜商討對策，多數經濟學家憂心忡忡。不過，這一政策也贏得了部分媒體和民眾的肯定。當前，房市交易量銳減，價格上漲勢頭也有所減弱，似乎表明「限購令」果真有立竿見影之奇效。
但是，這僅是暫時的、表面的現象。既有「限購令」失效並不在於所謂執行力度不夠，而在於它有違基本經濟規律。價格由供求決定本是常識。我們看到，各地政府著力「引導住房需求」，但抑制買方不可能消除需求。在供給方面，政府強調要增加保障房建設，但「遠水不解近渴」，其建設效果也有待觀察；商品房的供應則受到壓力，與「限購令」相同步，又有房屋預售證審批收緊，並限制開發商資金來源，這必將加劇供需矛盾。新政策一出，在與政府博弈中早已經驗豐富的房地產開發商本能的反應是捂盤觀望。限購的結果只能是暫時交易清淡。如果未來供需缺口更大，一旦「限購令」鬆動，房價將報復性上漲。如果這種情形一再重演，政府公信力必將遭受損傷。
也有學者認為，「限購令」作為「暫時性安排」是可以採用的。我們對此難表認同。以中國之市場廣大，發展不均衡，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關係重大也充滿挑戰。為防止游資炒房過甚，適當納入繳稅記錄等因素作為購房資格，在技術上也非絕不可討論。但政府以「限購令」形式草率行事殊為不可。眾所周知，嚴格界定和保護產權，通過自願的契約性協議自由轉讓產權，通過制度安排使得交易誠信執行，是市場經濟三大基本制度。房屋交易是供需雙方的合同權利。政府直接規定房屋交易主體的資格、交易的數量，缺乏法理依據。而「限購令」倉促、密集出臺，再次表明政府權力既無他律，亦無自律，與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要求背道而馳。
此輪「限購令」將戶籍置於核心地位，令人警覺且擔憂。作為計畫經濟在社會控制上的主要遺產，戶籍制度支持了「城鄉二元結構」，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早已廣為詬病。中央自2008年以來，即已經對戶籍改革做出部署。順應城市化潮流，積極穩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本是大勢所趨。孰料這樣一種本當消亡的制度，竟在部分地方政府獲得「價值發現」，成為實施「限購令」的工具，如此行事的負效應和社會政策成本，或遠高於限購本身。
面對迅猛上漲的房價，政府應該有所為，也可以有所為。政府可以改革土地和財稅制度，繼續深化房產稅試點，終結「土地財政」；並加大保障房供給，還歷史欠賬；在貨幣政策上由事實上的極度寬鬆向穩健回歸。如今，卻舍本逐末，窮於微觀應對。用微觀的方法來解決宏觀的問題，一不小心，就極易退回計畫經濟老路，採用貫徹權力意志的「短、平、快」政策。
人們有理由追問「限購令」的終極目標是什麼。中國正式提出建設市場經濟已經垂垂20年。「新國八條」和「京15條」均表示，其政策意圖是「逐步解決城鎮居民住房問題，繼續有效遏制投資投機性購房，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顯見，既然市場發展目標仍在，則解決居民住房和壓制投機性購房的政策選擇應當慎之又慎，不忘根本。放棄市場理念不可行，而飲鴆止渴的後果可能是很危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