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國毛時代走過的道路，在人們記憶深處，有一份非正常死亡者的名單。據來自多方面的專家研究，這是記載著至少三千二百萬無辜者姓名的長長的一份死亡名單。
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主持人、記者張敏就這個題目，採訪了對中國當代史一些重大事件作過艱辛調查、專門研究的幾位專家。
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阮銘先生認為，大躍進、三年大飢荒和文化大革命是對老百姓戕害最深的時期。
阮銘：對老百姓戕害最大的，一個是三年大飢荒，再一個就是文化大革命，這在歷史上是不可以原諒的。文化大革命不但犧牲了許多共產黨的幹部，實際上犧牲的更多的是老百姓，特別是六八年的武鬥，犧牲了多少老百姓！大飢荒主要是餓死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禍中間最根本的禍事就是毛澤東的大躍進，到現在，有關餓死人的統計數字中共也沒有公布，目前估計有兩三千萬人，當然也有估計到四千多萬的。
記者：據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口號與中國》一書披露："大躍進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和減少的出生人口共有四千萬"。中國當代史研究專家、著有《陽謀》和《人禍》兩部書的丁抒博士對於這一問題有專門的研究。丁教授請您談談這個問題好嗎？
"死亡不要再統計下去了"
丁抒：大躍進期間中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這個死亡人數很難準確計算，因為當時在死亡數字上弄虛作假是普遍現象。那時候，河北省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詢問本地區餓死人的情況，下屬向他請示，餓死人的數字是不是可以少報一點？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報告，結果不但受到了上面的表揚，而且死人的那份口糧還可以繼續領，這叫吃空額。而張家口報一個死亡，減一份口糧，報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評，因而各省上報國家統計局的死亡數字，已經是縮了水的。
當時擔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賈啟允曾這樣說："全國各級統計部門都在各級黨政機關領導下工作，統計數字直接受到各級黨政領導人主觀隨意性影響，計畫部門可以修改統計數字，統計數字很難搞得準確。"由此可見，全國各地真實的死亡人數是很難準確計算的。
記者：丁抒教授，您能不能介紹一下當時幾個餓死人較多的省份的情況？
丁抒：安徽作家張萬舒曾經這樣記述："一九六零年，雖然風調雨順，由於生產力受到嚴重摧殘，田園荒蕪，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據定遠，鳳陽，嘉山三個縣一九六一年的人口統計，共減少了四十多萬人。"
一九九零年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佔全縣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萬人餓死在那場人為的飢饉中，其中有一個人民公社，每三個人中就死了兩個。一九五八年九月，毛澤東視察安徽的時候，曾經對無為縣最早實行供給制大加誇獎，可是就在一年以後，無為縣竟成了人間地獄，該縣餓死了約二十萬人。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一九六零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萬餘人，每六個人中就死了一個。北京大學現在一位教授當時在全椒中學讀書，一九九五年他對友人回憶道："我一九六零年上初中時，是在縣城上學，每月有三十斤口糧，而我的養父母在我上初中時都餓死了，我家所在的村是個大村子，村裡至少餓死了三分之一。我的同齡夥伴，沒在縣城上學的，差不多都不在了。"這裡要說明一下，當時，凡是在縣城裡上中學的，都有定量的口糧，所以餓不死，而沒有上學在村裡的，差不多都餓死了。這位教授還說："我上中學的時候，路邊全是死人，有的還有氣，沒人管，有的村人都死光了。"
一九八六年時的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李子奇說："三年困難時期，甘肅有很多人死於飢餓，主要集中在隴中地區。"作家麥天樞在作了大量調查以後，得出結論說："隴中大飢饉餓死近百萬居民。"實際上，甘肅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一百三十萬，接近二百萬。
當時，河南有幾個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信陽事件。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在信陽，餓死人信陽也是第一。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數，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萬，但這與各縣分別披露的數字不符合。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河南遂平縣查岈山人民公社餓死了四千人，六個縣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已經接近了五十萬人，而在信陽地區，這樣的縣、市還有九個。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率領工作組到了信陽，調查了五個月以後，陶鑄在一次講話中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一百多萬了。"山東的情形與河南差不多，餓死人在二百五十萬到三百萬之間。
遵義是所謂革命聖地，因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遵義開會，毛澤東得到了領導權而聞名。但是，毛澤東革命成功十年以後，遵義地區卻成了人間地獄，農民成批成批地餓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絕，成堆成堆地埋人。遵義縣僅僅在一九六零年內就死了七萬一千八百多人。
一九六零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省委一聽說，立即下令收回，可是晚了一步。結果，北京還是知道了遵義事件。四月間，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帥孟奇曾經打電話，要貴州省委監委匯報遵義死人的情況。七月三日，省委書記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地委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可是，當李景膺親自去遵義處理遵義事件時，只是將幾個縣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遵義黨委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裡，當了省計委副主任。
墳頭多，紙錢多，白鞋多
天府之國四川死人最多。四川是大躍進人禍危害最烈、災難最嚴重的省份之一。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動大躍進的時候，曾經興致勃勃地驅車到蓮花村和都江堰參觀，毛澤東感嘆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清水秀呦。"受益於都江堰的水利設施，灌縣兩千年來一直旱澇保收，就在這個從來不曾被飢饉光顧的好地方，有四萬人餓死，成了大躍進的犧牲品。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毛澤東曾經視察過郫縣紅光合作社。"紅光社，開紅花，毛主席到了我們的家。"這是當時郫縣乃至全四川的學童都得會背誦的歌謠。可是兩年以後，就是這個紅光社，人口竟減少了一千二百四十五人！佔該社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多少唱過《毛主席到了我們家》的學童活活被餓死！
一九五九年曾經宣布糧食要平均畝產萬斤的富順縣，餓死十萬餘人，每七個人中就死了一個。長江三峽以巫山神女聞名的巫山縣，每六個半人中就餓死一個人。大邑縣死亡率更高，每五個人中就死了一個。四川榮縣六十多萬人口，有四分之一餓死在那場空前的大飢荒中。全國的人口，四川第一，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遠遠超過任何一個省份，整個大躍進期間，四川餓死的人數高達八百一十萬，每九個人中就死了一個。
魚米之鄉一樣餓死人。一九五八年曾經放出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全國頭號高產衛星的環江縣，一九六零年餓死了三萬人，不少人家絕戶，不少村莊絕村。最後居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在街上有人公開賣人肉！從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在石臼湖與固城湖之間，有一個很富庶的高淳縣，從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起，高淳就已經發生了嚴重的餓死人事件，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親自赴高澄進行調查，回到南京以後，他談起高淳的情況說："農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莊人都死得差不多了，只剩幾個人，何等慘啊。"
江蘇長江北邊的江都縣，就在這個富庶的水鄉，三年間餓死了三萬八千四百人。江蘇北面的高郵縣，餓死了三萬七千多人，其中一萬七千多是兒童。全國到處都餓死了人，哪個省都不例外。地廣人稀的糧倉黑龍江省也不例外，當時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原水利部副部長李銳，在虎林縣興華村勞動，據他回憶，一九六零年秋收前後，村中就開始死人："有一個同我一起駕牛車拉草回來的老漢，第二天沒有起來，躺在炕上走了。一個同我很談得來的老頭，去世前只說：'我想喝一碗稀飯。 '一九六一年年初，我離開興華村時，村中已經餓死了二、三十人。"偉大領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郊區農民是被犧牲的一群。從天安門前的長安街向東，出了城就是通縣，縣委第一書記劉拓事後這樣承認說："當時，通縣的大鎮永樂店有"三多"：墳頭多，墳上的白紙錢多，穿白鞋的多。"
記者：丁抒教授，據您所知，歷年來學者們公布的中國全國大飢荒死亡的數字是多少？
丁抒：首次提及大飢荒的非正常死亡數字的是叢進的《曲折發展的歲月》一書，書上說，當時"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的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辦的學術刊物《社會》刊登了一篇金輝的《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公布了他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為依據分析的結果：
"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四千零四十萬人"。一九九六年英國記者貝克出版的《餓鬼》這本書裡說，中國當時"至少有三千萬人飢餓致死"。
一九九一年，我曾經估算過中國大飢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兩千四百七十萬。最近，我又根據中國政府新公布的人口統計數字，重新作了計算，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在三年大飢荒中至少餓死了三千萬人。
歷史、世界上空前的自殺高峰
記者：除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以外，文化大革命是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集中的又一個高峰。根據文革史研究專家王友琴博士的研究，一九六六年在以紅衛兵製造的以紅色恐怖為特徵的"紅八月"裡，僅北京市被活活打死的人超過了一千七百人。王博士您認為，我們現在談這個問題，有什麼意義？
王友琴：根據當時內部的報告，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底，在北京被打死的人是一千七百七十二人。有的人認為，實際數字可能比這個要大。打死人的最高峰的時期是在毛澤東第一次和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之間，也就是在八月十八日和八月三十一日之間。
打死人這樣的行為不僅在北京發生，也在外省發生，正是因為這些死者是普通人，是無辜者，所以記住他們的名字，表示我們對每一個人的生命價值的尊重，也是為了讓我們每一個活著的生命能夠得到平等的保護。
巴金先生有一個很好的建議，就是要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可是，現在還沒有看到這樣一個博物館有實際動工的可能。儘管如此，至少我們現在可以白紙黑字地把這些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寫下來。
記者：丁抒博士，您對文革期間發生的大量打死人的情況是怎樣看的？丁抒：文革中死人，有幾個高潮。第一個高潮是一九六六年的紅色恐怖，從六月份到八月份那一段，伴隨著抄家的是拷打，進而殺戮以"黑五類"分子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國大地上，從來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棒和皮帶。全國在這場紅色恐怖中被殺的，應該不下十萬人。
更多的人自殺了。在中國，甚至世界歷史上，還從不曾有過如此多的人在那麼大的範圍內，用那麼多的法子結束自己的生命。八月二十四日，作家老舍在太平湖投水自殺，接著，許多人選擇在太平湖了結自己。短短的一個星期之內，太平湖竟成為"殉難者的聖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這裡投湖。估計文革初期全國自殺的人數在十萬到二十萬之間。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的武鬥是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有的地方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引起當地軍隊的鎮壓，造成大批傷亡。武鬥需要武器，很多地方是在軍隊支持下明搶暗送，半送半奪，或者乾脆就開放兵器庫任意拿齲這一切，毛澤東是知道的，所以，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剋夫人的時候說："武鬥，兩邊都發槍，一共發了一百萬支槍吧。這一派軍隊支持這一派，那一派軍隊支持那一派，打。"
虐待俘虜是文革中武鬥的一大特色，武鬥中死亡者相當大一部分是被虐殺的戰俘。比如，河北雄縣三十八軍支持的那一派動用大炮攻打對立面，攻克對方據點後，將婦孺用鐵絲串起來，遊街之後，全部槍殺。
陝西安康縣武鬥中，亂打亂殺俘虜二百八十六人，包括用長矛殺戮，用刀砍，用石頭砸，用槍打，以致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安康縣甚至在一次審訊中活埋了十三個人。武鬥使人變野蠻，視人命如草芥。四川內江市竟然有人因為與人交換毛主席像章而發生爭執，拉響了一顆手榴彈，炸死二人，炸傷四十九人。
兩年多的武鬥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應該在三十萬以上。"清理階級隊伍"是毛澤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全國兩千多個縣，一個縣平均有一百多人死於清理階級隊伍。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有幾個大案子，每個案子都死了相當多的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指示在內蒙古抓"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黨），在整個內蒙古地區和內蒙古軍區有三十四萬六千餘人被審查，被揪鬥，被關押，其中四分之三是蒙古族人。因為刑訊逼供而終身殘廢的多達八萬七千一百八十多人，被整死的有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二人。
按照毛澤東"專政是群眾專政"的指示，各地都層層建立了所謂"群眾專政指揮部"。江西萬年縣委群眾專政指揮部所採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槓子、站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坐噴氣式、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襖、在太陽下曝晒等數十種。大黃公社一位女醫生被誣蔑為現行反革命，被揪出來，用電擊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據縣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和迫害致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整死的人數多於武鬥和文革初期的紅色恐怖。粗略估計，死於清隊運動的人數應當在五十萬以上。
記者：緊接著"清理階級隊伍"的是"一打三反"運動，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一打"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的破壞活動，"三反"是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丁老師請您談一下"一打三反"中非正常死亡的情況。
割喉管
丁抒：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運動是另一個文革期間死人的高潮，是當局所謂"依法"槍決反革命分子的高潮，也是文革十年間官方殺人的集中期。所以，文革結束後，最高人民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說，一九七零年代"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最為突出。寧夏錯殺的七十人中，一九七零年判處的就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錯殺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零年判處的就有二十二人。
槍決反革命分子之前，使反革命分子發不出聲音的作法在全國大行其道。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為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槍斃，在押往刑場前，他的喉管被割斷。海南島白沙縣槍決女醫士官明華之前，用一節竹筒塞進她的嘴裡，穿上鐵絲，紮在腦後，使她發不出聲音來。當局在槍斃遼寧省女幹部張志新前，也割斷了她的喉管。
據被誣蔑為"裡通外國"畫家韓美林回憶他當時在安徽淮南市，監獄中一殺人，就清晨四點鐘拉鈴，然後幾個高音喇叭同時播放樣板戲，凶神惡煞般的劊子手就進來拉人，他們用手一個一個的點："你！"，"你！"，"你！"，而後是驚天動人的哭叫，隨著是一陣懾人魂魄的槍聲。
"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這三場運動，一個連著一個，幾十萬無辜的幹部、群眾被打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成千上萬人致傷、致殘、致死。這場運動的非正常死亡數也應當在十萬至二十萬之間。
以上談的僅僅是文革中幾個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概而論之，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在二百萬，也許高達三百萬。
記者：丁抒博士以上談到的僅僅是在毛時代中非正常死亡人數最集中的幾個時期的情況，毛時代各個時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雖然背景不同，但都不會被歷史遺忘，其中相當多的人在他們含冤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甚至被剝奪了受到人們公開哀悼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