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中東和北非的形勢變化很快，尤其是在利比亞。今天我們就來談一下來自利比亞的衝擊波。
中共最近動作比較大
從中央可以看到，在2011年1月23號中共中央政治局開了一個會議，胡錦濤在會議上，要求加強國內網路的監控管理。在這之後，2月19號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在這個班上面，又反覆強調了對整個社會的管理，胡錦濤在這個會上講了話，其中第七點叫做「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信息網路管理，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健全網上輿論引導機制。」第二天，在同樣一個會議上，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也在研討班上講話，他講話的內容，在關於網際網路管理方面，強調要形成黨委統一領導、政府嚴格管理、企業依法運營、行業加強自律、全社會共同監督。總的來說，這個講話，不管是胡錦濤的講話還是周永康的講話，都強調了一點，就是加強黨的領導，黨委要直接來管網際網路的管理了，這是在中央這一級。
在各個地區，北京是抓了3個著名的律師：滕彪、江天勇和唐吉田，這3名律師是在一個聚會上面，討論如何去幫助盲人律師陳光誠，在這個之後被抓捕的。在廣州方面，維權律師劉士輝被人用麵粉袋套住，打了一通，雙腿被打斷。醫院檢查，應該是多發性骨折。結果24號又失蹤了。另外維權律師唐荊陵和獨立專欄作家野渡，也分別在家中被警方帶走。25號上午，另外一名廣州律師吳鎮琦，也被公安傳喚帶走。上海方面，律師李天天也被警方從家中帶走。湖北一名著名的選舉專家姚立法，2月12號被他所在的校長帶人強行綁架。雖然19號被短暫放回，20號又完全失去聯繫，可能再次被綁架了。安徽民主人士張林出獄沒多久，25號晚上6點離開家以後，10 點鐘就和外界失去聯繫，家人多方打聽，也不知道在哪裡。最新消息是山東大學的退休教授孫文廣，26號下午被警察帶走，而且還被抄了家。
最近被當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兩個不同的罪名刑事拘留的至少知道有4個人。沒有被披露出來的，沒有被報導出來的，還有被喝茶、被軟禁的更加是人數眾多，這是在警方。採取的行動就是大肆抓捕，這次抓捕範圍之廣，人數之多，也是近些年來極少見的。
喉舌媒體方面，對於這方面的報導是嚴格限制，唯一的例外是中共喉舌媒體《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2月25號寫了一篇社評《唯恐天下不亂者舉世難絕》。另外，對外媒也進行了打招呼吹風，星期五所有的外媒，在北京外媒都被北京市有關當局召集起來打招呼。雖然沒有明確說什麼事情，但是明顯的就是叫大家在報導的時候，要注意、要自律，講的是採訪報導的時候強調要遵守中國的法律，同時原來中國國新辦的主任趙啟正專門有個講話，就說中國不會發生茉莉花革命。在網際網路監控管理方面，最近這幾天之內，忽然五毛黨爆增，相當多的五毛黨在推特上，在微博上圍剿一些在網路上比較活躍的人士。這是中共整個回應。這個回應主要是回應中東、北非發生的民眾起義事件，尤其是在利比亞發生事件以後。
衝擊波下面臨的問題
中共針對中東、北非的事情，它現在面臨幾個大問題，第一個就是中國特殊論所面臨的衝擊。大家知道在中共搞改革開放30年以來，它一直是以中國特殊論來抵制所有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呼籲和要求。它認為中國有自己的一套所謂政治體制改革，拒絕國際上公認的普世價值。這一套獨特方式說明它就是在中共領導下對於具體操作層面上做適當的改良，其目的是加強中共的統治而不是削弱中共的統治。這是中共的一個所謂「中國特殊論」。
但是這個中國特殊論它並不是獨特的，其實中東和北非阿拉伯國家的特殊論就一直存在著，整個西方世界就抱這個觀點。當中東、北非這些國家，它的特殊論受到了最近突尼西亞開始的「茉莉花革命」衝擊以後，中國首先面對的就是這個特殊論，是不是在中國真的就那麼特殊，是不是人們普遍認為的言論、集會、信仰自由在中國就不能有。這是在理論方面對中共一直使用的一些藉口是極大的挑戰。
第二方面，中共面對中東的民主浪潮，它現在處於一個「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它和大部分中東的獨裁政權或者是獨裁領袖有長期的良好關係，當然其它國家也有一部分有同樣問題；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它又和現在襲捲中東的反暴政、爭取自由民主的民眾是相對立的，在意識形態上、在思想領域它是完全對立的，當民眾起來反對本國獨裁者的時候，中共就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
因為中共一向自封為第三世界的領袖型人物的，一般來說，第三世界國家是被中共用來對付西方民主國家的武器，但是當這些國家的民眾起來反對他們國家領導人的時候，中共的立場就處於非常尷尬的「兩難」境地了。當然按它的本性來說的話，它應該是出來支持獨裁者的，但是獨裁者很快要失去政權，失去統治地位時候，它公開支持這些獨裁者，它將面對的問題是怎樣面對推翻獨裁以後的人民。在中共的報導上面強調了混亂，強調動亂的因素，而故意避開民眾起義的實質。
第三方面就是利比亞的獨裁者卡扎菲，他在最近開始對民眾用實彈進行鎮壓的時候，他提到20 年前北京六四鎮壓，他是以這個作為榜樣，說為了維持他的統治他必須鎮壓，這樣就把中共一直想掩蓋的罪行，想讓大家忘記的罪行，重新擺在全世界面前，也就是這個傷口從來沒有癒合過，但是卻被卡扎菲撕裂了。
卡扎菲所謂效仿中共六四鎮壓學生，而對他本國民眾進行鎮壓，這點來說並不是偶然的。卡扎菲這個人和中共的關係歷來就不一般。我記得卡扎菲在69年上臺以後沒過多久，中國還在文革期間他就曾經訪問過中國。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他曾經還手舉著小紅書，上過天安門城樓。幾年前中共的喉舌媒體包括《鳳凰衛視》曾經對卡扎菲進行大肆吹捧，尤其是卡扎菲紀念他獨裁統治40年的紀念活動前後。吹捧的內容裡面有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其實是把中共現在的模式用中東卡扎菲式的社會主義方式來重新描述一遍，其中有一些語言就特別明顯。
有一種說法是卡扎菲的社會主義似乎已經成為較為適合阿拉伯國家的社會政治模式。它是把利比亞的政治模式作為對抗世界潮流，對抗世界普世價值，而又能夠維持穩定的一種因素把它提出來，作為中共現行體制的一個影像，一個拉伯版本的中共統治體制的樣板拿出來，來證明中共這種統治方式是合理的。
去年的《鳳凰衛視》的阮次山到利比亞做了一個專訪，訪問了卡扎菲本人，這裡它有兩個題目，一個是叫「專訪卡扎菲：利比亞為維護中國利益做了很多工作」；另一個是叫「卡扎菲：我的理論和毛澤東思想都嘗試消滅剝削與強權」，從這個專訪內容來看，它文字語言的描述對中國人來說太熟悉了。你看它在專訪的時候引用了卡扎菲所說的話，說「不是我在執政，是人民執政」。在這個專訪中描述說，爆發革命的時候，就是卡扎菲當時用政變奪取政權的時候，他說「人們住在帳棚和草屋中，現在住在樓房和別墅中」，你看這和我們中國講的改革開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一模一樣的描述嗎？然後說「利比亞人民建立的，是人民大會制和人民委員會制度」，這個和中國現在所說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高權力機構是一模一樣。甚至還用它的綠皮書和毛澤東思想進行過比較。
卡扎菲本人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的時候說，總體而言，綠皮書和毛澤東思想可能有不同的地方，人們認為有不同，他認為都是對消滅剝削，消滅強權，賦予人民自由而進行的嘗試。也就是說它是以人民的代言人，他來代表人民進行統治的。這個說法和中共的說法是一模一樣的。在這個解說辭當中，對卡扎菲的吹捧到了什麼程度？說是在利比亞，這3本綠皮書就像當年中國的《毛澤東語錄》一樣，是利比亞人手一本的綠寶書。
從中共媒體對卡扎菲的吹捧可以看出來是把卡扎菲作為中共發展模式的一個阿拉伯版本，是以人民名義進行的極權統治，經濟發展和政治壓迫的穩定，社會主義在特定條件下的發展等等，是以這個方式來展現給中國人的。
甚至在《鳳凰衛視》節目當中提到，它們到了利比亞以後，這個國家的幸福指數超出了《鳳凰衛視》攝製人員的想像。整個這一套是把中共證明它自己統治合法性的東西原封不動的對利比亞卡扎菲的統治進行一番描述。因此利比亞現在發生的革命，對於中共的衝擊很可能要大於突尼西亞和埃及變天對中共的衝擊。
還有一個比較長期的效應中共所要面對的，是中共對第三世界國家包括對非洲和拉美國家的援助或者是經濟合作的模式也面臨一個危機。因為中共跟這些國家的關係它有一個基本模式，這個模式就是利用這些國家的統治者或者統治集團的腐敗，用援助或者是對個人進行行賄的方式來拉攏政府或者是統治者，把中共在中國進行的掠奪性的發展模式輸出去。
這種輸出，一種是管理模式的輸出，就說中國在那裡建的礦山或者是企業僱用當地工人以後，用在中國大陸管理中國工人的方式，就是沒有工會、沒有權利、低工資，使得當地的工人和居民受到比以前西方公司在的時候糟得多的待遇，導致勞資糾紛不斷。另外一種方式就是直接輸出勞工，不僱用當地人，而從中國輸出工人，直接從中國運過去在當地工作，這就影響到了當地人的就業。所以當地人就發現，讓中共進入到這些當地企業以後，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就業率都沒有明顯的變化，沒有提高。
一旦和當地的工人或者當地居民發生衝突、發生問題的時候，它也是用中國國內的那些收買政府官員和收買統治者的方式來擺平，這樣實際上它走的比那些老殖民主義還要遠，因為老殖民主義他還有一個國內是民主自由的，因此他對殖民地的統治一旦反映到國內去的話，他會面臨一個國內的社會壓力。而中共在這方面是把國內的不民主不自由和對工人的壓榨，輸出到那些國家去，所以它完全沒有國內的壓力。
從中東、北非發生的事情可以看出來，一旦當民眾起來和它們當地的本國統治者發生對抗發生矛盾，甚至要改變統治權的時候，中共將會面臨的是完全和它對立的民眾。
如何應對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對於中共這些所面臨的問題，它以什麼來對應。從剛才我們所談的，中共最近動作比較大，它的這些反應可以看出來中共對自己和對目前形勢發展這兩項，它都沒有信心。從反應來看的話當然是過度反應，因為如果是真的就像趙啟正和《環球時報》文章所說的，就是中國沒有「茉莉花革命」而且也不具備「茉莉花革命」的條件的話，它完全可以不必大驚小怪。因為確實每個國家的事情最終是由本國人民決定的，外國的影響不會太大。就像這一次中東、北非所發生的一系列的事件，西方國家的影響其實是非常小的，它完全是本國的因素，儘管統治者會把它責怪成西方的影響。中共的反應其實也是一樣的，它的所有的反應主要是對國內的，即使是對西方媒體，它的最終目的還是對國內，所以它實際上是對國內自己的統治沒有信心。
一般來說，中共對形勢的估計，和國內一般的民眾，國外政府、國外的媒體對形勢的估計比較，中共最高當局的估計，其實要比這些人看得嚴重的多，因為中共它自己最瞭解它國內的統治是什麼狀況。
剛才講的19號所開的這個研討班，各個省市的頭目在北京開的研討班，它不僅是胡錦濤講了話，中共中央政治局19號那一天，它的常委全體都出席了開班式，而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也就是下一代中共領導人主持的會議。第二天的會議，周永康去講話的會議，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出席了。在胡錦濤的講話當中提到，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的總要求，以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突出問題為突破口。這個調子其實就可以充分看出來，中國社會現在不穩定、不和諧的因素是已經到相當嚴重的程度了，這也可以反應中共最高層對當今中國形勢的估計。
中共對這個形勢的估計，它的對應是什麼呢？當然從中央開會，各級黨委直接抓，也就是說重新加強黨的領導，爭取加強黨對整個全部局勢的控制。對民眾來說，它的基礎就是所謂的經濟發展和經濟成就，所以不管它把什麼拿出去都是說，現在國家強大了。除了這個經濟成就以外，在意識形態領域，在理論上，在政治制度上，在思想文化上，在宗教信仰上等等這些領域，中共實際上是一片空白。在這些方面它拿不出任何一個可以被稱為成就的，可以被世界認可的，甚至被中國的民眾認可的成就來。它的成就完全集中在一個經濟發展上面，而在其它的這些領域，稍微有一點活躍的，都是不被中共容忍而一再打壓的。
然而利比亞和其它中東國家現在發生的事情，正好說明單純的經濟發展，是無法保持政權穩定的。利比亞在2008年的時候，人均收入是1.6萬美元，但是利比亞存在的問題是分配的不公，嚴重的不公，也是少數人掌握了絕大部分財富。中國也是同樣的問題。
中國自古以來其實就是不患貧而患不均。當然這個不均在中國古代，它講的是一個均貧富的問題，而事實上現代概念的不均，已經不是中國歷史上均貧富的意義，而是分配上的公正合理。也就是說中國人並不認為經過辛勤勞動而致富是不光榮的，要去均它的貧富，而是認為通過政權，通過權力，通過父母的權力來不正當的攝取整個社會的財富，或者是攝取窮人的財富，這是不合理的。是一個不公的問題，而不是不均的問題。而這一點恰恰是中共幾十年「發展是硬道理」的結果，不是說中共沒有防止這個問題，也不是說中共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而是這個問題本身就是由中共的發展模式造成的。這也不是說臨時推出個鐵道部長劉志軍來當個替罪羊就能解決的問題。
《環球時報》社評當中有一段話，說中國確實有很多問題和矛盾，發展不平衡、分配不均等引發大量不滿，但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現有政治框架下主動呈現給輿論的，對於解決它們，中國社會已經形成政治決心，並在認真探討實施的路徑。你看它也承認有大量的不滿，但是就在承認有大量不滿的情況下，它連空頭支票都開不出來。
什麼叫「現有政治框架主動呈現的」？從這幾年發生的拆遷自焚、警察的暴力、宗教信仰的迫害；從鄧玉嬌、楊佳到最近發生的錢雲會，哪一個是主動呈現給輿論的？而且它連哪個主動呈現給輿論的都不敢說，這一句話連主語都拿不出來，什麼叫「中國社會已經形成政治決心」？誰是中國社會？誰形成了政治決心？是製造出這些問題和矛盾的當局，還是這些問題和矛盾的受害者，普通的中國民眾？沒有，都說不出來。也就是說空頭支票都開不出。說是還在「認真探討實施的路徑」。統治六十多年了，經濟開放也已經有三十多年了，20年一代人的話，都已經三代人了，統治者都進入第五代了，還在探討解決實施的途徑，而且還沒有主語。可想而知，中共現在就是手頭能夠解決這些問題，不要說決心，不要說能力，就是連誰來解決都沒有。
還說什麼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縱深，最終展現的是中華文明的穩定，說中國大多數問題都是發展舶來的。中華文明穩定已經被中共徹底破壞了。在中共的統治下，它是消滅了中國傳統神傳文化的基礎，消滅了傳統道德的穩定基礎，而建立了一個必須用謊言和暴力來維持的政權。它說「中國的大多數問題都是發展舶來的」，不對的，中國的大多數問題並不是發展舶來的，中國的問題是中共從西方最陰暗的角落舶來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所造成的。
那麼中共現在還採取的其它措施，是警察和國保到處抓人，而且沒有理由玩失蹤，連起碼的手續和表面的文章都不要了，這種臉面都不要了，還談什麼自信。在網路上就封鎖、操縱，從五毛黨的大批出現，到胡錦濤自己2006年訪問肯尼亞孔子學院的時候，唱《茉莉花》的錄像都要被刪除，就可見中共所用的還是老一套的方式，只是把它更加強了，來對付中東、利比亞的衝擊波。
劉項原來不讀書
這個問題的要害在哪裡呢？我們看就在昨天爆發了江蘇灌南萬人抗警，而這些人是沒有社交網站的，並沒有通過網路來交流，來組織；北朝鮮連網際網路都沒有，也發生了3個城市的抗議。我覺得任何國家發生事情，當然網路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是實際的因素仍然是在這個國家本身的矛盾所決定的。我記得晚唐的時候，章碣的《焚書坑》這首詩裡面最後兩句：「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對於統治者而言，這首詩最好的解，就是叫統治者防不勝防。秦始皇想用焚書坑儒來解決他統治持久的問題，結果造反者原來不讀書，至少他不讀儒家的書，所以防不住。改朝換代是天意，無論是東歐巨變，還是今天的中東巨變，都只能夠在事後進行分析而不可能事先預測，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我覺得對中國人而言，也許討論是否已經發生，或者會不會發生「茉莉花革命」，並不是那麼緊迫的，因為每個情況不一樣。突尼西亞和利比亞就不一樣，中國當然會不同，發生什麼事情也絕對不會叫「茉莉花革命」。我認為人所能夠做的，是個人做出選擇，就是說在大事來之前，如何不做中共的殉葬品，這才是對每個人最重要的當務之急。20年前的東歐人民拋棄共產黨，已經作出了回答，中國人也早晚要作出這個回答，但是每個個人現在就可以做出選擇。好，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