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2月22日宣布，將日本主權信用評級前景從「穩定」下調為「負面」，這是相隔近9年後該機構對日本國債的前景做出的調整。目前該機構對日本國債的評級在第三檔的Aa2。一般情況下，在一年半內如其評級對象沒有任何改善趨勢，則會下調評級。與此同時，穆迪還宣布將三菱東京日聯銀行、三井住友銀行和瑞穗銀行這三家日本大銀行的長期評級前景從「穩定」下調至「負面」。
將近一個月前，另一家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公司剛剛將日本國債評級從第三檔的AA下調至第四檔的AA－，這也是從2002年4月以來的首次下調。
兩家國際權威機構相繼下調日本國債評級，皆出於對今後日本的財政赤字都將處於居高不下的危險水平的預判，而至少在目前，民主黨對如何重建財政，根本還沒有明確的戰略思路。由於日本國會目前處於扭曲狀態，即執政的民主黨在眾議院佔多數席位，而在野的自民黨卻在參議院佔有多數。這樣的格局，使民主黨政府欲通過相關財政預算和財政改革法案，將遇到很大困難。實際上，因為日本新財政年度從4月1日開始，所以如果在3月底之前無法通過財政預算方案的話，民主黨就不得不考慮換首相，從而打破僵局了。但即便如此，也無法根本改變日本政府債務畸高的局面。
到今年年底，日本政府債務對GDP之比將攀升至204%的驚人水準，而其他發達國家基本上都在80%至90%的水平，僅次於日本的義大利是133%。一個大國的債務包袱如此沈重，這在戰後幾乎沒有出現過（只有英國在1947年到過240%）。評級下調就是市場對日本政府發出的明確警告，表達了對日本政府的不信任。從此前接二連三發生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例子中也不難看到，如果市場對某國的國債失去信心，則今後很可能引發一連串財政和金融危機。對本來就已在困境徘徊長久的日本經濟來說，兩家評級機構的下調評級不啻雪上加霜。
按照目前的勢頭，到今年年底日本的政府債務將上升至892萬億日元。而去年6月在加拿大多倫多20國集團峰會上，各國領導人均承諾於2013年將財政赤字減半。但日本財政狀況卻是如此惡化，甚至連續兩年新發國債居然都超過稅收，這當然只能使各國將日本「打入另冊」。日本政府雖然信誓旦旦地保證將在2020年使基本財政收支實現扭虧為盈，但據日本內閣府測算，欲達成這個目標，就須在此之前確保新增23.2萬億日元的財源。這就非得將民主黨政府撒胡椒面的財政政策完全推倒重來不可。除非日本政壇突然冒出一位強人，能力排眾議全力推進財政改革，否則上述目標只能是鏡中花，水中月。從民主黨政府目前的政策思路來看，根本看不出堅定推進財政改革的強烈意願。
要改善財政狀況，就需要新辟財源。以日本眼下的情況看，在面臨全球罕見的少子老齡化的局面下，唯一可以考慮的是提高消費稅。目前日本的消費稅是5%，而其他發達國家基本上都在20%左右，由此看來顯然還有上升空間。但從目前的政局看，提高消費稅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因為菅直人政權原本已岌岌可危，公眾對提高消費稅極為反感，引發提高消費稅的議論，無疑引火燒身。
由於日本財政重建的前景非常暗淡，所以日本國債的CDS（信用違約掉期）去年5月一度攀升至0.98%，此後雖曾在10月回落到0.52%，但到今年1月26日即標準普爾公司宣布下調前夕又反彈至0.79%。這一指標與國債的長期利率是直接掛鉤的。如此居高不下，日本政府顯然將要為國債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這又不免進一步惡化其財政局勢。
顯而易見的是，一個投資品種其評級偏低，預示著其風險也就越大，即無法如期償付的可能性在加大。於是，若不提高其利率水平，該投資品種顯然就會銷不動。例如去年春天希臘的國債評級被下調後，其利率就一下被升高到10%的驚人水平，大大抬高了雅典政府的籌資難度。
在市場上，投機商從來都是根據評級機構的評級決定買進或拋出某一個投資品種的。如今日本國債的評級走低，自然就導致其價格下跌，從而推高長期利率。令日本人羞憤交加的是，看國債的評級，日本在當今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中可說是「斯人獨憔悴」。因為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這幾個國家，無論在穆迪還是在標準普爾的評級中，都無一例外位居最高檔，就連正鬧主權債務危機的西班牙，其國債評級也高於日本，而日本還在被繼續下調，這怎麼不讓日本人憋屈？尤其是美國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後其國債居然仍位於第一檔，日本人覺得簡直無法接受。但日本的抱怨無濟於事，由於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所以投機商還是看好美國的國債，看好美國經濟恢復的前景。
在菅直人內閣支持率一路走低的背景下，日本國債如此被看淡，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