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上海大學教授）：中國古代的問題不是一個文化問題，更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說白了是一個制度問題。
帝國是王國的合併，它不可能是原來王國的簡單相加。它要考慮政治中心的統治力如何能夠達到最邊遠的界限。在古代，帝國都會出現一個對王國制度的根本性的革命。這樣才能夠與帝國的規模相統一。在近代美國出現以前，疆域寬廣的帝國規模的國家無不走向中央集權。這不是哪個人、哪個皇帝的問題，而是這個制度的必然規律在推著它走向中央集權。
中國是比較早地走向帝國的，在走向帝國的過程當中，秦始皇做了一個開天闢地的事情：廢了封建，立了郡縣。到目前為止，我們中國人沒有走出兩個人定的制度，一個是在公共生活當中，秦始皇定的郡縣制；還有在家庭生活、倫理生活方面，人與人橫向方面，沒有脫離周公的宗族制。這兩個人到現在還在制約著中國人的生活。因為知識份子往往強調立德、立言、立功，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建立制度的能力，所以才把立制排除在外去立德、立言、立功了。
中國兩千年來制度的核心，就是封建與郡縣的糾葛，事實上就是從秦始皇立郡縣破八百年的封建以來，後邊兩千年一直在爭論，一方面涉及到客觀的制度層面的安排，到底是周代的分封天下合理，還是秦始皇的郡縣制合理，這是一個客觀問題。還有一個主觀的價值問題，到底封建是天下為公，還是郡縣是天下為公，至少是唐代，我們還能讀到柳宗元的《封建論》，柳宗元是贊成封建制的。可見，封建和郡縣是確確實實的中國問題。
如果尋找中國的政治問題的話，這個問題之一就是封建和郡縣的關係問題。這實際上被後來的教條主義遮蔽掉了，它把人類發展說成是五個階段，把秦始皇以來一直到五四命名為封建社會。現在大家都知道這是有爭論的，這兩千年是郡縣制，很難說是「封建社會」。
易中天《帝國的終結》裡抓住了這個核心，就是秦始皇那個時候立郡縣，開天闢地。而且兩千年裡，一直沒有終結對這個問題的探討。雖然到唐代的時候，有柳宗元這麼雄辯的人為它辯護。但到明末清初的時候，大家又把這個陳年老賬翻了出來，明末清初面臨天翻地覆的大變化，三百年明代江山滅了，最後建立起來的也不是農民政權，而是滿族政權。那時候南方三個知識份子堅持抗戰，堅持到最後，堅持到康熙時候，都不肯下山，不願入清朝做官，這三個人當中，就有人探討，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大的事變。我覺得，思想家顧炎武對這場天崩地裂大巨變的反思是超越同時代人的。現代大家知道的，就是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點，他超脫了朝廷興亡這個狹隘的眼界，可是到了畢業歌中成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了，殊不知顧炎武的這個「天下興亡」就是破這個「國家興亡」的。
顧炎武的另外一個在中國思想史上突破性的、天才的貢獻，他不知道那個時候英國發生什麼事情，美國正在醞釀什麼事情，完全是靠本土的政治起伏、制度興亡的邏輯，獨立地達到了一個新的認識，就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出路在寓封建於郡縣之中，我想這是中國古人能夠達到的最高認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