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沃達豐(Vodafone)。中東地區的革命浪潮使得獨裁者的權勢要麼搖搖欲墜、要麼已被粉碎，而許多與這些獨裁者有瓜葛的人，正被迫對這類瓜葛作出解釋。很少有哪個領域的組織能做到不與獨裁者打交道。如果你只跟民主國家做生意，那麼世界許多國家的大門將對你關上。
說起來，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er Gaddafi)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我的僱主。利比亞投資局(Libyan Investment Authority)持有培生集團(Pearson) 3.27%的股份，而英國《金融時報》隸屬於培生。依照最近聯合國制裁利比亞的決議和英國政府制裁利比亞的命令，培生凍結了這些股份，還宣布不會向利比亞投資局發放股息。
培生首席執行官瑪喬麗•斯卡爾迪諾爵士(Dame Marjorie Scardino)表示，利比亞投資局能夠參股培生一事「十分令人反感」，但她補充說：「我們不能選擇股東，是股東選擇我們。對此，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十分有限。」
的確如此。上市公司不能選擇股東，企業也往往不能選擇客戶，在消費品行業尤其如此。如果專制統治者想要購買你生產的車或手機，那你很難阻止他們。
即使是在能夠挑選客戶的情況下——比方說，你是一家公路或鐵路建造商，或是一家當地工廠的機械供貨商——也常常存在說得過去的理由在流氓國家做生意：經濟發展和通訊的改善往往能推動政治改革；你支付的工資可能比當地僱主多；即使你不在那裡做生意，也有道德還不如你的人去那裡做生意。
但你的底線在哪兒？你會不會像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同意的那樣，在利比亞培訓專業人士和公職人員？堅持原則的底線要求你說不，務實（而未必違反原則）的底線會告訴你，只要你能藉此機會說服你的學生們接受民主的優點就行。
你可以說，最起碼，企業自身不應助紂為虐。北京方面要求谷歌(Google)在中國對自身內容進行審查時，這家有著「不作惡」(Don’t be evil)口號的公司決定遵守，理由是給中國用戶提供一些信息總好過一點信息都不提供。
去年谷歌受夠了，決定用位於香港的、不對內容進行審查的網站向中國用戶提供服務。
這一舉動產生了一些後果，谷歌在中國的市場佔有率出現下降，不過北京方面還是更新了谷歌的網際網路內容提供商(ICP)許可證。
雅虎(Yahoo)的案例更嚴重。2007年，這家網路公司與中國兩位親民主記者的家人達成庭外和解。這兩位記者都被判處十年徒刑，而雅虎曾向中國當局指明了他們的在線活動。事後，雅虎對此作出道歉。
今年反抗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權的民變達到高潮時，英國行動電話運營商沃達豐也嘗到了苦果。沃達豐奉埃及政府之命關閉了移動網路，而該網路是抗議者的關鍵工具之一。沃達豐的服務曾一度恢復，但埃及政府隨即藉助該網路發送宣傳消息。
沃達豐為自己辯解時說，它曾對埃及政府要求它發送公告的命令表示過抗議，還補充說：「這些消息並沒有被任何一家移動網路運營商加密……我們明確表示所有消息都應當透明、都應當能夠清晰地溯源到發送者。」
沃達豐說，即使該公司當時不關閉網路，埃及當局也能親自動手關閉——這樣的話，恢復服務將需要耗費更長時間。沃達豐還擔心，如果不執行命令，該公司埃及員工的安全可能會受到影響。
最後一點似乎尤為嚴重。但埃及政權當時已搖搖欲墜，為了沃達豐的聲譽，讓政府親自動手關閉網路豈不更好？
很少有公司能一直正確行事。為企業原則而戰的戰鬥每天都會發生，但如果你對自己企業不能跨越的底線有著堅定的認識，那麼這一戰鬥就會容易起來。
每一個組織都需要意識到自己的底線在哪兒。這個底線可能是決不助紂為虐、或決不讓反政府人士陷於險境，也可能是如沃達豐所說的，將員工安危置於首位。
所有與壞人打交道的組織都該自問這樣一個問題：如果這個政權垮臺，我們該如何解釋自己的所作所為？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最近幾週的事件告訴我們，可能的確會有這麼一天你不得不作出解釋。人類對自由的渴望是普世的，地球上沒有哪個獨裁國家是不可動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