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皆商」
經商大潮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初悄悄興起的，起初是「無正當職業」的人在搞，到了1988年，就已經熱成了「全民皆商」，有民謠為證：「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原來自恃甚高的機關幹部和甘於清貧的教師，也有不少人加入了經商的行列，「停薪留職」是時髦話語，「下海」是有本事的標誌。
翻翻當年的報紙，可以看到「教授賣香菸」的新聞，其實這種新聞當時並不稀奇。一個在某學院當老師的校友突然來找我，是想看看我有什麼關係能幫他推銷掉一批綢被面；一個在某中學當老師的同學廣發求助信，是想讓大家看在當年同學情分上幫他推銷自編的教材；而我的一個教師同事，夫妻兩人業餘開了個小小的餛飩店，起早摸黑地忙碌……
那一年，海南從廣東省劃出來單獨建省，要建一個新的經濟特區，一時出現「十萬人才下海南」的情景。我身邊的年輕教師都很動心，覺得與其當個窮忙的中學教師，還不如去海南闖一闖。但這純屬「秀才造反」、「紙上談兵」，心動並沒有變成行動。讓大家決心動搖的一個因素是報上說，很多大學生到海南找不到工作，流落街頭擺地攤。
「全民經商」的年代，公司多如牛毛，但多數是「皮包公司」。多如蝗蟲的「經理」夾著皮包奔走四方，把物資在上家下家之間倒來倒去，賺取差價。這樣的所謂做生意，其實靠的是權力和關係，因為那時實行價格雙軌制，如果有關係，能把計畫內的「平價」貨弄到手，再「議價」賣出去，就能大大賺上一筆。能做這種生意的，當然要有官場背景，於是「官倒」一詞流行。1988年，國家取消價格雙軌制，放開了物價管制，使官倒的活動空間大大縮小，但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是物價開始飛漲。
商店的東西幾乎被買空
物價其實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就一直在漲，但像1988年那樣的漲法卻大大超出了人們的想像，食品和各種生活用品普遍漲價，有些東西比如豬肉和電風扇，幾乎過幾天就是一個新價格。這種漲法引起了普遍恐慌，於是便出現了搶購風潮，柴米油鹽和日常生活用品，都成了搶手貨，有些商店的東西幾乎被買空。
8月下旬，搶購達到高潮時，上海等地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恢復憑票供應生活必需品的老辦法。我的學生告訴我，那時他們全家出動輪班排隊買米，排一次隊可以買100斤，家裡全是米，還做了個糧倉，後來來不及吃，爛了很多。有的人家一次購買的西湖牌肥皂用了很多年，最後都縮成了又黑又硬的一小塊。有的人家此後幾年沒有再買油、鹽和醬油之類。我的一個親戚當時買了許多棉內衣，一直到今天還有沒穿過的放在衣櫃裡。我的鄰居大媽買了很多捆粗糙的手紙，後來的幾年中我就常常看見她搬進搬出晒手紙。
搶購風潮裡也有無動於衷的人，一種是像我這樣工作沒幾年的人，沒錢，不摻和那個熱鬧。另一種是像我父親那樣的人，他們堅信計畫經濟能夠調控一切，物價一定會回落並穩定。我的一個同學告訴我，他父親當時還召開家庭會議分析形勢，認為現在大家買了過多的東西，以後再生產出來就沒人買了，那麼物價就會下降，而且國家也一定會讓物價回到原來的水平，結論是要把錢捂著，等降價時再用。老頭子們的分析頭頭是道，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那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
當時有民謠曰：「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富了擺攤的，苦了上班的」。那時我在當教師之外，還兼著工會副主席和教工團支書的工作，應光棍弟兄們的要求，厚著臉皮去和某女青年較多的工廠聯繫搞聯誼活動，結果碰一鼻子灰，對方說：「我們廠的女工不喜歡教師。」其實，女孩子們是不喜歡教師的低收入。在物價飛漲時期，工廠比較靈活，可以增發幾百元的獎金，但教師每月只有那一百多元的「死工資」。
開導人心的「青年導師」
人心浮躁不安之時，需要得到開導，於是「青年導師」應運而生，他們遊走各地，一場接一場地為青年人作報告，談理想、信仰和價值觀，媒體對他們的精彩演講及時進行報導，一時顯得很有轟動效應。但理論並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在蛇口這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青年教育專家」李燕傑和曲嘯就遭遇了蛇口青年的質疑和反駁，鬧出了一場「蛇口風波」。當時蛇口的領導人袁庚非常開明，他說：「我們不歡迎教師爺式的空洞說教，聽不得不同意見，甚至要問你是哪個單位的？叫什麼名字？這種作風連我這個老頭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會歡迎的……對那位被追問姓名並上了什麼材料的青年人，我們一定要加以保護。」風波於是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