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編者按：文革中有多少夫妻翻臉，父子斷絕關係，師生反目為仇，家人大義滅親，種種不可思議的悲劇，人們被逼做出醜陋自私的抉擇，失去最起碼的人性，而此文為何方的口述歷史，講述文革時對張聞天師長的揭露經過與懺悔。
「我一再說我今生犯了兩大錯誤，一個是在延安搶救運動中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再一個就是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
88歲的何方1922年出生於陝西臨潼。1938年進入延安五期抗日軍政大學，1945年抗戰勝利後，隨「東北幹部隊」進入東北，先後在承德、哈爾濱、雙城、東豐、遼陽等地工作。1949年被任命為遼東省青委副書記，時任遼東省委書記的張聞天發現何方的「文筆不錯」，將其調至身邊。從此，何方開始跟隨張聞天工作。
兩人的最後一次相處是1959年廬山會議後，何方去張聞天家中看望在廬山會議上「出事」的張聞天，自此一別，直至張聞天被迫害致死，有著「師生之誼」的二人再也未能單獨見面。
如今，年屆耄耋的何方回憶起往事，更多的是對張聞天的懺悔和贖罪，讓他一直耿耿於懷的就是那次對張聞天的「有份量的批判」。
與張聞天最後的談話1959年7月初，中央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議題為總結經驗，糾正「左」的錯誤。張聞天參加了會議，這次參會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廬山會議本來跟我毫無關係，我也並不關心會議情況，還是像往常一樣，只是作為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和張聞天的一個助手，從發給外交部和張聞天本人的文件電報中挑出應當給他看的，交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局送到廬山。
廬山會議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我得知這一消息後大為錯愕，充滿擔憂。可以說，廬山會議猶如晴天霹靂，中斷了我緊張的工作和平靜生活，開始接受飛來的橫禍和連續二十年的煎熬。
8月20日，張聞天回到北京，當天晚上我便去看了張聞天，還陪他們夫婦在院子裡散了一陣步。我們談話時比較輕鬆，張聞天本人都沒想到事情會有那麼嚴重，還照樣嘻嘻哈哈的。他說，以後不讓做這種行政工作也就算了，研究國際問題來安度晚年也好，甚至還談到以後不再跳舞了，說是你們要戒菸，我要「戒舞」。
他哪裡知道，怎麼能讓一個被認為「裡通外國」的人去研究國際問題呢?而「安度晚年」也只是奢侈的幻想!我當時說，你是搞外交的，幹嘛對國內問題發起言來了?他的回答是，這就是韓愈說的不平則鳴，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不是常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嗎?說著還做出失足狀。談話間，通訊員送來了毛澤東的信，上面寫道：「我以極大熱情歡迎洛甫同志這封信。」他看後顯得很高興，並順手交給我看。我告辭時還說過幾天再去看他。哪知這竟是我向景山後街甲1號的最後告別，也是和張聞天的最後一次談話。
第二天，就開始通知開會批判了，緊接著外事會議一開，不但禁止我去張聞天家，而且連留在那裡的行李和文具都不能自己去取，只能由外交部派車、由蕭揚幫我打點運回。
當時我雖然大吃一驚，卻仍沒有看到問題的嚴重性，更沒想到會影響自己一輩子。我當時心裏想的主要是兩個，一個是為張聞天的命運而惋惜，另一個是也想到自己，根據過去的經驗，知道一定會受牽連，但又以為沒什麼了不起。由於要嚴守紀律，我自然不會告訴妻子，所以連她也沒感覺出來。
過了幾天，召開外事會議，會議開始後，結合文件的傳達，大家開始揭發批判，說不限時間，一定要把這次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接著張聞天檢討，會議開始了批判。這一來，好像一下揭開了油鍋蓋，一些部門的黨委委員和駐外大使爭相發言(看來事先有安排，一些人好像有備而來)，其火力之猛烈和氣氛之緊張，實在是我生平所不曾見過。
這樣大轟大嗡了可能一個禮拜左右吧，每天去中南海開的外事會議就慢慢降溫了，會議內容也變得很單調，只是集中攻擊張聞天的「裡通外國」問題。最後除主持人和會議記錄外，就只剩下張聞天夫婦、我們幾個有干係的人和專門安排的一小批支撐門面、找岔子、施壓力的積極份子了。
別看人數減少了一大半，但張聞天的壓力反而更大，因為內容轉到他最感痛苦的「裡通外國」問題上去了。據他的夫人劉英後來說，她以前沒見過聞天落淚，這時卻看他不住地流眼淚。拖拖拉拉開了大約兩三個禮拜的會，由於張聞天要住院動手術，也只好停開了。後來再和軍委擴大會一起聽了幾天中央領導的講話，外事會議就正式宣布結束，反右傾的批鬥戰場也從中南海移到了外交部。
我揭發張聞天批判張聞天的外事會議一開始，我就發現自己對這場鬥爭的認識和思想準備實在差得太遠了。
外事會議開始後，陳毅曾向外交部全體黨員幹部作了一次傳達廬山會議精神和動員反右傾的報告。報告相當溫和，還特別講到對張聞天身邊工作人員的態度問題，說應該根據各人的情況，不能因為跟張聞天工作就受株連，我們不搞封建社會那種瓜蔓抄，要不然以後還有誰敢給我們當秘書?對我來說，聽了這幾句話，等於吃了一顆定心丸，以為這次運動會比較文明些。可是事實很快就粉碎了我的幻想，不但會上會下壓我揭發張聞天，要我對跟毛澤東還是跟張聞天做出抉擇，而且生活和行動也受到一定管制，例如晚上服用安眠藥得由辦公廳主任韓念龍經倪立羽每次給一片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我展開了激烈的思想鬥爭。首先我必須強行轉換一個觀念，就是毛澤東和三面紅旗都是正確的，我和張聞天過去看到的都是局部現象，以偏概全。但是對張聞天反黨反毛澤東，我的腦子還是轉不過彎來，雖然有些和我關係較好的老同志，如姚仲明等，給我講過去的歷史，可我在與張聞天十多年的相處中就是找不出「反」的證據。不管找得出找不出，當時直接面臨著在毛澤東黨中央和張聞天之間的抉擇。無論從什麼角度說，我都只能選擇跟毛澤東這一條路。
最後還有個個人過關問題，凡參加過政治運動特別是挨過整的人，都會感受到過關之難。就是這次廬山會議，我看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檢討交代，也都是翻箱倒櫃，真貨假貨一起向外倒，除「裡通外國」外，真是要什麼給什麼，像我這樣的小幹部還有什麼好顧慮的呢?所以經過三四天的思想鬥爭，我已「豁然開朗」，下決心同張聞天劃清界限，站出來揭發批判張聞天。
決心既下，於是就要決定揭發的內容和揭發的尺度了。大家對我的期望值最高，認為與會者以至在整個外交部，除劉英外，只有我掌握的「材料」最多。我壓力之大，可想而知。這一切又只能自己一個人想，不能和任何人商量，最後自己內心定了這麼幾條：一是可以隨大流無限上綱，但決不捏造事實;二是盡量多講反對三面紅旗的言論，不講或少講外交方面的問題;三是自以為關係重大、人們又無法得知的事情，就堅決不說。其實，這幾條也只是當時大概的想法，沒有也不可能做出嚴格分類，不過實際上還真是這樣做的。
我的揭發內容，現在想來並沒什麼了不得，反倒證明張聞天的正確。例如大躍進是大轟大嗡，比例失調如何嚴重、許多東西都買不到;大煉鋼鐵得不償失、煉出來的不是鋼是燒結鐵;放衛星是胡鬧，討好領導、造假成風;區大姐(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區夢覺)說廣東已經出現餓死人的事等等。
這些話現在看來無所謂，但在當時講出來還是很嚴重的。我的錯誤不但在於揭發出了這些私下談話(多是我們一起散步時的議論)，主要的還是把這些〉〉1970年11月，何方在外交部上高「五七干校」磚廠豬圈。圖片由何方、宋以敏提供上綱為反對三面紅旗，反對群眾運動，和毛澤東對著幹。特別是我提到餓死人的問題，更引起人們的聲討，說是造謠。因為直到這時，外交部還沒有人意識到中國社會經濟已進入三年困難時期，而認為是形勢一片大好。
我現在實在想不起我的揭發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但作用和影響卻不是一般人可比。這是因為第一，沒有人能夠揭發出這麼多和這麼具體的問題;第二，我是被視為張聞天「親信」的。所以當我的發言一結束，會議主持者就說：「洛甫同志，你已經眾叛親離了!」
看得出來，張聞天對我的發言是有幾分憤怒的，「文革」以後，劉英還告訴鄧力群，聞天對何方的發言感到非常難過，心裏涼了一半。其實我在揭發的時候心裏也很難過，思想鬥爭很激烈，後來也一直為這件事後悔，直到現在也沒有解脫。由於此後我再也沒能見到他，所以就永遠失去了當面檢討的機會，只能想別的辦法贖罪補過了。這也是我進入耄耋之年才改行學習黨史和研究張聞天的原因。
但是我的揭發還是有保留的。有些我認為關係重大又只是張聞天和我兩個人談的，我就沒揭發，主要是涉及毛澤東的問題。例如他跟我談《新民主主義論》對國際形勢特別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估計不正確或者已經過時;對1954年毛澤東批評沒有及時突出臺灣問題不以為然，說不應該急著解放臺灣和爭當反美先鋒，還是先把大陸上的事情辦好，臺灣被日本佔了五十年，中國還不是中國等等。我沒講這些當時認為屬於尖端問題的原因，倒不是為了保護張聞天，主要還是怕說不清楚，麻煩越惹越多。所以這並不能減輕我在揭發張聞天問題上的罪責。因為我是張聞天最親密的人之一，我的揭發和別人不一樣。所以我確確實實錯得嚴重了，人應該承認錯誤。
第一次與張聞天談話現在回想起來，我和張聞天同志的第一次談話是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前。大概是1941年4、5月間，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領導通知下來，說洛甫同志要找一個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時間比較長的幹部去談話，領導上研究後決定讓我去。於是我就按照規定的日期和地點，早飯後一個人到了楊家嶺張聞天的住處。由於事先已有安排，所以我就通行無阻地被領到張聞天住的窯洞裡。那時他和劉英的窯洞有相通的兩孔，像住房的套間一樣，裡間住人，外間辦公。我進門後，他們夫婦一起見我，張聞天就問起了抗大的教學情況和我對學校教育的意見。
在我匯報後，他提出過去那種學習是不是離實際遠了一點，因此今後需要改變，少學點馬列主義書本知識，多瞭解一些實際問題，比如把在學校學習的時間縮短，盡快到實際工作中去，著重在實際中學習。
他的談話帶有對過去學校教育過多否定的意思，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時我才十八歲半，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毫不客氣地把他的意見給頂了回去。我認為抗大過去的做法還是對的，馬列主義還學得不夠。因為新參加革命的青年，不多學點馬列主義，怎麼能樹立起革命的人生觀呢。很明顯，張聞天的主要目的是調查研究、瞭解情況，並沒想完全說服我，只是和顏悅色地交換意見，所以談得還挺好，一直談到勤務員已經打來午飯的時候，他們就留下我吃飯。
從楊家嶺回來，大家都問我談了些什麼。聽我敘述後，他們也搞不清是什麼意思。直到後來我改行學習黨史，才領悟到這是張聞天要緊跟毛澤東的表現。根據張聞天整風期間所寫的《反省筆記》上講，大約從1940年起，毛澤東就老是批評他主管的宣傳教育工作，張聞天找我談話時說的，已經流露出毛澤東要「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意思。不過我的感覺還是太遲鈍，不但當時，就是事後也沒把這次談話和很快就開始的整風運動聯繫起來。
參加起草張聞天悼詞我曾一再說，我這一生中犯過兩大政治錯誤，一個是1942年延安搶救運動中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一個是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這就一直是我思想和精神上的兩大包袱。1978年春天，我從干校回到北京探親，打聽到張聞天夫人劉英已回到北京住下，並且還和鄧力群談到我，說我在1959年外事會議上的發言，曾使她和聞天大吃一驚。這更加重了我的負罪感，所以我沒敢貿然去看她，而是先寫了一封信試探。
在信中，我作了一個簡單但真誠的檢討，並且問到能否去看她，以便當面向她謝罪。很快，劉英就回了信，歡迎我去看她，還說不要作什麼檢討。收到信後，我立即去看了她。一見面，我先作檢討，說對不起她和聞天同志，辜負了他們兩位十多年的教導。由於二十年不見，又感到羞愧和對張聞天的懷念，我這個很少失聲痛哭的人，那天竟失去控制。但劉英卻不同意我作檢討，反倒認為他們連累了我，跟著他們吃了苦，還影響了前途。從此我同劉英恢復了來往，而且經常見面。
（作者原以毛主席稱呼毛澤東）
